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苏东坡老师是四川眉山人，他爱喝生姜茶，爱吃糖，可是不像今天的四川人那样爱吃辣椒——辣椒明末清初才传入大清，清末才在四川流行开。
我写苏轼传记时，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他竟然不是在家乡眉州（即今天的眉山等地）参加的“解试”（类似明清在省会举行的“乡试”），而是在大宋首都汴京参加这项考试的，所以，他其实是大宋朝的一位“科考移民”。
在宋代，成为进士当官要经历解试、省试、殿试三关。在诸州府、开封府、国子监举办的“解试”中考中“举子”（贡生）才有资格参加礼部主持的“省试”。每次都有数千士人参加各州府举办的“解试”，然后全国各地通过“解试”的几千人又都汇聚到汴京参加“省试”，考中的数百人才可参加之后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取的人就成为进士，会被任命为官员，立即成为当时为数约2万人的官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成为社会精英阶层成员。
有意思的是，从出生到21岁一直在眉州的眉山县生活的苏轼和他18岁的弟弟苏辙却没有参加眉州或者旁边的大州益州（今四川成都）的“解试”，却千里迢迢去北宋首都汴梁参加开封府的解试。
当时规定一般情况下文士均需在籍贯所在地参加本州举办的发解试，可是，一方面，许多其他地方出身的官员长居汴梁，子弟确实有异地科考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因为开封府发解试的录取名额最多，而且太学还有单独的发解试录取名额，当时首都汴梁每次解试的录取名额要比眉州这样的地方多几十倍。
所以，宋朝出现了即使不常住汴梁的人也千方百计到开封买房买地落户、开具证明、找人保举乃至弄虚作假到开封参加“异地科考”的现象，于是朝廷又规定在京城居住七年以上的外地学子须有籍贯所在地官员出具“委保”证明才能参加国子监、开封府的“解试”（《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五之八）。另外在中央任职的朝廷官员也有特权可以保举一两名学生到开封参加“解试”。
问题是，苏轼兄弟从小到大都在眉山县生活，显然没在汴梁常住七年。因此，苏轼兄弟之所以能参加开封府的发解试，只可能属于以下两种原因：
一是朝中某个官员保举他们，如有朝中官衔但外派担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雅州知州的雷简夫保举他们两兄弟参加开封府的考试，他们之前就比较欣赏苏洵和他的这两个儿子。
二是他们的二伯父、进士官员苏涣之前担任开封府士曹参军时就帮苏轼、苏辙注册了开封府的学籍，预做了准备。以他二伯父进士官员的身份和苏家在眉山的社会地位，获得眉州官府开具证明也不是难事。
这当然不算弄虚作假，只能算合理利用规则，估计是他爸爸苏洵的策划，苏洵自己多次科考失败，应该很清楚其中的关节。
对，苏老师其实也是眉山县“有背景”的人
于是，嘉祐元年(1056年)初苏洵就带着21岁的苏轼、18岁的苏辙离开眉山赶往汴梁，他们约五月才走到汴京。七月十三日朝廷任命侍御史范师道、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直秘阁王疇、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胡俛、屯田员外郎集贤校理韩彥、太常博士集贤校理王瓘、太常承集贤校理宋敏求作为考官主持开封府的解试。苏轼曾在《次韵林子中、王彥祖唱酬》的自注中回忆自己当年是在汴京的景德寺参加举人考试，也就是解试。
当然，苏轼的才华和应试技能是毫无问题的，他考取了开封府解试的第二名，次年二月包括他在内的宋朝各地的6500名举子进场参加礼部组织的“省试”（这不是现在大家理解的“省市县的省”，而是尚书省之意），这次是欧阳修作主考官，欧阳修十分欣赏他写的《刑赏忠厚论》，取他为第二名。
之后，3月5日，宋仁宗在崇政殿主持廷试，让考生各写诗、赋、论一篇，最后确定了262名进士，126名同进士出身以及数百名诸科考试及第者。3月11日发榜，状元是来自福建的章衡，苏轼名列第六，苏辙则为第五甲，名次比较靠后。
兄弟两人都考中了进士，尤其是苏轼排名靠前，加上父亲苏洵之前因为欧阳修的举荐和推重在汴梁士大夫中名声大振，所以这时候大苏、小苏父子都成了京城文人议论的对象。尤其是欧阳修极为欣赏苏轼的文章——对，是文章而不是诗，苏老师这时候还没有开始大肆写诗——并把他视为接棒自己的下一代文坛盟主，这既让苏轼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也招来了嫉妒的目光，这些都将伴随着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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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翰简介：
艺术评论作者、艺术投资和文化产业咨询专家。曾任《财经时报》、《新京报》记者，长期为ft金融时报中文网、新京报、艺术家等海内外媒体撰写艺术、设计、文化和旅行方面的评论，亦以顾问身份参与艺术投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战略和城市营销项目的策划和研究工作。2010年8月出版《废墟之美——亚欧大陆上的建筑奇观》(The Ruins of time)；2016年出版博物学著作《花与树的人文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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