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门户网:社会剧场化、审美引导与伦理建构_——新媒体艺术对公共艺术实践的可能_新媒体艺术--社会-媒体-大众-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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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01 23:24:06 条评论

当罗兰·巴特在谈及“剧场性”这一问题事实的时候，似乎跟“剧场性”最为紧密联系的空间属性已经被打破，而人这一主体的存在及其参与会变得如此重要，这也就是基于新媒体艺术自身发展的语境在当下的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他曾说过:“剧场性就是减去文本的一个样式，符号和感受的厚度在这个舞台或者副舞台一个空间里面，光线、声音、姿态、音乐等等包罗万象的感知，就是剧场性”。从这一结论出发，确实在今天纷繁错杂的新媒体艺术进入到了一个急速生长时期，我们从现实社会公共空间里所获得的感知，呈现出两个基本的向度，视听向度上，观众身体的出席为新媒体艺术进入公共空间实现了充分的前提;内涵向度上,它却又从观众体验新媒体艺术本身的观看行为去探索作品背后潜藏的意图与观念。因此在这两个向度的边缘，也必须深入呈现空间的社会性，这样才能够对公共艺术空间作为承载大众从“视听”的剧场性需求转向“空间”社会性营造的意识的引导做出新的尝试。

一、“语言-实践”的价值考量

从新媒体艺术构成的内在要素来看，其语言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是传统艺术所难以呈现的，就因为如此，语言的特殊性在观众观看、体验这一类型艺术的时候确实改变了以往面对单纯视觉艺术的“困惑感”。而新媒体艺术恰恰又通过自身内在的独特性和吸引力让所有到来的观众沉浸并参与其中，这个时候大众关心的不再是艺术家在乎的“艺术语言”或者说是物质媒介的构成因素，大众的直接参与性越过了艺术自身的语言和媒介，完全进入到一个新奇的世界之中。这个时候，新媒体艺术在大众眼中已不再是一个文本样式，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瞬息万变且意象丛生的艺术新世界。

这个时候，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新媒体艺术就此进入到公众生活以及公共空间的内在价值何以产生？大众从原有与艺术保持距离的形态过度到了一个大众自主参与的状态，这也涉及到视听感受在“剧场性”过程中的体验程度以及空间自身对于“社会性”要探讨的社会权属、审美引导及其伦理困境三个层面的问题。这也就从单纯意义上的观看参与升级到了对视听之外的一场重要实践。当然，这个探讨的意义也仅仅从效果和单纯的参与上去说的，这个过程暂不提及媒介传播的问题。因而在“语言-实践”的过程中大众的主体效用确实打开了视听“剧场化”的到来，这也耦合了公共艺术应饱有的公共性，消除大众同艺术作品之间的疏离感，进而从认知到感知最终进行对作品本身的思考。

布鲁斯·瑙曼，《对立式平衡研究1-7》，2015-16，七频高清影像投影，彩色有声，无限循环. 巴塞尔Schaulager当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现场，2018. 摄影：Tom Bisig. 版权归布鲁斯·瑙曼/纽约艺术家版权协会所有

在这个新的艺术语言系统中，视听感知已经突破了第一重限制，进行同艺术所能够互动的话语空间，这也构成了当代“剧场性”的意义所在。这个尝试类似于张向阳在谈及“视觉剧场”的时候所提到的“在当代剧场艺术中，‘沉浸性’和‘参与性’的形式已成为一种惯例，在从‘自我行动’蔓延到表演现场行动的条件下，所有参与者都被卷入到一种不确定的情境当中，你不知道是在跟生活中的人打交道，还是跟演出者的表演打交道，空间内不再有一个稳固的认知界面。”这也就说明，新媒体艺术的语言-实践也必须面临一个不确定性的场域、主体和媒介来完成，因此基于新媒体本身的特殊性，其感知层面也应该从视觉剧场转向视听剧场，其转向的过程也包含着新媒体艺术的语言在公共空间产生价值的一个新实践的可能。

举个例而言，布鲁斯·瑙曼在其代表作品《对历史平衡研究》中，他从对立二分的两个人的存在形态通过视听的剧场性让大众去展开对当代至上主义（identitarianism）的思考。经过作品的分析画面上白人男性身体看成是同一种父权制力量的组成部分，一旦我们不跟着这个思路走，就能开始理解权力的脆弱性，那么“白人直男”在无法达到那个强制性的完美标准时会变得多么不堪一击，以及这些焦虑能够表现出多么惊人的滑稽感与性欲力。这也或许不再是关于青春与衰老，父权力量与大众权力的均衡，甚至在美国年轻一代的观众通过运用Instagram的实验得到了新的答案，认为这个作品非常类似社交媒体孤立、即刻的-现场图像制造方式，屏蔽其他一切以强化这一刻的影响力，同时激发即刻的肯定回应。所以，面对视听剧场化的到来，人们所探讨的不是单纯的作品内涵，反而朝着作品的社会性去延伸。

二、社会剧场化带来的超视野

当新媒体艺术引向当代社会剧场化的发展开始探讨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剧场化”是否可以恰如其分地运用到关于新媒体艺术的探究。那么在这个问题设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今天当我们探讨有关剧场化的概念也是放置在整个社会语境及其公共空间去探究的，因此，面对新媒体艺术对公共艺术创作实践的影响及其变化来说，这是可以阐释的新的角度。

