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血与肉的扭结”为研究主题，在20世纪思想界“身体转向”的背景中，通过两条研究主线贯穿全文展开论述。其一，以培根为主线，梳理战后英国不同时期代表性艺术家案例，通过对作品形式和观念的分析，形成清晰的脉络谱系。其二，以20世纪的哲学思想为主线，通过对与培根同期的哲学家翁托南·阿尔托、梅洛-庞蒂和乔治·巴塔耶等思想的研究，结合作品展开前半部分的论述，又兼及德里达、德勒兹、福柯以及梅洛-庞蒂思想的最新研究，建构起整个20世纪哲学思想中“肉身”概念的脉络体系，及其与艺术家作品间的深刻关联。
关键词：英国战后 血与肉 培根 肉身转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弗朗西斯·培根、卢西安·弗洛伊德以及大卫·霍克尼等众多英国艺术家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屡创新高：2013年11月13日，培根的作品《弗洛伊德肖像画习作》（三联画）再度爆出天价，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以1.424亿美元成交，使其成为继安迪·沃霍尔和毕加索之后价格攀升最快的艺术家。时至今日，无论谈及西方战后作品拍卖最贵，还是升值攀升最快的艺术家，都非弗兰西斯·培根莫属。他的艺术价值伴随时间的沉淀，成为艺术史中非常重要的坐标。
与之相比，弗洛伊德作品的拍卖纪录也不甘示弱，2008年5月13日，弗洛伊德的作品《沉睡的救济金管理人》被一名欧洲收藏家在纽约以3364万美元的天价买下，使弗洛伊德成为在世画家里作品最昂贵的人，其打破了美国当代艺术家杰夫·昆斯《悬挂的心》于2007年创下的在世艺术家拍卖作品价2360万美元的纪录。而2015年5月13日，《沉睡的救济金管理人》在纽约佳士得拍卖又再创新高，以5616.5万美元成交。我们不禁要问，进入21世纪后,为什么是英国艺术家的作品如此受到关注？伴随时间的流逝，他们的作品在美术史上为何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作为欧洲大家庭的一部分，英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既属于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又面貌独特。从地理位置看，它是一个完全独立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国，长期以来只能靠海上和空中与大陆保持着联系。直到90年代，才建成了一条通过英吉利海峡连接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地下隧道。长期的交通阻隔以及与外界交流的不便，久而久之形成英国民族性格中狭隘的岛国意识和封闭守旧的性格，也造就了英国文化的鲜明特征。英国是现代化的领路人。“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开路先锋，从而把全世界推进到工业时代；英国最早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树立了样板。这些事实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个在北海惊涛骇浪中颠簸漂浮的小岛国，人口不过数千万，国土、资源都很有限，如何会率先闯入现代文明的大门，成为现代世界的开路人？”（《英国文化模式溯源》钱乘旦，陈晓律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它的艺术又是以何种方式呈现这样一个独特的民族精神？
英国美术发展的特殊反应应视为欧洲美术发展的一个特殊的个案而引起重视，尤其是它经历了近两千年独立发展之后，在21世纪初突然产生了一大批备受世界瞩目的艺术家：弗兰西斯·培根、卢西安·弗洛伊德、弗兰克·奥尔巴赫、利昂·科索夫、达明·赫斯特、查普曼兄弟、马克·奎恩、萨维尔、安尼施·卡普尔、道格拉斯·戈登、塞西莉·布朗、安东尼·米考莱夫和奈杰尔·库克等。在20世纪世界艺术发展的大浪潮中，英国没有过多地受到风起云涌的国际艺术流派的影响，强大的传统力量使英国文化对外来影响具有巨大的包容和同化作用。它用事实证明了一个有别于西方艺术史发展模式的成功轨迹的形成，一个具有独特民族精神的艺术发展之路的崛起。
