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步的分析下，我个人认为《易经》之卦、爻辞，是根据卜筮例证，取其已经应验之事为代表。

古人重视卜筮，举凡祭祀、田牧、征伐、婚丧等事，无不先卜筮而后决之。《周礼》春官宗伯：“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中之与否”。因此，大量的数据记录，必然是卦、爻辞的参考依据。

卜与筮原有别，“卜”盛行于夏商，是将龟、兽骨处理后，观察其所呈之“兆”象，以判断吉凶。＜周礼春官太卜＞：“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由此可知，当时已经有大量之文字数据，记载各种卜兆的结果。

文王演易，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因连山、归藏失传，学者咸信系文王演六十四卦，但既然曾有连山、归藏，且沿用数百年之久，不可能仅有八卦而已），每卦有六爻，并作卦、爻辞，选用蓍草，制订筮占之法。因有别于卜，故称筮。及后卜渐渐衰微，卜筮遂通指筮而言。

由于卦爻有限，而事物的变化无尽，故而以少驭多，以简代繁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尽管圣哲有着超人的智能，但是在两千多年前，一般人的观念尚未十分成熟，除了利用卜筮已经证实的案例，作为卦爻的说明外，很难想象出其它更有效、以简代繁的策略。因此，最合理的推测便是，当时文王所作的爻辞，一定参考甚至采用了一些占例，以象征该一事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