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梁启超在南京东南大学演讲，谈到学问之趣，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个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梁氏学识渊博, 才思敏捷，尽管与其毕生从事的政治和学术活动相比，书法排不到重要的位置，但在趣味主义的驱使下，他对书法一道并未轻易视之。
梁启超是不折不扣的才子。且不说他成名早，17岁就在家乡广东考中举人，也不必说他上京会试路过汉口时得晤两广总督张之洞，张香帅口出上联“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他十分机敏对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生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是多么的才情外露，就是拿他成年之后的文事作为，也堪把无数自封或他封的才子们比下去。
比如，他主编《大中华杂志》时，可以一边打麻将, 一边向侍立记录的秘书口述数千字文章发稿；比如，他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一书作序，一时写High了刹不住闸，三五天时间把个序文写到了6 万字，索性独立成书出版，序文再另写就是；再如，1923年问世的《戴东原哲学》一书，是他连续34个小时不睡觉写成的。
梁启超从事著述近40 年，参与政治活动的同时，著述总计达1400万字，1936年出版的《饮冰室全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另有未刊稿与笔记、书札500万字。平均每年写下40 万字的文章，其用功之勤奋，著述之神速，没有过人的才气打底实在不可能。可惜天不假年，梁启超没活到现在法定的退休年龄就因西医误诊而早逝。据残稿存目，他去世之前列入写作计划的著作就有20部之多，均已破题动笔。（这里多说一句，学者著述状态可分两路，一路是一段时间内只能专注于一件事、一个选题，一路则可同时做成两件事、两个选题或更多，且都能精彩过人。对后一种学者有个形象的说法，叫作“一个人骑两匹马”，在梁启超这里，岂止是一个人骑两匹马，简直得在“二”字的后面再多加上一个“零”才能接近实际情况啊。）郑逸梅曾藏有一纸梁氏有关版本研究的手稿，写在红格的“饮冰室著述稿”笺上，字细如蝇头，列有《国史经籍志》六卷、《明艺文志》五卷、《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各有考识。不难想见，数量庞大、书写精细的千余万字文稿，毛笔字想不练好都难。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康梁”是个难分难解的人物组合，用旧时北京天桥撂摊儿的评书艺人的话说，那真得叫“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两人间的恩怨也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相比于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梁氏认为书法只是“余事”，这是两人较大的不同。然而纵观梁启超一生，花在书法上的时间相当多，研究书艺绝非余事，而是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启超13岁时，在广州越秀山三君祠见到陶浚宣用魏体楷书写的一副楹联，为之神驰，流连忘返，之后便以书法临池为日课。他早年研习欧阳询，18岁之后从学于康有为，受康氏弘扬“北碑”的影响，宗汉魏六朝碑刻，尤其是楷书、隶书作品，皆有浓厚的北碑影子。
梁启超 楷书
梁启超(1873-1929)临《张猛龙碑》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不忘带上心仪的碑帖，身居异国，研习书法的兴趣不减。他写于1910年的《双涛阁日记》，记有羁居海外读书生活和刻苦临池的情况，包括每天临帖的内容、数量、进度及体会。1911年，他在跋自临《张猛龙碑》卷中记述这段日子里的临池经历：“居日本14年，咄咄无俚，庚戌辛亥间，颇复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兹乌头报白，竟言归矣。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辄拨万冗，写成兹卷，其末四纸，则濒行前一夕醉后之作也。”
梁启超 隶书 临张迁碑 纸本
1912年梁启超回到国内，政务、著述之余，一如既往倾情书法艺术，俟有闲暇，便用功临池。再后来，退出政坛，游历欧洲，回国后便潜心学术研究，从事著述和讲学，研究书艺更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1925年，他在《张寿残碑》题跋中写道：“此碑丰容而有骨，遒劲而流媚，与我笔路最近，今后拟多临之。”他在《自临张迁碑》跋中写有“平生临摹垂百过，卒不能工”句，也可窥见其临习碑帖用功之勤。