“血与肉的扭结”是笔者通过大量文献资料梳理后提出的研究视角，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切入方式触及到“战后”英国艺术发展脉络的深处，也许这样的研究并不能概括战后英国艺术的整体面貌，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关注到英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这样的特征正是代表英国当代艺术的重要面向，使其在20世纪国际当代艺术主流的发展态势中，建构起独树一帜的具有显著民族特征的当代艺术谱系。
培根与伦敦画派
培根所处的时代正值安迪·沃霍尔和约瑟夫·博伊斯等当代艺术风起云涌的时期，而培根的创作却呈现了绘画整个的力度，他被称为20世纪最后的画家。在1992年去世后的30年中，研究培根的著作不断问世，正如培根所言，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好与坏需要时间的检验，至少需要70年至100年后才会证明这些作品的价值。培根不仅对英国艺术产生深远影响，成为本文研究的一条主要线索，更是对其他国家的当代艺术产生持续作用，许多装置、观念、行为以及影像作品的精神诉求，与培根的艺术趋向紧密相连。
作为法国后结构主义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大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1925—1995），在其一生的理论研究中唯一关乎绘画艺术的著作便是《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Francis Bacon-Logique De La Sensation）。为何在美术史众多艺术家和作品中，德勒兹只选择了培根作为其著作的研究对象，他要阐述什么？他将培根的绘画概括为“感觉的逻辑”，那么这种“感觉的逻辑”又是由何而来？
弗兰西斯·培根 弗洛伊德肖像画习作 1969
德勒兹将培根绘画中的形象描述为“无器官的身体”，而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对著名法国戏剧家翁托南·阿尔托“残酷戏剧”理论中的援引。阿尔托认为“残酷”是推到极限的一种自律，是绝对的纯净与严苛，它容不下一丝妥协与虚假。“残酷”可以总结阿尔托所描述的剧场中的各种“复象”。其中包含三个层面：本体的、现象的以及伦理的。事实上，“残酷”并不是新字眼，然而阿尔托却赋予了其更深刻的内涵，并把它高举为一种美学观和生命观。因此，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认为《剧场及其复象》是阿尔托对“现代戏剧最大胆也最深刻的宣言”，同时指出“欧洲和美洲晚近的所有严肃戏剧分为两个阶段——阿尔托之前和阿尔托之后”。阿尔托的影响从60年代开始显现，他的理论在“红色60年代”由桑塔格推介，在法国本土和英美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促使当代哲学范式与艺术感受力呈现重要变革：梅洛-庞蒂对知觉现象学的研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鲍德里亚的拟真理论，福柯和德勒兹对身体概念的诠释等。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哲学中看到对阿尔托的直接讨论，以及残酷戏剧的变体。这一背景也是本文分析英国“战后”艺术的一条思想脉络的主线。
1944年在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培根创作了他的成名作《以耶稣受难像为基础的人物三习作》，画中血肉扭结的身体和辨识不清的形象，奠定了培根后期艺术创作的整体基调。他的艺术思想深受法国戏剧家安东尼·阿尔托“残酷戏剧”理论、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乔治·巴塔耶“色情与欲望”等思想的影响，培根用绘画的方式与同期哲学家思想相呼应，彰显出时代精神的总体特征。