“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由三千名来自北京高校和中学的学生组成的合唱团，首先唱响的是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

这首经典革命歌曲诞生于1963年，它是时代的产物，又以其对党的由衷礼赞而超越了时代。鲜有人知的是，在这首歌曲的创作与流传史中，雷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歌名最初被称为《雷锋之歌》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即全国掀起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雷锋生前有记日记的习惯，今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了9册雷锋的日记本，时间跨度从1957年至1962年。1963年4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雷锋日记》，这是了解雷锋的心路历程最重要的材料。在《雷锋日记》问世前，沈阳军区机关报《前进报》曾摘录发表过一些雷锋的日记，并被其他报刊转载，但随着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热潮的掀起，这些日记片段已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雷锋日记》便应运而生。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雷锋日记》中的一些名言警句在中国家喻户晓，并且流传至今。如1961年10月20日，雷锋在日记中写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而在1960年1月18日的日记中，雷锋在新兵连写下了对自己的期许：“愿你做暴风雨中的松柏，不愿你做温室中的弱苗。”

在1960年1月18日的日记中，雷锋还写下了一首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上海实验歌剧院的作曲家朱践耳读到这首诗后，深为感动，为之谱曲，发表在1963年2月21日的《文汇报》上。

找寻到当时的《文汇报》，读者可以发现这首歌的名字叫《雷锋之歌》，关于词曲作者的信息则是这样写的：摘自雷锋日记，践耳曲。朱践耳当时认为这首诗是雷锋的作品。雷锋的日记不只是日记，也是学习笔记，读书是雷锋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他常在日记中记下读完某书某文的感受，也会摘录一些他认为重要的片段，有时标出来源，有时不标来源，这样便不容易判断一些文字是否由雷锋所写。

雷锋在日记中常将党比作母亲

朱践耳之所以将《唱支山歌给党听》认作雷锋所写，原因也许在于《雷锋日记》中几乎随处可见的将党比作母亲的文字。

1960年，对于20岁的雷锋来说是圆梦的一年。这年1月8日，雷锋参军入伍，这是他多年以来的梦想；11月8日，雷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回顾了此前的人生经历：“我在九死一生的火坑中挣扎和盼望光明的时刻，您把我拯救出来，给我吃的、穿的，还送我上学念书。我念完了高小初中，戴上了红领巾，加入了光荣的共青团，参加到了祖国的工业建设，又走上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岗位。在您的不断培养和教育下，使我从一个放猪出身的穷孩子，成长为一个有一定知识觉悟的共产党员。伟大的党啊，您是我慈祥的母亲！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您的，我要永远听您的话，在您的身下尽忠效力，永做您忠实的儿子。”

雷锋七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成为孤儿。雷锋的童年未曾感受到母爱的温暖，他切身感受到的是党将他从旧社会中拯救出来的恩情，党使他有机会为人民服务，他也视此为幸福的根本来源。

1961年7月底至8月初，雷锋出席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8月3日的日记中，他记下了一件小事，雷锋作为代表获赠一斤苹果，他想到了自己在旧社会无依无靠的日子，“总觉得现在的党和人民胜过自己的亲生父母，对我太关心了”，他想自己“不能忘记为人民而负了伤的阶级兄弟”，“于是我把这份苹果又转送给了住在卫生连的伤病员同志，自己虽然没吃着，但是心里比吃了这斤苹果还要甜十分”。

对于经历过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人们来说，雷锋的文字具有强大的共鸣力量。朱践耳也是在这种共鸣中，以充沛的感情短时间内完成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谱曲工作。这种共鸣力量，我们还可以在其词作者和演唱者中找到。

翻身农奴的女儿将这首歌唱遍大江南北

196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电影《雷锋》。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运输连战士雷锋运送抗洪物资到防汛指挥部，临走前偷偷留下了一百元捐款，指挥部的首长发现这笔捐款后，找到雷锋询问是不是他捐的，雷锋点头承认，首长拒绝接受这笔捐款，希望他拿回家用。雷锋表示党就是他的家，雷锋说服对方接受捐款后，开车回去，这时音乐缓缓响起，一个男高音唱起了《唱支山歌给党听》。

这位男高音歌唱家是胡松华，《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原唱。一些文献称首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也是胡松华，现在可以确认这首歌是由上海实验歌剧院的女歌唱家任桂珍首唱，在其六十多年的从艺生涯中，她在一系列上海歌剧院制作的革命题材歌剧中担任主演，其中最知名者是上海歌剧院版的第一代“江姐”。

对于今天的听众而言，《唱支山歌给党听》已经成为藏族女歌唱家才旦卓玛的代表作，而她与这首歌结缘的地方也在上海。

1963年的一天，上海音乐学院学生才旦卓玛，在由食堂回宿舍的路上，从校园广播中第一次听到任桂珍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她找到自己的老师王品素，希望老师能教她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唱出了她的心声。才旦卓玛出生在西藏日喀则的一个农奴家庭。在农奴制度下，农奴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农奴主手上，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为农奴主耕地终生，而自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农奴主不仅可以任意买卖农奴，并且任意对农奴实施种种严酷的刑罚，鞭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种刑罚。

1959年，党领导西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百万农奴大解放，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人民当家作主，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西藏历史的重大时刻。才旦卓玛和许许多多藏族同胞的命运都被改变了，他们从心底里感激党。

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才旦卓玛第一次在校园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便获得了成功，这个节目获选在1963年第四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演出。而在“上海之春”的表演，又为她带来了一年后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表演的机会。

山歌是人民的心声

1964年，才旦卓玛在《东方红》中演唱《百万农奴站起来》时，朱践耳已经辗转得知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作者。

1958年是“新民歌运动”大火的一年。“新民歌运动”不仅鼓励收集民歌，而且鼓励广大工农兵创作民歌。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都辟出大量版面刊登工农兵创作的民歌。在这年6月26日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一份不定期出刊的报纸上，刊登了署名为焦萍的三首诗，其中一首是《唱支山歌给党听》。1962年，这首诗又被辽宁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入《新民歌三百首》。

这位焦萍是谁？原来，他的真名叫姚筱舟，他在1958年写下这首诗时，是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一位技术员，焦萍是他的笔名。终日与矿工打交道，姚筱舟听到了许多矿工的故事，记下了许多矿工自编的顺口溜，有了这样的积累，姚筱舟也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创作出了《唱支山歌给党听》。

雷锋在抄录姚筱舟的诗时，做了一些修改，如原诗“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这处改动无疑使诗歌的情感力量更加强烈了。《唱支山歌给党听》成为经典后，又有了一些续作，如才旦卓玛日后演唱的《再唱山歌给党听》，姚筱舟晚年写了《永唱山歌给党听》。

时代变换，“山歌”这一意象却不变。回溯我们的音乐传统，真正具有人民性的赞歌，来源于山歌，来源于劳作于田间地头、谋生于江海之畔的百姓的民歌。山歌是人民的心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山歌是献给亲人的歌，“我今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

《唱支山歌给党听》等歌曲之所以经久不衰，不仅在于其抒情性，更在于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取得的成就，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才旦卓玛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上海读书时，学校组织学生到浦东劳动，那时浦东还是一片田地，而今阡陌隐去，高楼林立，天际线上，霓虹闪烁。对于未曾亲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人而言，自身经历的改革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足以证明党的伟大光辉。

作者： 陈彧之 【编辑:田博群】
转载自中国纪检监察报（cns2012)
综合(田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