因此理解关于剧场本身的概念，它既是一个物理空间、具象空间，也是一个携带符号、象征性符码和各种各样的文化无意识、社会无意识的抽象空间，承载着时代的精神图像和谱系。因而，它被安托南·阿尔托称之为上演 “深刻的混乱”之地。德国戏剧理论家汉斯·蒂斯·雷曼指出，剧场不仅是一个沉重的身体场所，也是一个真实的聚会场所。从符号学的研究来说，剧场的概念在当代社会不断被扩展，并且在相对的空间里，剧场的意义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从戈夫曼“拟剧论”的发展来说，剧场已经是一种社会形态，并且在这个社会中，所有行业、职业及其个体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正因为如此，新媒体艺术的实践过程也正在努力突破艺术自身的边界，在社会这一剧场中扭转其严肃性。

谢克纳在1985年出版的《在表演和人类学之间》和随后出版的《表演理论》中都指出，“一个人可以把日常生活看作是剧场”，而且表演可以在“表演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的状况里发生。这就是说，作为舞台表演者的演员和日常生活的“表演者”之间。从谢克纳的扇形图来分析，就可以看到剧场的隐喻意义不断向外部空间延伸，导致社会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剧场和戏剧的模仿，并不断生成新的场景和戏剧性（或者在场性），诸如包含着戏剧性元素和在场性元素的迪士尼乐园的演出、表演性的政治集会、各种街头表演、雕塑公园。因此公共艺术的剧场化在今天这个社会形态中也被开启。

谢克纳“扇形”图阐释剧场表演的多层空间意义

不论是新媒体艺术在今天引来蜂拥而至的观众，还是乌镇戏剧节上所有即兴表演的艺术节目，还是在成都春熙路上的裸眼3D大屏，还是韩国时代广场的“巨浪淹没城市”的呈现，这一切作品基本上都将成为一种社会事实。那么在这些新媒体艺术进入公共空间的时刻，社会剧场化(theatricalization)在当代社会空间与资本扭结在一起而导致的社会现象，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向度产生,如社会戏剧性，社会在场性，社会奇观化等，其产生的美学，话语和伦理问题颇为复杂。那么在超视野的视听感知后，新媒体艺术对于公共艺术实践的可能性到底如何去突破与资本扭结的窘境，如何呈现其所建构的审美意义，这就需要从公共艺术自身的效用及其意涵中去探寻。

成都太古里的裸眼3D大屏

韩国时代广场“巨浪淹没城市” 裸眼3D大屏

三、从审美营造的引导到伦理困惑的解除

新媒体艺术的发展，是艺术与科技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公共艺术面临并诠释的对象。在这个盘根错节的技术设定过程中，作品的表现形式也呈现了，公共艺术与新媒体的结合是当下一种前卫的艺术表现，交互技术下截然不同的表现形态。在公共空间在当代的营造过程中，新媒体艺术也在通过掌握新的物质媒介、技术算法以及剧场效果试图引发大众的趣味，并通过新媒体艺术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走进社会空间，在公共性、剧场性、伦理侧面展开更多维度的想法和思考。这也就需要今天每一个从事艺术创作者、艺术传播者、观众以及批评家开启新的话语方式，在这个复杂环境中去交流、探索、追问、突破和建构。那么，当代的新媒体艺术应该以什么形式去创作、如何打动观者的内心、如何介入社会公共空间，如何从交互技术下的创新赋能拉近艺术与大众的距离，如何进行审美营造的引导以及如何进行伦理困惑的解除，这也是一个未完待续的过程。

面对审美营造引导的公共意识和责任，以及面临的伦理困境，当代新媒体艺术家在进行不断的开掘和创新中也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状态。在濮波研究社会剧场化过程中来看，他认为“社会剧场化”的不同解读导致了 “社会剧场化”美学、语言和话语问题的分野和混淆。又因为 “社会剧场化”这一概念可以引申出无穷的变体（如社会戏剧性、社会在场性、社会奇观化）其伦理困惑体现在这种蕴含在“社会剧场化”内涵里的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现。要么是“社会等同于戏剧性”，要么是“社会不等于戏剧性”，那么最终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则是突破戏剧性的色彩，从历史事件及其社会事实出发认清戏剧性与非戏剧性的关系，找到一个可以平衡的支点，在当代社会中去创造出公众需要、社会需要的作品就是最重要的。

这个层面上让我不由得想到策展人孙振华在关于近期襄阳华侨城公共艺术小镇的建设中所提到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在充分尝试和运用公共艺术的各种形态，调动人的全部感官，创造一个全媒介的，公共艺术综合体。”这一综合体的打造也正是公共艺术对空间、对社会、对大众介入的优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过去那种单一化的以雕塑为主的媒介方式，不再是公共艺术的主导方式。今天公共艺术介入社会空间的时候，不仅需要传统艺术空间光线的调整，嗅觉的导引，视觉的刺激，触觉的暗示，更需要新媒体艺术以全新姿态和耀眼魅力来加以实现，最终将大众对艺术的感知，对审美的认知以及社会的剧场化伦理观念无缝相接，实现更大可能性的实践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