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作为法国著名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知觉现象学的创始人，在20世纪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了“肉身”概念的哲学意义，描绘出这种“我们称之为肉的东西，这一内在运作的团块，在任何哲学中都没有它的名称”的内在存在，因为“它既非物质，也非精神，亦非实体，而是一切存在者所属的共同肌理组织，其中每个身体、每个事物都仅仅作为与其他身体、其他物质的差别而出现”。“肉身”成为梅洛-庞蒂晚期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梅洛-庞蒂未及完成的著作《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对“肉身”概念进行了详细描述。肉身哲学以“世界的肉身，身体的肉身，存在”的关联展开，以肉的绽出来呼应意义与表达难题，阐明了身体和世界的同质性特征，同时在世界之肉的基础上，阐明自我和身体间互相交织的可逆性关系。作为与培根生活在同期的哲学家，他们共同对于肉身的关注，在绘画和哲学领域同时展开，见证了同时代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共鸣。
乔治·戴尔是漂浮在培根生活中的黑暗天使，戴尔是培根的同性恋人，他很任性，在培根眼里他是个粗鲁的人，却代表了培根想在画布上体现的某种力量。自从1964年认识乔治·戴尔至他自杀后很多年，培根为他画过几十张创作。在《三联画，1973年5-6月》中，培根描绘了戴尔当晚在酒店房间醉酒服用过量药物而致死的场景，在三联画的左侧，戴尔的身体蜷缩在马桶上，痛苦和痉挛的状态使其头部埋没并消失在深黑色的背景中，这正是萨德式的“排泄力量的冲击性爆发”。英国青年艺术家YBA的主将达明·赫斯特的装置作品《孤独的宁静，致乔治·戴尔》就是对培根这幅三联画的致敬。事实上赫斯特的艺术创作深受培根影响，在下文中我们会继续分析。
与培根同时代的好友还有奥尔巴赫、科索夫和弗洛伊德，他们是“伦敦画派”第一代艺术家的重要成员，虽然他们的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各异，但战后共同关注的主题使他们的作品有着相似的精神诉求。弗洛伊德非常欣赏培根，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弗洛伊德绘画因对裸体进行写实的逼真再现而著称，对肉体的刻画是他非常感兴趣的内容，他所探究的正是肉下腐化的灵魂，这一对肉身的深刻领悟与揭示恰恰是受到培根的影响。
奥尔巴赫和科索夫的绘画作品以人物和伦敦风景为主，他们的绘画通过几十次涂抹和覆盖形成厚厚的浮雕质感，使人物面部和身体的肉混合，凝结成块的油料具有下滑的流动性，呈现出所描绘人物萎缩的肉身。此时的人类躯体已无法再指代任何具有欢愉和幸福的状态，它所承载的只有最为真实的苦难与不幸。结合梅洛-庞蒂的肉身理论，本文所讨论的“血与肉”的绘画主题，并非仅仅局限在直观的人体血肉，通过世界之肉、语言之肉和身体之肉的不同层面，奥尔巴赫和科索夫所描绘的战后千疮百孔咆哮而呻吟着的伦敦建筑与街道，同样可以用肉身的概念加以剖析。肉的绽出成为我们认识世界和周围事物的方法和新的视角。
在艺术评论家大卫·西尔维斯特看来，与前代英国艺术家相比，伦敦画派的艺术家展现出了更为多元化的图像控制力：鲜明的个人风格取代了单一特定的意图，他们将当代性和写实性有机结合，这一群体所构成的绘画的总体特征恰好组成了这一时期英国新绘画风格的核心思想。他们的作品既延续着英国艺术长期的现实主义和肖像画的历史，又形成新的趋向和特征，即“英国绘画新精神”。
血与肉的演进与YBA
上世纪30年代，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安德烈·马松（Andre Masson，1896—1987）与乔治·巴塔耶交往密切，巴塔耶的思想使马松绘画风格产生深刻转变，马松绘画中的色情与死亡，暴力与欲望的母体，成为艺术中“卑贱物”（baseness）这一概念的先行者。作为超现实主义成员的戏剧理论家翁托南·阿尔托与马松、巴塔耶在文化思想中的碰撞，构建起本文梳理培根在巴黎艺术发展萌芽期的参照。
除英国艺术家对血与肉的主题有非常鲜明的创作线索外。战后其他国家也均有类似的主题创作，非常典型的便是维也纳行动画派（奥托·穆尔、赫曼·尼什等）艺术家以暴虐的身体艺术和行为表演著称。他们活跃于1960年至1971年，作品大胆前卫，血腥而残暴，充斥着动物内脏、排泄物和鲜血，充满破坏性，触碰到诸多社会禁忌，因此在上世纪60年代备受非议。他们同样深受阿尔托“残酷戏剧”理论影响。
