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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门户网:青萍之末东风起——缅怀张可礼先生_史料-都是-老师-让我-百衲本

    分类栏目:人间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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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黄泥川的车行里,看到李剑锋老师发的讣告——张可礼先生去世了。我有些不知所措,喃喃地跟岳父说:“张先生去世了。”“是谁?”“是我老师的老师,也教过我。”在旅顺南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跟岳父讲述张先生的故事,一度分了神,过隧道的时候竟然超了速。我心里起了风,从青萍之末飘起,把张先生的记忆带回来。

      2006年秋,我去山大读研,第一学期就有一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由三位先生给我们上课,各讲一个月:先是近代文学的郭延礼先生,再是魏晋文学的张可礼先生,末了是明清文学的袁世硕先生。三位先生都是享有盛誉的学者,这样高配的师资,让我们心里美滋滋的,说起来都是引以为傲的事情。有个同届的研究生跟我说起,啊,张可礼先生给你上课,他写的书可好了,我本科论文就是抄他的《建安文学论稿》,得了优秀。这个荒诞的赞美让我哭笑不得,如果转告张先生,他会作何表情?或许微微一笑,让人如沐春风。

      三位先生中我接触最多的是张先生,毕竟他是我导师的导师,在师门关系上更为亲近。张先生第一堂课就跟我们说,“很抱歉,我普通话讲不好”,微笑中带着谦逊,那份真诚让人受用。张先生是威海荣成人,乡音很重,第一次听他讲话有些吃力。后来我去南京,有个老师跟我说,张先生学问很好,就是说话听不懂。其实,听多了就懂了,甚至觉得有味道,比如陆侃如先生,张先生读“如”作“余”,经此一转,别有韵致。据说,民国时代的学者都是带乡音的,那些独具风貌的音容也是一代学人的魅力所在。

      有一次,我去张先生家还书,听他谈起陆侃如先生。陆先生是张先生的研究生导师,民国时期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是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是社会名流,应酬很多,平日里陆先生向王国维先生请教更多。清华诸先生对于史料的重视,以及慎思明辨的学风,在山大传承有序。陆先生整理中古文学史料,孜孜以求而未竟其业,在其身后,张先生帮忙整理出版,是为《中古文学系年》。虽谓“中古”,实则止于西晋。后来张先生顺延而下,完成了《东晋文艺系年》,在此基础上撰成了专著《东晋文艺综合研究》。先有史料整理,后有专著撰写,这是张先生的学问路数,《三曹年谱》和《建安文学论稿》也是这样完成的。李剑锋老师作陶渊明接受史,先把《四库全书》翻阅一遍,做成史料汇编,也是门风有素。在张先生的门下,学问犹如耕耘,必须扎实,这份脚踏实地的朴素和厚重,令人钦敬不已。

      张先生认为,魏晋时代文艺兴盛,研究文学不可抛却艺术而不谈。受此影响,我在研究生期间关注嵇康的书法、绘画和曲乐,还曾怀疑嵇康的两幅画作可能是误题或嫁名。我把思路给张先生看过,他说,可以有合理的怀疑,但要有确凿的证据。张先生的话我始终不能忘怀,后来经过进一步求证,先后发表了两篇考据小文,暗自心许,算是对先生的交代吧。我们那一届魏晋方向的研究生,从开题到答辩,张先生都是主席,他给我们提出的意见没有一条是泛泛而谈,都是针对错误和缺点,给出可操作的修改意见。多年以后,我也带研究生,这才深切体会到,像张先生那样审阅论文,提出意见,是要付出怎样的辛劳!

      张先生家藏书甚富,且从不吝于出借。先生书房有个登记簿,借书者自行登记书目和电话,但有君子之约,他若用书须即时奉还。我经常去先生家借书,有时与文娣一同前往,从先生家出来,山大南院的林荫和阳光爽心悦目,至今仍是美好的记忆。我有时去文史哲研究院资料室查书,管理员张雷老师喜谈掌故,经常说起一些往事。张先生文革前研究生毕业,出身名门正派,但他长期担任中文系的行政职务,做过多年的系主任和书记。在八十年代,他突然拿出专著和论文,参评副教授,让身边的同事感到讶异。张先生不喜应酬,上班之余专力读书,家务交由贤内助打理,可以心无旁骛。所以在庶务之余,仍有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产出。在五十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中,山大中文系风起云涌,许多老师遭到冲击,张先生作为行政领导,也不免卷入其中。后来我认识一位被错划右派二十年的老先生,说起张先生,“张可礼是个好人。他不曾因个人好恶而批斗任何人,他所做的都是分内之事,不关私情”。在政治的明波暗流中,张先生何以做到这样?闻此令我动容。

      2009年仲夏,张先生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核对一些史料,难得有为先生做事的机会,我也乐此不疲,每一条都经过目验,才放心交还。交还后先生很高兴,跟我说,当下史料引用多有讹误,大家也习以为常,曹道衡先生说,转引史料都要复核,只有张可礼的史料他能放心使用。这本书在数年之后出版,就是皇皇巨册《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只因这样微不足道的协助,先生在后记里还提到我。“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是国家社科项目,先生一再延期,迟迟不能结项。他说,我没做完,也是没办法,这个题目要从长计议,紧不得,快不得。八十年代,张先生曾连续多年主持山东省高考语文阅卷,任务重,期限紧,先生一度彻夜工作,不眠不休。后来,一位经常挑灯夜战的同事猝死,给他触动很大,从此再也没有开过夜车。张先生年青时候体魄强健,我们是有所耳闻的。集体公社时期,大片农田抢收小麦,几百人排成一排,身体最好、干活最快的被推为“领头雁”,先生正是其人。

      那年夏天,我考入南大曹虹老师门下,即将负笈南下,张可礼先生、李剑锋老师、周广璜老师在山大旁的饭庄为我践行,我沐浴在幸福的光辉里。席间谈起曹老师的先生张伯伟老师,张先生赞他聪明,学问有灵性。后来我把话转给张老师,他说,世间聪明人太多,多自恃聪明而无所成,像可礼先生这样厚积薄发,不是聪明,是智慧。张先生又何尝不聪明?他高中念理科,在五十年代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后来觉得志不在此,退学重考,又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此谓文理兼能。当然,张先生的智慧也令我服膺。有一次,我向先生请教问题,提及两句六朝人辗转引用的话,在百衲本《晋书》里找不到,先生略为迟疑,让我改天再去核一下。几天后我去图书馆,从角落里翻出百衲本《晋书》,终于找到那句话,页脚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这里”。念及自己的粗心与草率,我顿时面红耳赤。往年读《世说新语·假谲》篇,谢安不喜谢玄佩戴紫罗香囊,“患之而不欲伤其意”,戏赌赢之,得即烧之。张先生对于晚辈的包容,近于谢公的智慧,想到百衲本里的纸条,每每让我感念。

      张先生身量魁伟,衣着简朴,但是搭配得体,干净素雅。在山大求学期间,时常见到先生高大的身影,骑着自行车,徐徐穿行于耸立的梧桐林荫间。有一个东风拂面的春天,自行车上的张先生戴着墨镜,从我身旁徐徐经过,那是他留给我最为难忘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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