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是全国凤毛麟角的专门培养美术史专业人士的教育机构，我很幸运地获得了在这里读书的机会。有一天，一进校门，赫然发现U字形的楼门南边那个布告栏上贴了一张红色的告示，我的名字也在这张图书馆的优秀读者的名单中，我怎么成了优秀读者—为此纳闷失落了好几天：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借阅次数多吗？可是很多书我并没读明白啊！好像也是从那天起，我才开始注意到位于校尉胡同和帅府园胡同交叉处的中央美院大院子更像是一个居民大杂院，而不像一个顶级艺术学府。
这个大院分成三大部分：最北边是U字形的教学楼，占去差不多一半的地。最南边是陈列馆、学生宿舍兼院办公室和并列的教工宿舍楼群。中间的部分是一个院子；院子又分成东西两半：东边靠墙不远是一条路，西边是操场，操场的一半是一个篮球场。天气好的傍晚，院子里混杂着打篮球的男同学，抱着孩子聚在一起聊天或者散步的家属，老人，还有家政阿姨。
远处是美院的告示栏
周令钊写生美院教学楼入口
校园的东南角是协和医院，南边是帅府园胡同，北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四招待所，简称总参四所，再往北，就是由著名的吉祥剧院而闻名的吉祥胡同，沿着西墙建的六号楼外面，就是繁华的东安市场和王府井大街。据说，油画家朱乃正先生对这个院子深情地回忆说：“那时期的美院，地处王府井繁华区，校门位于南北方向的校尉胡同的西侧，东边毗邻协和医院西大门，‘校尉胡同5号’的铁制标牌悬于门上。现在此牌已作为永久的纪念伴随原校石门柱成为今日花家地新美院之大门饰物。对于我们这些旧人，它似乎比毛泽东手书的‘中央美术学院’那块校牌有更绵深的意味。”
进出这个院子主要有两种人群，一是学生，二是美院教职员和夫人们、家属、以及他们的家政人员。地窄人多，见面的机会多，交流的机会多。很快就发现，校尉胡同5号的院子尽管是高等教育机构，而更像是居民大杂院。美院的开水房和学生食堂在U字楼的西边，所以一天几次，我们都要穿过院子去吃饭或打开水。令人恐怖的是，任何一个新鲜的或陈旧的话题都在这个大院里以惊人的速度传递着、扭曲着，再更广更远地散播着。
那时大家特别关心的还是跟美国有关的一切新闻。比如86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向中国出售了多少亿美元的航空电子设备啊，美国居然还把炮弹生产线也卖给了中国啊。还有就是各种关于已经去了美国的那些美院人的消息。比如陈丹青在美国混得远不如陈逸飞啊！丁绍光的画价格又涨了啊！基本上他们不是讨论谁谁刚去了美国，就是谁谁在美国怎么样了。如果把美院的各种消息传播看作是一张报纸的话，大院子里的话题就是各种新闻的大标题。
再不然，就议论学生。很多同学从本科时期就是中央美院的学生，在这个院子里就是明星。我的同班同学侯瀚如毕业多年后，还有人叫他绰号：“我斜对门住着一个瘦小的来自广州的美术史系学生，他叫侯瀚如，人称小猴子。小猴子英文很好，毕业后去了法国，我在巴黎圣母院门口见过他给路人画像，据说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国际策展人。”侯瀚如已经是国际名人了，但是小猴子这个大杂院的绰号竟然一直跟着他，不过现在更多的是欣赏他的聪明伶俐。
但是真正主导这个院子风气的人，还是那些年纪略为大一些、有过工作经验的同学。现任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也是我同班同学，但是他似乎什么都知道怎么处理。90年代初，他受加拿大邀请去访学，我安排他到斯坦福大学讲座后，在我们家小小的客厅里，我们有过一个深入的对话，他在考虑是否有必要就地申请读博士。我坦率地跟他说了读博的艰辛，真心地告诉他：从认识你就觉得你是要当领导的人，在美国读博几年，就等于清零了你在国内的积累。他回去了，结果辉煌无比。
范迪安（右）、方力钧 （中）和栗宪廷
1986年真正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不是徐冰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刻他的天书，也不是后来驰骋画坛的方力钧和刘炜已经悄悄地在U字楼里积蓄后来勃发的力度。那时发生的几件大事基本上都是大家在寻找未来的方向。首先是范迪安、费大为邀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的研究生高名潞来给美院的师生们做“八五新潮”幻灯讲座。高名潞接连几个晚上给我们放映了他在全国各地搜集到的新潮作品幻灯，也就是他们最终引爆了中国当代美术走向国际的炸雷。
徐冰在刻《天书》
