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美国的时候，在加州海边的会议中心参加了一个“中国问题讨论”活动中，有人好奇地问我：你在中国的生活中令你最痛苦的经历是什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没处讲理。”那时年轻、没有阅历、没有对策、没有靠山、遇到事情，除了扛着，就是忍着，连哭都不敢。事后，我想，如果这个美国人重新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一定会回答：经历了他们的借刀杀人。
借刀杀人的好手
借系里女老师的手伤我，借高居翰的学生之手伤我，借李铸晋的手伤我，借文化部来伤我都没能得逞。但是他们不肯罢手，重新制造谣言、发动舆论把挺身而出帮助我的朱乃正老师也重重地伤害了—最终达到了目的，也造成了永久的伤害。朱老师已经去世七年了，这些伤害停止了吗？没有！无论任何谣言，只要还有人在传，只要还有人在相信，伤害就在持续着。继续推动谣言传播的背后，是利益的驱使。
我的前面几段回忆，叙述了1987年的大半段时间，在朱乃正老师的鼎力帮助下，总算保住了学籍。本来以为劫难已过，正在调整心态，应对毕业论文和答辩，希望顺利毕业。至于如何努力按朱乃正老师说的把它做成佳话，根本没来得及思考。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大杂院的舆论风向突然转了，开始疯狂传播朱乃正老师和我有暧昧关系。我开始以为可能是前些时我找朱老师密谈、请他出主意，接触的比较频繁被一些人误解了。很快就发现这波谣言来势汹汹，完全没有休止的迹象。
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再次伸出害人之手。这次，目标直指连朱乃正和他新组建的家庭。
与朱老师的忘年交
我曾多次说过，1982年一月份认识了去杭州的朱老师，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相约学院路》节目中，给听众们细致介绍过和他的这段忘年交。认识之后，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他又在我毕业前去了一次杭州，我陪他去吴山、宝淑山、灵隐寺以尽地主之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之声的《相约学院路》节目
我发现朱老师不仅是一位画得非常好的画家，也是可以完全信赖的人、又特别善于聆听、还能拿出绝佳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不止一次地给他写信或者直接到北京求教各种棘手问题。他在我心目中，是集偶像、老师、长辈为一体的难得的引路人，不要说不敢在他面前轻举妄动，连想都不敢想。
朱乃正老师
毕业前夕，我写信告诉朱老师说我被分配到东北工作的时候，他要我在去报到前，在北京停一下。那时，他从青海回到北京工作两年左右，还只是一个普通教员。到了北京，朱老师在吴小昌老师的大工作室里安排了一场欢送宴会：欢送我去东北工作，欢送袁运生去美国访问。那天，朱老师还请来了中央美院雕塑工场的李守仁老师。开饭前，朱老师让袁运生和李守仁，这两位曾经在东北工作过一二十年的老师分别给他们的东北朋友一一写信，拜托他们关照我。
那天是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袁运生、真觉得他和我的大学同学秦岱华长得非常像,简直就是兄妹。他们后来结成夫妻绝对是上天给与的缘分。李守仁老师和我的启蒙老师夏乙乔、史美英夫妇同在在雕塑工场工作，因此也不陌生。
袁运生的成名作机场壁画《泼水节》
与朱老师的再婚家庭
在东北工作三年之后，我考进中央美院读研的时候，朱老师已经和他的第二位夫人结婚。入学不久，朱老师说有件事情让我帮忙。原来他的新婚夫人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儿，他想让继女下课后到美院来找我，“给她做些课外辅导。”我答应了。于是每周都有几天她在下课后到我宿舍，我教她英语、摆静物让她画素描。我勉强也能算是她的美术启蒙老师吧。
