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不断地讲话，不断地解说，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培养学生。我现在没有把我的工作限制在书斋之内，而是把我的活动领域推广到整个社会。就是说史学家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创造历史，还要干预历史，还要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才是真正的史学家！
——章开沅
本文摘自著名教育家章开沅先生著作《走出中国近代史》，这位中国近代史学界泰山北斗拷问史魂，关注现实。
史学的品格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历史极为悠久的史学当然也有自己的品格。
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是诚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求实存真”，离开实与真，史学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所以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说得好：“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历史学家的技艺》）
求实存真很难，因为史学不能讲空话，它必须以大量的实证工作为支撑。任何史学研究如果想具有原创性，就必须首先搜集应有尽有的相关原始资料，学者甚至不无夸张地称之为“竭泽而渔”。
史料的重要不仅在于量，而且更在于质，即其可靠性（真实性）。这就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即所谓考订精详地筛选辨析。因为任何以文字著述的史料，都是出自个别或若干人的手笔，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渗入主观性，如为尊者、亲者讳之类。即令笔者态度较为客观公正，而记忆错误乃至笔误、刊误之类也比比皆是。史学研究的原创性首先就表现为要认真看原始材料，仅靠或主要靠别人利用过的“二手货”，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但史料的考订与排比毕竟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步，第二步也是更重要的一步还是通过对史事的审视、思考、探索，最终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史识，即所谓“成一家之言”。章太炎说：“研精沉思，钩发沉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他虽然说的是广义的国学，但对史学完全适用。更可贵的是他坦陈心曲：“今日著书易于往哲，诚以证据已备，不烦检寻尔。然而取录实证，亦非难事；非有心得，则亦陈陈相因。不学者或眩其浩博，识者视之，皆前人之唾余也。”并且自我反省：“往者少年气盛，立说好异前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再与人论国学书》）
其实，顾炎武早就说过这层意思，而且说得更为形象。其致友人书曾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日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者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亭林文集》卷四）以亭林之博学多才，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一年辛苦“仅得十余条”。但慢工出细活，此乃《日知录》经历三百余年而魅力仍在的缘故所在。
史学之难不仅在于要掌握大量确切可信的史料，而且更在于把握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史事进行认知与解释。王国维对此体会很深，他说：“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眇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烦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国学丛刊》序）这些话语都是大学问家的肺腑之言，而为世俗庸众所未必理解，所以观堂才劝真诚治学者不要在乎什么“迂远烦琐之讥”，并且不要逃避“深湛幽眇之思”。明乎此，才可以深入理解他所提出的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治学诚然艰苦，但苦中又有乐，经过锲而不舍的穷究而终至豁然贯通，那就是最大的欢悦。
史学是极为古老的学科，从总体上来说又是相当成熟的学科。正因为如此，历代史学评论对史学家都提出很高要求。唐代刘知几认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旧唐书·刘子玄传》）清代章学诚也肯定刘氏“三长”之说，但更为强调“史德”。他说：“能具有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人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史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卷三）
章氏突出史德的重要，是由于当时已出现学风败坏现象。他说：“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文史通义》卷三）如果联系现今的学风状况，这段话简直是为我们说的。他所说的“自注”，不仅说明“取”材的出处，还要说明“去”材的缘由，这样才可以表现出作者真实的学养、眼界和功力。而把“自注”提高到“心术之诚伪”来看待，这与现今所讨论的学术规范更是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史学的品格首先是诚实，这是学科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中外古今一切真诚的学者的共识，并非任何人主观强加的苛求。史学如同一切其他学科一样，都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投机取巧，更容不得半点虚假。
二、史学研究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独特的途径，不管理论和方法如何演进变化，与其他学科如何渗透整合，实证毕竟是最主要的基础与支撑。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实证功夫，任何宏伟的“学术巨构”都会成为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或许可以哗众取宠于一时，但很难维持长久。
三、学风总是与世风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压力与金钱引诱往往会破坏学术的健康发展。商品大潮的冲击诱发学风浮躁，粗制滥造，乃至不惜剽窃以欺世盗名。然而我却认为学风应为世风的先导，学风为社会良心之最后寄托，如果世风坏而学风未坏，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如果学风随世风而俱坏，这个社会就不可救药了，此之谓哀莫大于心死。
