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和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握手的照片传遍全世界的时候，我还是个中学生。从此世界格局飞速地改变了；中国慢慢地走进了世界。
十三年之后，1986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主任汤池先生在首都国际机场握着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的高居翰先生的手介绍我说：这是您的翻译曹星原。从此，世界上一粒微尘般渺小的我的生活被抛进了中美之间起伏不定的历史大潮中；用尽力气，不断努力，只是希望能够把握住自己的人生。
汤池先生
“一将功成万骨枯”说得精辟啊！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身不由己地被社会浪潮挟裹着，抛起、落下。也许这就是人生过程的诱人之处，既有处于高潮巅峰的无法抑制的亢奋，更有突然落入谷底的不甘和奋力崛起。包括那些掀起巨浪的人，常常在最后反而被巨浪的力量征服；但是很多人都会奋起，再被征服，再奋起...往复循环，就成了我们说的历史。
最近几个月，普天之下无处不疫。宅在家里翻检收拾东西时，找出当年高居翰在跟我结婚前一年多的时间里给我写的几百封信。也就是自从他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认识我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他的高产书信写作时期。那时的邮政检查非常严格，所以他的一位在北京大学做外教的加州大学同事，替我收取大部分来自高居翰的信，隔几天我去他那里取一次。三十多年后再看这些信件，当时不懂、也不理解的事情，渐渐清晰起来。最近几周，越来越感到如鱼鲠在喉，不吐不快，最终开笔记录下来这段三十年河东转河西的经历。
三十多年来我明白了高居翰和他那一代学者为什么不厌倦地一次次来中国。首先高居翰是个非常典型的美国学者的做派，对研究对象的材料的把握放在第一位。当美国和中国从70年代建交以后，包括高居翰在内的美国的汉学家迎来了他们的学术的春天。每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都争先恐后地设法来中国讲学，同时邀请他们在中国结识的著名学者、画家到美国访学。通过这样的互动，就建立了一个国际平台，而主持这些活动的学者们，当然就实现了他们一生所追求的国际性学术影响力。
幸运的高居翰总是能赶上有利于他的社会大潮流，这与他的努力投入有着极大的关系。从他走入东方研究的机缘就能看出他是命运的宠儿：二战已经结束，高居翰的高中同学比尔（Bill Pinker） 和他同时在加州大学读本科，比尔告诉他说，如果有了大学选修日语的记录，加入美军就会很快成为日语翻译并授尉官。于是他们一起选修日语，一起入伍做翻译。在日本服役的期间，他邂逅了中国古代绘画。退役后，得到一笔转业费，以这笔钱，高居翰进入了研究生院学习中国美术史。就这样，高居翰一步步从美军的日语翻译走向了著名中国美术史家。虽然他成名较早，但是1970年代，是高居翰的学术的真正辉煌起点，首先在1973年高居翰作为美国赴中国考察的考古代表团成员成为第一批访问中国的美国艺术史家，并且担任了代表团团长。
1973年美国赴中国考察的考古代表团
高居翰在最后一排中间
接着在1978年以他的《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出版并引起各方面的批评与关注。虽然很多学者认为他的这本书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或者殖民主义的色彩，最终在1982年获得全美艺术学院联会年度最佳艺术史著作奖。我在得到《每天听本书》节目中细致地介绍过这本书以及对这本书的批评。
第一版汉译《气势撼人》
披头盖脸而来的对《气势撼人》的批评使得高居翰一直深深纠结着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回避“殖民主义思维”这样的指责。听过他讲座的人可能都记得，他总喜欢在开场时说：“你们可能会想：高先生，你又不是中国人，你又不会画画，凭什么来告诉我们中国美术是怎么回事啊？我的回答很简单，我比你们更能客观地看待中国文化。”这样转守为攻的手法，常常把质疑他对中国文化理解深度的思考成功地转换成他比中国人看中国问题更为客观的方向。
避免陷入被批评为殖民主义或种族主义思维，不仅仅是高居翰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所有文化研究者都要面对的几个共识：需要到他们所研究的文化之源头深入调查了解以便掌握第一手资料，需要借助当地人帮助辨识，整理，并达到理解材料的深层意义，最后，也是终极目标：自己的研究得到该文化的精英阶层的接受、认可、并且膜拜。美国的西方美术史专家也是这样，渴望掌握第一手材料，渴望得到文化原生地专家的认可。比如加州大学美术史系的著名的荷兰美术史专家，斯凡特兰娜.阿尔普斯就一直耿耿于怀那些荷兰学者对她的学术的批评。而且在我选修她的荷兰美术史的课程的时候，从她的言语之间都能体会到她认为自己比荷兰学者更为客观地看待荷兰文化。
右起：孙美兰先生，留学生，李可染先生，曹星原，
1986年在李可染先生的画室
所以，美国众多汉学家都在中美建交后纷纷来到中国实现上述的学术梦想，而高居翰则是其中最早的成功者之一。遗憾的是，高居翰的汉语口语不足以应付日常生活，所以他每一次去中国实现上述梦想的行程都由接待单位配备陪同和翻译。
我不过是他的一个翻译，替他工作之后不几天，他的各种魅力全力绽放，八面出锋，最终给我留下了除了跟他结婚再无其他选择的结果。那是八十年代中末期，中美之间的沟通，基本依赖书信。国际航空邮票又非常贵，一个信封里顶多能装两三张薄如蝉翼的信纸。一旦超重，邮资翻倍。在他从认识我到我们结婚的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里，他写在这些蝉翼般的信纸堆起来高度十分可观。我记起了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作为一个高产作者，他写给我的信，远远超出了他所写的任何一本书所写的字数。在他的这些信中，我看到的是一位汉学家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不到二十年的中美两国的蜜月中、渴望进一步走进中国文化深处的巨大努力。作为一个治学有方的学者，他在写情书的时候，也居然拿出了学者精神，在给我寄每一封信之前，都会复印一份自己留着。而且装订成册，放在他的书房中。这些或是亲笔写的信件，或是打字机打出来的信件，都真实地见证并记录了他为了走进中国生活深处的努力。
通过我们的婚姻这个手段，他真的走进了中国文化深处了吗？同样，通过与中国建交四十多年，美国作为一个行政机构，也真正比以往更加理解中国社会的特性了吗？这些年，在很多国内以及美国的朋友的敦促下，我终于觉得现在应该把高居翰作为汉学家走进中国生活深处的努力记录下来。我将尝试着以轻松的随笔形式，随性所至，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不完全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下来过去的三十多年所闻、所见和亲身经历。
另外一个促使我写出自己经历的原因在于前些年，回到中国帮助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委会主任朱乃正策划大型《吾土吾民系列油画邀请展》时，惊讶地听到陈丹青在网络节目中奢谈美国的种种好。偷偷地，我跟朋友们说，他说的那个美好的美国在哪里啊？我在美国读书、工作、生子、前后三十多年，理解了美国的很多优势，也同时看到了很多美国的社会问题。
在这些记录回忆的过程中，正好梳理我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夹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的缝隙间的体验与感受。
（待续）
（注：经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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