后来她开始带来一些摄影作品，说是她母亲让我围绕这些照片替她写论评，每篇字数在一千字以内就行。那时朱老师的新夫人已从青海调到了北京，工作关系落在《中国摄影》杂志编辑部。这些文章一定是她的工作需要，前后一共替她写了十多二十篇。有时，小姑娘等着我写完带回家，有时，朱老师下班回家前来我们宿舍取。也有的时候，他们来电话，让我送到他们在红庙的住处。去了红庙，我也顺便去跟他们住同一栋楼的孙美兰老师家坐坐。
新夫人曾经设家宴感谢我对她女儿的辅导，并且对客人介绍说我是她女儿的辅导老师，简称导师。按辈分排下来，在座的孙美兰老师就是导奶奶。接着就是满桌的导奶奶呼唤声，孙先生微微笑着频频举杯致意。还隐约记得他们的客人中有一对作家夫妇。作家跟孙先生互动非常好，一听说听说我是她的研究生，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我们这代人，一进小学就开始了文化和社会的大动荡，什么都没学到。所以他要当场出题考考我的整体文化素养。孙先生立刻让他出题。还好，他给我留了面子，如果我当场考不及格，这个辅导老师的面子往哪里放啊。
很多年之后，受韦尔申院长邀请，我去鲁迅美院讲课，在宋惠民院长家里做客时，跟宋院长夫人还谈起当年我们在不同的时期都受朱老师托付辅导过他的继女。当年，我真心认为自己是朱老师这个新家中三口人的共同朋友。
1986年暑假，在我陪高居翰去敦煌前夕，特别赶写了几篇摄影作品评论给朱夫人送去。二十多年后，才听朱老师说我替她捉刀的这些评论短文不知以什么形式发表在《中国摄影》杂志上。
谣言又起
直到1987年的暑假前夕，当我被恶意以谣言举报可能被开除的危急情况下，开始频繁地找朱老师出主意。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多次到二楼的院长办公室、十一楼朱老师的工作室找朱老师商量对策的情况被他们加以利用了。
最难忘的是那天清晨，我拎着一瓶开水回宿舍，看见靳尚谊院长，朱乃正副院长和他夫人在院子里向大楼走来。我停在大楼门口台阶上向他们问好后，发现朱氏夫妇神情有点不对。靳先生告诉我先去宿舍放下水，然后马上到十一楼朱老师的工作室来，有事情要和我谈。
我直觉有重大的事情，满腹疑惑地到了朱老师的画室。一进门夫人就对我**雷霆，用各种词汇指责我。我在她数落的间隙，告诉她说我对朱老师只有欣赏和崇拜，我找朱老师是请他帮我应对我遇到的难题。她不愿相信我的话，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朱老师竟然一言不发。我祈求地看着朱老师，希望他说话。但是他低着头，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我终于忍不住开口：朱老师，请您把真相说给他们。朱老师依然抽烟，依然一言不发，也不看我，好像他根本不在场。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完全不认识自己崇拜了多年的朱老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说清楚！你为什么让我承担这样的委屈。那一刻，我对朱老师极度失望：作为年长的偶像、还是老师、学校的领导，你非常清楚是非黑白，怎么能让一个无辜的学生在她最困难的情况下背着这个冤枉。然而，朱老师的彻底沉默等于默认她的指责。很多年之后，我慢慢想明白了，如果能跟她解释清楚，特别要面子的朱老师一定能拦着她不会闹到学校来、也不会闹到靳尚谊院长的面前。既然闹到学校了，他再开口，说什么都只能是火上浇油。
最后，她当着靳先生的面立法三章：不许我崇拜、欣赏朱老师，让靳先生承诺不许朱乃正过问我的事情，也不许我再找朱老师商量任何事情。
几天后高居翰到了，我跟高居翰说了这个突发的情况。他建议我们一起去朱老师家，一是他按我的建议给朱老师带来了四五本油画画册，伦勃朗啊、怀斯啊、维米尔啊，感谢他的帮助。这样也就等于跟她解释清楚为什么我在这段时间频繁地麻烦朱老师，请她不要误会。我们在他们家的整个过程，朱老师依然颓唐不已地一言不发。也许是看着高居翰的面子，夫人没对我加以任何指责，但是却把矛头指向了朱老师：“朱乃正也不是个东西。”然后数出一长串名字：“他跟美院的张红，李红，刘红，陈红，王红都是怎么回事？问他！”（她说的名字我大多不熟悉，只记得好像叫红的不少）
插图示意，并非原物
敢于担当真男人