贵在通识
《文史通义》内篇四有《释通》一文，曾谓“《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内篇五《申郑》一文又云：“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智，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章学诚虽然是侧重通史体例建言，但亦不乏涉及通识之议论，因为体例与内容固密不可分也。如所谓别识心裁，自成经纬，均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寓意相近。
梁启超在谈史学革新时亦曾强调通识之重要，指出：“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科之专门家分担责任。此吾对于专门史前途之希望也。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转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稍后，在讨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时，他又强调要把学者之著述及言论、政治家活动之遗迹、法典及其他制度、历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证察时代背景及时代意识者四类资料，“全部贯穴熔铸之”（《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氏所谓通识，也是就通史（普遍史）而言，但同样适用于整个史学研究。他强调的要发现“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实系一种泛指，既包括纵向的前后连续性，也包括横向的相互关联性等，只有超越相关各类专史而又加以“贯穴熔铸”始能得之。我所接触过的一些老辈学者，经常强调纵通、横通、中外古今法、东西南北法，大抵都是这个意思。而时下一些海内外学者所运用的系列研究或系统学方法，与此亦有相通之处。据我切身体会，专则易入，通始能出。若无深入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所谓通识则如水无源，如木无本。但史家如缺乏通识，亦易流于支离破碎，乃至成为饾饤之学。
通识诚然可贵，但形成亦殊不易。章太炎在《菿汉微言》跋中曾自述思想变迁之迹，其中就特别谈到会通问题。自称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只能在文字、器数之间略有疏通证明；博览诸子，只能随顺旧义略识微言，涉猎《华严》《法华》《涅槃》诸经也未能“窥其究竟”。及至1903年6月入狱，囚系上海三年，专攻法相、唯识佛学，始知其契理契机与朴学相似。由此得窥“大乘深趣”，深感佛学尤胜于晚周诸子。1906年出狱东渡，编辑、讲学之余，又复钻研古希腊与近代德国诸哲人著作，同时还向流亡日本的印度学者求教，对古代印度地区的哲学流派有所了解。其时太炎正为诸生讲解《说文解字》，历览清代各家解说均未感满足，终于在翻阅大徐本（北宋徐铉校订本）《说文解字》十几遍之后豁然贯通，理解了语言文字的本原。由是再攻古文经典，往往可知其微言大义，而所见乃与传统笺疏琐碎者相殊。以后又为诸生讲《庄子》，间用郭象等注疏多不惬心，遂深入阐析《齐物》，并与瑜伽、华严相互印证，顿觉“千载之秘，睹于一曙”。旁及荀、墨，亦能寻绎其精奥。1913年至1914年被囚于京师龙泉寺，“始玩爻象，重籀《论语》”，乃知“故唯文王为知忧患，唯孔子为知文王”。又以庄证孔，居然可明“耳顺”（“六十而耳顺”）、“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真谛，乃悟儒、释、道三家相异而终于相通。
太炎虽系自述思想变迁轨迹，但却可视为通识形成之一个案，且对史学家亦有重要参照意义。1949年以来，我国高校史学教育受苏联影响颇深，专业分工过细，课程设置单调，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都较划一而呆板，所以很难形成严格意义的通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始注意历史学科内部之中外古今相通，与历史学科同其他相关学科之相互渗透。但现今治学又多失之于功利主义太重，著述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过于急切追求社会时尚，通识之意亦唯少数学者言之，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通识通才之难得更甚于往昔！但今后史学之发展，仍然呼唤通识与通才，有抱负的年轻历史学者需要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因诗悟史
诗人不一定是史学家，正如史学家也不一定是诗人。但诗中有史、史中有诗，即非史诗佳作，昔人诗词中亦有富于史识、史感者，读之可以增添治史悟性。
唐朝孟浩然有《与诸子登岘山》五律一首：“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此诗即富于史识、史感。
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岘山在襄阳以南九里，一名岘首山，为风景佳胜之地。晋武帝时，羊祜镇守襄阳，风流儒雅，颇得民心。《晋书·羊祜传》云：“祜乐山水，每造岘山，尝叹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登望如我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祜既卒，襄阳百姓为之立碑于岘山。杜预称之为“堕泪碑”，盖以读其碑者莫不流泪，可见感人之深。孟诗中“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即用此典，且甚贴切。
江山永在，人事无常。“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诗固脱胎于四百多年以前羊祜的慨叹，但又富于哲理且形成超越。羊祜之悲伤在于登望如我者皆湮灭无闻，浩然之觉悟则在于时间流转与人事代谢均为永恒。历史正是如此，过去、现在、未来，总是前后连续，而且三者又都是相对而言。过去亦曾为现在；现在于过去为未来，于未来则为过去；而未来又必将有其未来之未来。先我登临岘山者固已湮灭，后我登临岘山者将世代相续，则我之湮灭又何足道哉？但浩然读羊公碑仍然落泪，此即所谓未能免俗，盖虽有所悟而仍有窒碍，尚未进入彻悟境界。
浩然诗句之佳在于“代谢”“往来”，有此两词，历史遂有生命，时间顿呈鲜活，表现为运动中之绵延。此后三百余年，苏东坡《题西林壁》诗则以空间的视角为史学提供借鉴。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人并非不可知论者，他不仅承认庐山真面目的客观存在，还找出“不识”的原因，无非是由于人们主观认识的局限。而欲识庐山真面目，又必须横看、竖望、远眺、近观、俯瞰、仰视，然后才能经过比较、分析，综合成为比较切近真实的总体形象。我常爱说“治史犹如看山”，即系脱胎于东坡此诗。
识山固然不易，识史恐怕更难。因为史学绝不限于形貌的观察，它还需要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内在联系，最终达到本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而这又需要借助理论思维，并有赖于各种认知方法与手段的不断改善。
