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古文字学家的意见，古代的识字书与供查阅的字典、刊正字体的字样、还有集录古文字字形和用“六书”理论分析文字的书，都属于字书。
我国最早的字书，就是供学童习诵的识字书。班固撰《汉书》，据刘歆《七略》列《艺文志》，是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其中“小学”(今天称为古文字学)类的书，基本上是这些识字书。《隋书·经籍志》以经史子集类别图书，识字书归属“经”部，为学者所重视。
古人为什么重视识字书?大概因为文字有特别神秘的力量，传说仓颉造出文字，神灵似乎感到害怕，“天雨粟，夜鬼哭”(《淮南子·本经篇》)。东汉许慎明确提出文字有跨时空的大作用，他说，“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只有依靠文字才能实现，而且是“王政之始，经艺之本”。这些观念深入人心，以至形成“敬惜字纸”的传统。古人还说，书中自有颜如玉、黄金屋，当然也有乌纱帽。这一切，不管是关乎文化、王政，还是系于仕途经济、荣华富贵，都要从识字写字开始，识字书是本中之本，是开启“百宝箱”的第一把钥匙，所以古人看重它。
最早的识字书，叫《史籀篇》，王国维称它是“字书之祖”。《汉书·艺文志》记载，它是西周晚期宣王的太史撰写的，有十五篇，所谓“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王国维考证后的意见是：《史籀篇》的章句是秦国人编订的，那时没有印刷术，书写成了，要传播，须手抄，秦国地处西周故地，他们抄书的字体，依然是西周的大篆体。《史籀篇》早已亡佚，其文字形态在《说文解字》中保存了一些，它的本相，恐怕与秦国的《石鼓文》书法更接近吧。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文字上也要统一，于是从编识字书做起，由三位书法水平很高的大官僚分头编书，李斯作《仓颉篇》七章，赵高作《爰历篇》六章，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这些书也已亡佚，但在本世纪发现的汉简中还能看到一些遗文，如《居延汉简》中的“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勉力风诵，昼夜勿置”，《阜阳汉简》中的“街巷垣墙，开闭门闾”。行文夹叙夹议，排比罗列，把偏旁相同或字义相近的字连并在一起，四言一句，文句谐韵，宜于记诵。这种编写方法，估计是承袭《史籀篇》的套路。但抄写的书体却更新了，一律采用省改《史籀》大篆而成的小篆。
普及小篆，是秦朝的重要文化政策。从秦朝以至西汉初年的书法遗迹看出，当时的确切实认真地推广了小篆。用小篆写出的识字书，是秦政府推行小篆的主要途径。后人记叙秦朝书法历史，都注意到立于东土山巅之上的几块刻石书迹，却忘记了李斯等人编写的识字书才能走入千家万户，对于普及小篆书体的实际作用，要远远大于那些人们很少见到的纪功刻石的书迹。
在西汉立国后的70年间，秦朝的识字书还在继续使用，稍有改变的是，乡里书师合并《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共五十五章，统称《仓颉篇》(《汉书·艺文志》)。小篆在西汉前期也很流行，石刻、青铜器、印章、信幡，以及钱币上的文字，为了显示庄重，都用小篆体。汉人沿用和取法秦小篆，直接的途径，可靠的依据，大概就是秦朝识字书中保存的小篆书法。
在西汉前期，日常的手写体是古隶，所以这时也有了古隶书体的《仓颉篇》，我们可以在1977年发掘的《阜阳汉简》中看到，笔画横平竖直，有平出的波拂，大概是写字书必须规范的缘故，形体写得很整饬，还保存着许多篆书的结构。
到了开疆扩土的汉武帝时期，汉朝政府开始大事文化建设，“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搜求遗书旧籍的同时，“口吃而善著书”的文学侍臣司马相如编写出字无重复的识字课本《凡将篇》，这是汉朝人编的第一本字书。元帝、成帝两朝，又有黄门令史游、将作大匠李长先后编写出《急就篇》、《元尚篇》。此后不久，平帝“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人，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班固“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十章，无复字”(《汉书·艺文志》)。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4)，又有郎中贾鲂作《滂喜篇》。后来，晋人将汉朝书师合并秦朝三书的《仓颉》、扬雄的《训纂》、贾鲂的《滂喜》合称《三仓》，是后世学者研究古文字的重要文献。
汉朝的识字书，未曾定尊于一本，但文风都受到辞赋的影响，司马相如、扬雄本人就是汉朝著名的辞赋家，所以编写的课文，句式不再是一律四言一句，如《凡将篇》有七言句：“淮南宋蔡舞嗙喻”(《说文解字》“嗙”字注释引文)，“黄润纤美宜制裈”(《文选》左太冲《蜀都赋》刘渊林注引)，而《急就篇》则三言、四言、七言句式都有，诵读起来，颇有抑扬顿挫的节奏感。