在这众多名字中有“红”字声音的人中我只认识刘虹，还是在1982年通过朱老师认识的。她是央美壁画系硕士毕业的一位豪爽的才女，也有过一些往来。她的大壁画占据了美院教工食堂的整面墙，风光无限。之后在美国见到刘虹时，忍不住立刻跟她请教真相。刘虹大笑着说：“我确实常常去朱老师那里，主要是借他的地方等别人。朱老师受冤枉了。”她还补了一句：“美院这帮人，整天都没安好心、瞎琢磨别人。”
结婚、离婚本来是个人生活的选择，但是在八十年代，却好像是一桩公共事业。很多人都在密切地关注着其他人的婚嫁和一切感情动向。我亲眼在1983到1984年间看到朱老师的离婚在美术界所引起的轩然大波，最后还影响到了他的职称审评。那次婚姻的离婚判决书上的离婚原因竟然写明他有外遇。可以想象，刚刚再婚一两年的他，当夫人耳边充满了来源不明、说他又有别情的舆论，他又怎么能说服她。面对有人故意引发的舆论潮涌，他说什么都是多余，只好选择了沉默；也许，他在沉默中后悔为我仗义执言，也许他在沉默中责备自己忽略了美院人造谣无底线的特质。
最近在纽约整理东西，看到朱老师的笔记本里有这样一段话：
“星，太悲惨了，廿年经过多少磨难与内心的屈辱，背负的重量件件数来，令人心碎。这不是我造成的吗？这是我愧疚不已的源由。我只有加倍地弥救（弥补、补救？）、才能抚平。”
这段话说明了很多；朱老师以自己的一切能力所做的弥补、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遭遇见招拆招的高手
十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使我和中央美院很多人都看清了大神老师的做派和美术史系那已经形成了的捕风捉影、传播谣言的风气。
那是90年代末，我从美国回北京，下榻的和平宾馆就在煤渣胡同中央美院宿舍北边金鱼胡同里。由于时差，孩子们和高居翰在傍晚就困顿不支、略吃晚饭就睡下了。我抓紧时间去煤渣胡同的一位女老师家谈事情，参与的人还有美院党委某干部和另一位女老师。谈话内容紧张而困难、费心又费神，我们一直谈到夜里一点钟左右。时差，困顿，极度疲劳和饥饿，使我感到体力不支。也想着这时高居翰和孩子们差不多该醒了，也饿了，找不到我会着急。两位女老师也累了，就让党委干部尽快送我回宾馆，然后再送一起来的女老师。一站起来，我感到头晕眼花，脚步不稳，所以两位女老师叮嘱干部老师扶着点，怕我摔倒。
从煤渣胡同到和平宾馆，不过一百多米，就在他托着我的左臂从煤渣胡同拐进校尉胡同之后，影影绰绰看到校尉胡同北口走来两个人。在与他们擦身而过的时候，干部老师才看出来是对夫妻、丈夫是美术史系的。他们走到我们身后时，干部老师对我说出他们的名字问我跟他们熟不熟，此时我的脑子已经累的不转了，即便当时头脑清醒，也来不及再回头跟他们打招呼。
后来听说，第二天央美这个大杂院就传出了我和党委干部有暧昧关系的爆炸新闻。更离谱的是大神老师居然在院党委会上直接指着那位干部的鼻子说他和我半夜遛马路。这次他低估了对手，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位女老师也在会上。因此干部老师有恃无恐，怒拍桌子，愤然而起，厉声骂回去，说他是卑鄙的造谣者。后来我见到这位温文尔雅的党委老师谈起此事时，他还愤愤地说：太放肆。我也一语双关地说：很多男女暧昧的谣言，就是这么造出来的。
每次见到这位大神，我忍不住想：他真正琢磨透了这个社会，真正下功夫琢磨明白了封建传统的糟粕。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不择手段，几十年如一日，不断释放诋毁的谎言。令人遗憾的是，听信并且传播这些谣言的人，不是没有文化、不具备分辨力的婆婆妈妈，而居然是中国顶级美术圈子里的衣冠楚楚者。如果身居中国最高艺术和学术殿堂的文化人、艺术家对这些谎言居然从来没有质疑过,那么中国的最高艺术学府大院里的交谈，又和老北京城那些胡同里的愚夫蠢妇的嚼老婆舌头还有什么区别？
几年来，这些人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当代版三人成虎、借刀杀人，屡试不爽，观者甚众。但是这次，遇到了见招拆招的高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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