1926年秋，梁启超应邀为清华学校教职员书法研究会作演讲（其演讲由学生周传儒手记，以《书法指导》为题刊于《清华周刊》1926年第392期，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102卷）。在演讲中，梁启超说：“凡人必定要有娱乐。在正当的工作及研究学问以外，换一换空气找点娱乐品，精神才提得起来。……但是要在各种娱乐之中，选择一种最优美最便利的娱乐工具，我的意见——亦许是偏见，以为要算写字。”他认为写字有如下“优美便利”：一、可以独乐；二、不择时，不择地；三、费钱不多；四、费时间不多；五、费精神不多；六、成功容易而有比较；七、收摄身心。
他在结语中说：“以写字作为娱乐的工具，有这么许多好处，所以中国先辈，凡有高尚人格的人，大半都喜欢写字。如像曾文正、李文忠，差不多每天都写，虽当均属旁骛，亦不间断。曾文正无论公务如何忙碌，每一兴到，非写不可。李文忠事事学曾，旁的赶他不上，而规定时刻，日常写字，同曾一样。这种娱乐，又优美，又便利。要我来讲，不由我不高兴！”其实何必举曾国藩、李鸿章为例，这一番理论正是梁启超夫子自道。
在梁启超的文墨生涯中，还有一种被他称为“痛苦中的小玩意儿”的东东，那就是集联。
集联与集诗都有悠久传统，最早出现在宋初，如果说宋代集联集诗的大家是王安石，那么近现代集联最多、最富雅致深蕴的文人首推梁启超。他集宋词句而成对联，近300副之多。他在《苦痛中的小玩意儿》一文中回忆自己集联的由来：一次，在医院陪伴重病妻子的几个月里，翻阅《宋六十家词》和《四印斋词》，心有所思，就选些好句子集成对联。其中用得最多的，是姜白石的“最可惜一片江山”，其次就是辛弃疾的“更能消几番风雨”。
民国时期著名的“补白大王”郑逸梅笔下的梁启超逸事，则为梁氏爱好集联给出了另一个说法：“他晚年在陈师曾的追悼会上，看到陈列的遗作中有集姜白石的一幅篆书联：‘歌扇轻约飞花，高柳垂阴，春渐远汀洲自绿；画桡不点明镜，芳莲坠粉，波心荡冷月无声’，深叹其工丽。他受此影响，也就集词成联，不自珍秘，任人挑取。”
梁启超将集得的联语写了分赠亲友，他的弟弟梁启勋选的是：“曲岸持觞，记当时送君南浦；朱门映柳，想如今绿到西湖。”胡适选的是：“胡蝶儿，晚报春，又是一般闲暇；梧桐院，三更雨，不知多少秋声。”梁启超本人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的一联：“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他认为“这样能表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印度泰戈尔游西湖，又常在海棠花下做诗，做个通宵”。梁氏所集联语，每一副都颇耐咀嚼，随拈几联抄在这里：“人在画桥西，冷香飞上诗句；酒醒明月下，梦魂欲度苍茫。”“千里归艎，山映斜阳天接水；一声长笛，雁横南浦月当楼。”“笑索红梅，香乱石桥南北；醉眠芳草，梦随蝴蝶西东。”“春瘦三分，轻阴便成雨；月明千里，高处不胜寒。”
后来消息传开，前来索要的人太多，他应付不过来，索性定了润例，公开卖字。近年中国大陆书画收藏骤热，几家大型拍卖会上出现的梁启超的集宋词联，除落师友名讳上款的之外，其他作品的第一手藏家大多就是那一时期购得的。
梁氏的书法兴趣，持续一生。1926年，他因尿血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做手术。手术前，他给子女写信说：“我这封信写得最有趣的是坐在病床上用医院吃饭用的盘子当桌子写的。我发明这项工具，过几天可以在床上临帖了。”梁氏楷、行、草书均颇具功力，可惜遭遇西医误诊，未享天年，令人无法想见其“人书俱老”之际会达到多么高的成就。观其书作“排奡荡摩”、“北碑胸臆”、“端容矩步”，已为难得，倘天假以年，得臻“人书俱老”，引发李一先生所喟叹之梁氏存世作品唯一欠缺的“天真”之气或将盎然迴涌于腕下笔端。
梁启超一生收藏金石拓本1284件，商代至民国历朝历代都有，各种书体齐全，钟鼎、碑石、墓志、造像、摩崖等无所不包。1984年，香港书谱出版社与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在学术界、书法界中颇具权威的《中国书法大辞典》，所收录碑刻（包括摩崖、刻石）、墓志的辞目约3000条，囊括已出土的和著名的中国历代碑刻和墓志，其中梁启超一个人所收藏的碑刻、墓志拓本竟占近一半篇幅。并且，他在许多碑拓上书有题跋，向后人传达出其书法理解之深邃与独到，不啻为近现代书艺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大武库。
王谦简介：
王谦，教授，美术学博士。山东曲阜人，现供职于山东艺术学院书法学院。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2019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为美术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书法创作与技法研究，导师李一先生）。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文章150余篇。博士论文《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获首届“沈鹏民生奖学金”特等奖。《沈曾植碑帖题跋札记辑释译论》2020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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