汉朝的识字书，只有《急就篇》与书法的关系至为密切，又恰恰是这一篇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据说，史游当初编订《急就篇》，是用草书体书写的。南朝宋王愔《文字志》解释草书流行的原因时说：“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解散隶书，粗书之”，是草书的早期特征，后世称作章草。唐朝张怀瓘就是据王愔的记载来确认史游是“章草之祖”的(《书断》上)。《急就篇》最初是用章草写出，只是见于记载，谁也不曾见到过。周祖谟先生按文字史的常理推断，认为当初应该是隶书的面貌。在汉简中，就有书吏用隶书抄写的《急就》。 在东汉砖文里，也有工匠用潦草的隶书体态刻划的《急就》。西域出土的晋文书残纸中有《急就》一纸，有隶书、章草各数行。汉晋之际，草书大行于世，晋人以隶、草二体写《急就》，恐是汉时旧本的传写，隶书方便于识字，草书无异于法帖。
汉晋许多书家都写过《急就篇》，著名者有张芝、崔瑗、钟繇、索靖、卫夫人、王羲之等，启功先生说魏晋书家写《急就篇》，是因为《急就》“存草字之渊薮而书之”。但《急就》的草书本到底是东汉时草书大行之际才出现的，还是其编订之初就以章草写出，仍然是一个谜。但东汉以来有这么多书法家用美观的书法写《急就》，无疑是它得以流传下来的重要原因。
在南北朝时期，《急就篇》仍然是通行的识字书。尤其是在北朝，书写《急就篇》是书法家乐于自任的雅事。《魏书·崔浩传》记载：“(崔)浩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以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模楷。”入小学写《急就章》的记载，在北朝史书中时有所见。如北魏刘兰“年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章》”(《魏书·儒林传》)。
《急就篇》在北朝一直流行，但崔浩写的《急就》称“章”而不称“篇”，所以北魏以来，改称《急就章》。崔浩对其中的文句也作了改动，如“冯代强”一句，日本空海临本作“冯晋强”，所据是晋人帖，三国皇象本作“冯汉强”，是据汉写本。“代”是北魏国号，所以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崔浩的写本，书法面目不清，启功先生推断，崔氏为书法世家，在北朝与卢氏并峙北朝初年的书坛，崔法卫瓘，卢宗钟繇，“俱习索靖之草”，而“浩书体势及其先人”，那么应该是用草书写《急就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崔浩撰《急就章》二卷，他自己在上表中也说到过注解《急就》，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延昌八年(568)《急就章》写本残纸，有注，可能是崔浩的注本，而残纸上作真书，大概是北朝人习用的本子。
历代《急就篇》书法遗迹，有隶书、真书、行书，而以草书为大宗。草书中，陆柬之、空海、宋太宗写本是今草，但最古而流传最广的帖本是皇象的章草本。唐朝时，《急就篇》识字书的功用被《千字文》取代，大有废弃之虞。庆幸的是，《急就》的写本保存着章草书法，又是魏晋书家写本，才免遭灭顶之灾。后来书家写章草书都以《急就章》为范本，《急就章》便成了章草法帖的专名。
《急就章》在元朝时命运骤然好转，赵孟頫、邓文原曾经力写皇象本《急就章》以彰明古法，使章草书法在唐宋式微之后又得以复兴。明朝书家承慕元朝书风，宋克以写《急就章》而成为章草大家。正统年间(1436-1449)，杨政得到宋朝叶梦得所摹皇象本《急就章》，以宋克的写本补其缺字，勒石于松江，即松江本《急就篇》。明清以来，书家临习章草书，规模的法帖就是这本《急就章》。如果汉晋书家不曾用章草写《急就篇》，这本汉朝的字书恐怕和其他字书一样湮灭不存了。
当《急就篇》在北朝仍然流行不衰之际，南朝出现了《千字文》。
《千字文》最初有两本，一本是梁武帝让文学侍臣周兴嗣编次的，大约是在天监年间(502-519)。随后又有一本“其辞甚美”的别本，是南平王萧伟的户曹属萧子范撰写的。这两个本子，在《新唐书·艺文志》里都有著录。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有不少学童习字杂书的《千字文》残片，都是周氏本，时限自唐贞观(627-649)以至天宝(742-755)以后，可见边鄙的西州学童已经普遍以《千字文》作习诵的课本或习字的范本。宋朝以来，《千字文》与《百家姓》、《三字经》合成了一个蒙学的教科书系统，通称“三百千”，在民国初期还在私塾学堂里使用，但主要是作为识字课本了。