第二件大事就是罗伯特·劳森伯格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了，全国各地的艺术家涌到北京来看展览。我陪着本科时的同宿舍同学陈海燕去看展的时候被她狂爱劳森伯格作品的疯劲吓呆了。一位偷偷恋着张培力的杭州同学硬拉着我跟她去中国美术馆对面的中央美院附中招待所，去听听的张培力，王广义等比我低两届的同学们侃大山。还要我顺便替她掌掌眼。回到我的宿舍后，我跟她说，我对张培力只有两个印象，一是跟大家一起坐在床上，穿了一双干净的惊人白棉线袜子；另一个印象就是他拼命强调做艺术家不必标榜自己的国籍：“劳森伯格，就是劳森伯格，是不是美国人，毫无讨论的必要。”
罗伯特·劳森伯格《床》(Bed) 1955
第三件大事大部分人没注意到的，我那时在驻北京饭店的一个外企悄悄地做兼职翻译和导游。老板是香港人，她指着邓小平在封面上的1986年美国《时代周刊》，说，看着吧，中美关系越好，对中国越有利。
八十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走向美国的中国，是一个思想上特别活跃，整个社会完全是百废新兴、一个诗意与哲理，激情和理性共存的时代。隐隐约约，大家感到，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崭新的现代中国，一个当代的中国，我们都在往那个方向努力走，那个方向的尽头，是欧美思潮、欧美学术、欧美高科技。
八十年代大家讨论的最多的话题是未来，走向未来的途径，一定是向西方学习，而西方，则常常是对美国的泛指。指导老师孙美兰安排我去北京大学参加当时很风靡的“中国文化书院”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课程。到了那里发现授课老师们居然有大名鼎鼎的梁漱溟、周谷城，季羡林，周一良，汤一介，庞朴，乐黛云等人，海外的有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和加州大学的魏斐德。这几乎就是一场中美文化大餐！中美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军事上，都走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就是在这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孙美兰先生郑重地告诉我，将来要我毕业留校接替她的工作，我突然感到人生道路已经笔直地在我面前铺陈开，往下走就行了。
我的指导老师孙美兰先生
转眼研究生的第一年就要结束了，此时我的论文选题已定，需要利用暑假进入论文考察和实习阶段，但是孙美兰先生说系里经费紧张，论文考察的费用毫无着落。正在发愁之际，汤池先生通知我说加州大学的教授高居翰夫妇从美国来在中国几个地方考察一圈，要求系里给他们安排一位集翻译和陪同为一身的同学，所以系里决定安排我去。
八十年代的高居翰
孙美兰老师接着让我去跟系里一位老师了解一些注意事项。我去见的这位老师身上绽放着不同于常人的耀眼光芒，是系里的大神。这位大神对自己供职过的博物馆的藏品做了很多研究并撰写的论文引起了美国堪萨斯大学李铸晋教授的关注，因此郑重邀请他到美国访学，渴望与中国建立联系的美国很多大学也请他去做了讲座。当然也去了加州大学，并住在高居翰家的客房。回国后，他就成了当时中美美术史研究的金牌链接点。
那天，我坐在大神老师家那堆满手稿、书籍和各种东西的书桌对面，认真地听他铺开阵仗给我介绍了美国有两大中国美术史学派，一是东部以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教授为核心的学术阵营，二是西部以加州大学的高居翰为首。老师特别强调介绍了高居翰和方闻相互之间的学术见解的不同之处、告诉了我率先邀请他去美国考察的李铸晋教授，却又是方闻的学生。大神老师是这么评价高居翰的：非常敢于思索，很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后大神老师拿出一个打印的小册子，是英文版的《班宗华、高居翰、罗浩通信集》，说一位正在北京做论文考察、名叫潘翠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定期过来给他口译其中的内容。
《班宗华、高居翰、罗浩通信集》
几天之后跟汤池先生去机场接高居翰，鼎沸的人声中突然听汤先生说：曹星原，高先生跟你握手呢。回过神来，原来他不是我想像中的像方闻一样的美国华人学者，而是高大庞硕的白人老头—这下完了，我的英语可对付不了了。
（待续）
（注：经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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