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家范先生辞世的噩耗，不由黯然神伤。去年秋天在上海开会，未能见面，他一直在住院疗病。前些时候，家乡锦溪镇托我联系，要给他送去《锦溪镇志》。后来辗转找到王东教授的联系方式，由他代交，才算放心。
想起几年前，我曾陪王家范教授回他的母校昆山中学讲学。他非常高兴，说离开昆中后，一次都没有回去过，连续两个晚上兴奋得难以入睡。他说，读高中时家境拮据，付不出每月二三元的伙食费，每次都是班主任朱其超老师帮他渡过难关。要给中学生上课，这位始终在大学执教“中国通史”的教授，竟十分紧张，不知从何讲起才好。这让人感受到他的敬业。
那天，他特意署称“同乡、同好”，赠我一册《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这是他的学术随笔结集。捧读后，勾起了很多联想。
在江南地区史研究中，关于经济和文化重心从苏州转移到上海的分析，王家范先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五口通商后，何以唯有上海能独占鳌头，获得非凡的成功？上海取代苏州后，江南城乡经济（包括苏州）整体上衰落了，还是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江南腹地何以在活跃了六七十年之后，大部分乡镇却渐归沉寂，这与上海发展的局限有没有关联？这些，十分发人深思。
“上海最重要的潜在优势何在？洋人一开始就看得很远，放眼于整个长江流域。但上海前期的发展，说依恃的优势却在下游，即明清以来江南农村商品化程度高于全国的特殊“经济情势”，以及所谓“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的历史积淀（珠江三角洲也有这种优势，但稍逊于江南，且大吃僻处南隅的亏）……帝国内敛和特权化的社会品格框定了它发展的有限性。苏州这一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及其限制，其根子亦在这里。因此明清江南经济在三四百年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上海的开埠，却激活了这种似活却死地区的经济潜在能量……”
王家范教授治学严谨，且很擅长以诗性的语言阐述、评判史实。他是以史学为舟，文学作桨，坚韧地漂泊在历史的漫漫航程中。他坦言：“漂泊在历史的大海上，欲从海面穿透到海底，体悟历史的真义，没有沉潜下去的毅力和耐心，没有旺盛的求知欲和永远的好奇心，很可能就像好事的游客，留下的只是‘某某到此一游’”。
在他的文章中，曾道出了上海以外贸兴市引发一系列变化，真正坐实左右全国经济“惟一中心”地位的缘由，一语中的：“上海的成功并非‘天数’，实固有其腹地经济宽阔雄厚和密如蛛网的河道即四通八达的‘地利’优势，方助其成就‘中心’之大业。”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构成的众星拱月的格局，是从明清时代就开始的。而以吴淞江为核心的四通八达的水道，是先天的地利。那时候，满载货物的船只集结在上海浦。沿吴淞江来往于苏州、京杭大运河以及江淮地区的船只，也频繁进出于上海浦，贸易中心就这么形成了。很快呈现“人烟浩穰，海舶辐辏”“番商云集”的局面。
明清之际，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特别是清朝取消海禁，给上海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上海在明清两代的经济发展之快，是前所未有的。今天在一市三省实施“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决策，我们愈加体味他提供的历史依据的有效。
《中国历史通论》，是以王家范执教“中国通史”课程的讲义为基础写就的，被誉为“当代的《读通鉴论》”。他从通贯和整体诠释的角度，对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做出个性化解读，进而揭示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脉络，呈现自己所理解的“中国通史”。作为后学，我十分愿意读他的著作，更喜欢听他以略带乡音的普通话，阐述对先乡贤顾炎武、归有光、王韬学识的见解。可惜，一切只能存留于记忆深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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