周兴嗣编次的《千字文》，起因于梁武帝教习诸王的书法，唐朝李绰《尚书故实》有记载：“其始乃梁武帝教习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出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这是书法史上最早集王字而成篇什的举动，唐朝僧人怀仁集王字的《圣教序》就是仿从梁武帝的做法。唐长孺先生说，裁割缀连的方法在北魏初年就有了。梁武帝属意书法，重点所在是王羲之的“字”而非周兴嗣的“文”，所以，在《梁书·周兴嗣传》中，这篇《千字文》称作“《次韵王羲之书千字》”。
这一习王书的范本编成后，拓出多本，“以赐八王”(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只在诸王府里流传，大约在梁陈之际才流散出来，估计几经传摹已失真不少。这时，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得到一本，大概他不满意王书的失真，又抱定传羲之家法的宏愿，便用他擅长的真、草两体自临《千字文》八百本，散与人间，而且“江南诸寺各留一本”。智永是出家僧人，当然不会忘记赠与寺庙，度其用意，不但意在保存，更可能是为寺院抄经和尚习字而备。经智永的锐意临写，大力传播，周兴嗣编次的《千字文》才广为流传。到了唐朝，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书法，他对钟繇的书法有“古而不今”、“长而逾制”的微词，贬王献之书是“严家之饿隶”，斥萧子云的字“无丈夫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只有王羲之“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当时，传世的王羲之书迹被太宗搜罗殆尽，庋藏内府，世人无从规模，习用的王书范本，是集王字的《千字文》。不过，那时已经见不到梁朝时的殷铁石摹本，因为智永生前的自临本，流传多，他本人是羲之裔孙，师承王氏家法，于是世人都从智永的《真草千字文》中学王书。在敦煌发现的唐人写本中，就有蒋善进在贞观十五年(641)七月临写的残本(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P.3561)，书法极似智永临本，估计是从内地携往边州的习字范本。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影响之巨，与他的入室弟子虞世南在唐朝地位显要，受到唐太宗的尊重相关。虞世南师从智永时，估计也摹习过智永的《真草千字文》。
据《宣和书谱》记载，智永写的《千字文》，内府所藏，草书有七本，真、草二体者有八本，但未必全是智永真迹。现在传世的智永《真草千字文》，真迹仅存一本，在日本，即小川氏旧藏本，本世纪才通过印刷媒体为国人所见。过去流行的智永《真草千字文》，是宋大观年间(1107-1110)摹刻于长安的“关中本”。
周兴嗣编次的《千字文》因“萃右军佳迹为卷”为智永所钟情，而智永又以王羲之书法嫡传的身份写《真草千字文》而使之流传显彰。但是，当年周兴嗣“次韵”时，殷铁石从王羲之书迹中拓出的是“一千字不重者”，是草书一千字还是真书一千字，我们不清楚。但值得智永去“自临”，恐怕是草书而非真书。估计草书是殷铁石从王书中拓出的，真书是智永书写时补入的，作草书体的旁注。晋人写《急就篇》就有隶书、章草并用的成例，虽然智永不曾见到，这种方法他应该知道。用真、草二体写《千字文》，既能满足学童初学书法的需要，又能吸引书法家凭此研习王书草法，大概这也是《千字文》自智永用真、草二体写出之后能广为流传，并在唐朝取代汉朝《急就篇》而成为学童普遍习诵习字范本的原因之一吧。
也许是《千字文》与王羲之的书法、与王羲之的裔孙有了这一段特别的关系，唐朝的书法家都喜好写它，但是名家们并不那么规矩，不像学童那样步趋智永。例如，欧阳询、欧阳通、陆柬之用行书写，于僧翰用隶书写，李阳冰用小篆写(在敦煌写卷中就有《篆书千字文》残本)。尽管怀素用小草写《千字文》，风格仍然是自家的，颜真卿也写过《草书千字文》，估计也不会忠实智永的笔调。这些名家，写《千字文》好像是施展自己的书法才华，或者说是推销自己的书法产品。唐朝以后，历代都有书法名家写出的《千字文》作品，不仅用一种书体写，还有文征明用篆、隶、正、草四体写，更有传为赵孟頫用六种书体写的《千字文》作品。这一切，在中国书法史上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千字文现象”。如果把这些名家的帖本与考古发现的文书残本汇集成册，就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千字文>大观》了。
古代的启蒙教育，识字与写字是并进的，其课本便兼有两种功能：一是传授文字知识，兼及生活和历史常识;二是提供汉字书写的范本，要求字形规范，书法美观。所以，先秦至两汉时期，课本的编写者往往是学者也是书法家，有一身二任的本领。随着汉魏之际书法家在社会舞台上地位的提升，课本的编写者才出现学者与书法家的分工。而古代识字课本如《急就篇》、如《千字文》能够由识书字转化成法帖名迹，则仰仗书法家点铁成金的书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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