辛弃疾词慷慨纵横，不可一世，亦具深沉史感。杨慎《词品》云：“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但我则更喜爱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南乡子》一首。前者以“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起始，以“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结尾，于沉郁苍凉中显示英雄迟暮。但用典用事较多，略显滞碍。后者仅用孙权一典，情景交融，明快流畅，于豪迈之中寓深沉，堪称千古绝唱。词云：“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1903年《江苏》杂志第五期刊载金松岑《陈君去病归自日本，同人欢迎于任氏退思园，醉归不寐，感诗因作》长诗一首，其中有“娶妻当娶韦露碧，生儿当生玛志尼”一句，显然是借鉴辛词而略显生涩。
此词通篇洋溢史感。“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与孟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寓意相同，均为通晓世事，看透人生，富有历史哲理之言。无所谓消沉，亦无所谓悲观，只能以达观与超越视之，因为诗句传达了不以人的情意为转移的永恒信息。
即令是咏叹身世之感，亦不乏寓有凝重历史意蕴者。唐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作者把自己置于历史绵延的长河之中，而又超越于世俗庸众之上，因而呈现出卓绝千古的孤寂，令读者心灵为之震撼。这是此诗得以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人魏源《悼鹤》诗云：“月前孤唳为谁哀，无复双栖影缘苔。岂是孤山林处士，只应花下一雏来。”以鹤寓人，以景写情，作者内心的孤寂也是浓郁而又深沉，但读者的回应只有共鸣而无震撼，因为它缺少时间纵深的力度。比较贴近陈诗者，倒是晚清张维屏一诗：“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千古愁。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
仅仅“千古”一词，并不一定就能产生史感。柏格森曾将时间概念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而无杂物的，一种则是偷偷引入空间观念的，而时间的绵延只属于有意识的心灵（《时间与自由意识》）。张诗的“千古”与陈诗的“悠悠”一样，都是已经引入空间与世事“杂物”的时间，而且潜藏于其心灵的绵延已经外化为深情感人的词语。但两诗苍凉的色调则有异，陈诗流于黯然的伤感，张诗则结尾于充满生命活力的新绿。世人但知传诵张氏《三元里》长诗，而此诗反受冷落，可叹！
史感并非与生俱来。许多人治史十余年乃至数十年，却始终未能捕捉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史感，其中有些人则是根本不懂史感为何物，尽管他们也经常强调什么“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但历史在其笔下往往成为枯燥的史料堆积，或者竟是抽象的理论图谱。其所以如此，原因比较复杂。有客观困难，也有主观局限；有思维格局问题，也有认知方法问题；还有资质禀赋与学术素养方面的差异。
时下若干年轻学者常用西方“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 realization）一词，其实陈寅恪对这层道理早就说得极为深透。他在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强调，学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语非深得史学精髓且具有深厚学术素养者不能发，观《元白诗笺证稿》即可知其言不诬。多年以来我常劝人治史要“设身处地”，亦即继承阐发陈氏此义。
清人崔东壁则从反面阐明此义，即治史不可“以己度人”。他在《考信录提要》中指出：“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见于经者皆纯粹无可议，至于战国、秦、汉以后所述，则多杂以权术诈谋之习，与圣人不相类。无他，彼固以当日之风气度之也！故《考信录》但取信于经，而不敢以战国、魏、晋以来度圣人者遂据之以为实也。”今之学者如能深入领会此正反两面议论，当可增添“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一语的内在意蕴。
治学不为媚时语
顾炎武与友人书曾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日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者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亭林文集》卷四）以“采铜于山”与买旧钱以铸劣币相对照，与焦裕禄“别人嚼过的馍不香”寓意相通；就史学而言，则如同章学诚所云“笔削谨严”“别识心裁”，然后庶几能得佳作。以亭林之博学多才，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一年“仅得十余条”，此《日知录》所以历经三百余年而魅力仍不稍减。
真正的学者与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都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也只有这样的心术，才能获致“秽史自秽，谤书自谤”这样的觉悟。而现今专事剪刀糨糊、电脑拼接，剽窃之法日巧，附会之习愈工，以出书多而且快自炫之徒，对此能无愧作？
对真善美的追求，不仅需要毅力，需要胆识，更需要大无畏的气概。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是我国数千年来士大夫的优良传统，也是真正的学者区别于政客、市侩的根本特征。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天职，因此也就更加需要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刚直的浩然之气。
楚图南前辈为戴震纪念馆题诗云：“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常以此语自勉并勉励青年学者。我认为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不是政治的婢女，更不是金钱的奴仆。优秀的史学是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流传于千秋万载，这就是真诚的历史学者终生追求的学术永恒。尽管史学在社会上暂时受到冷落，但历史学者千万不可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我深信，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存在，史学就绝对不会灭亡。何况当今真正的史学家何止一个，有的是一批乃至一大批。勇敢地迎接权势与金钱的挑战吧，史学与史学家们。
（本文摘自《走出中国近代史》，章开沅著，北京出版社 2020年3月第一版，定价: 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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