战后，挑战身体和心理的极限逐渐演化成行为艺术的标准模式。自50年代起，以身体为媒介进行先锋实践的艺术群体和创作不断涌现。这些现象均是本文研究“血与肉”的英国艺术主题的大时代背景。60年代中期，相对火热的行为艺术，冰冷的极少主义同时兴起。极少主义深受现象学影响，他们从感知研究出发认识到人的肉身不只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也并非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一种体验的永恒条件，并具有感知外在世界的结构。他们用简约语言呈现出隐形的肉身，为我们后期分析英国艺术家安尼施·卡普尔的艺术创作发展历程埋下了伏笔。
20世纪90年代，YBA（Young British artists）青年英国艺术家的崛起震惊世界，他们的艺术血腥而残酷，通过怪诞和耸人听闻的艺术样式，具有寓意和创造性的探索突破艺术的边界，使世界再次关注英国艺术，达明·赫斯特是其中的重要代表。1990年，达明·赫斯特在“冰冻”展上创作《千年》作品，将一只腐烂的牛头放置在玻璃箱内，同时内部放置苍蝇卵和捕蝇器。该作品极具感官刺激和视觉冲击力，也充分呈现出达明·赫斯特后期艺术创作的整体风格。培根曾在《千年》作品展览期间亲自去参观，他对赫斯特的创作非常欣赏。
达明·赫斯特著名的作品《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装在福尔马林液体中的鲸鱼以及其他动物装入箱体的三段组合装置，在视觉上与培根的三联画相关。培根在其伴侣乔治·戴尔自杀后创作的著名黑色《三联画》，促使达明·赫斯特在2006年创作装置作品《孤独的宁静，致乔治·戴尔》向培根致敬，在这件三箱装置中，戴尔的形象被赫斯特用他的动物标本“羊”所取代。他的作品都与血肉的“残酷剧场”效应相吻合，正体现了培根精神在达明·赫斯特身上的延续。
其他YBA群体中的艺术家同样具有类似的精神追求，马克·奎恩（Marc Quinn）用自己4.5L冷冻血液雕塑成自己的头像作品《Self》，将“人物肖像”变为“器官元件”的概念。他尝试每一年抽取自己10品脱的血，把这些血液放进自己塑造的头像中，每五年能完成一件新血液肖像。目前为止已经做了五件。奎因的其他作品也均和“肉与血”有关，他的超现实油画系列作品《肉画》，干脆直接拿鲜肉的原型进行超写实绘制。
YBA群体中的珍妮·萨维尔常以自己的身体为模特儿。她从女性的视觉和感受入手，画中的女性体格巨大，极具挑衅性。她绘制了许多雌雄同体的人、被宰割的猪肉、三联画的人物组合如《策略》等，这些素材和表现都呈现出培根对其深刻的影响。查普曼兄弟的作品同样呈现血腥与肉的艺术主题，他们常对恐怖和卑贱的道德边缘进行挑战和探索。采用极端的方式扭曲儿童模型，并将作品命名为“悲惨的人体”。血腥和残酷的战争和生活场景混合，成为他们创作风格的一贯方式。
格伦·布朗（Glenn Brown）1966年出生于英国，他的绘画中充满了对腐烂的“肉”的表现，无论是人物还是静物，在布朗的画面里都呈现着溃败和腐化的状态。布朗的绘画以对美术史中经典图像的篡改和挪用而闻名，他一直对再造和扭曲物体的原有特质感兴趣。伦敦画派奥尔巴赫的绘画对布朗的艺术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布朗的很多作品是以奥尔巴赫作品形式为模板进行重塑。英国艺术家对于肉的描绘的历史传承关系在此清晰可见。
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利用电影、影像、摄影、雕塑和文本等多种媒介进行创作，他常将经典电影和小说仅作很少的改变便可创作出全新的影像作品。《验尸人》是这一系列的代表作品。同样是关注身体的隐喻特征。YBA群体中还有很多艺术家关注血与肉的主题，他们的作品在90年代异军突起，与英国政治、经济的状况以及美术史上下文的语境密切相关，在本文接下来的研究中会继续梳理。
英国艺术家及其影响
当代具有极大国际声誉的艺术家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1954年出生于印度孟买，70年代初来到英国伦敦，他的作品被视为印度和西方精神的结合。正如本文开篇所言，强大的传统力量使英国文化对外来影响具有巨大的包容和同化作用。相比卡普尔，“伦敦画派”成员中，奥尔巴赫和弗洛伊德原来是柏林人，科索夫是移民的儿子，培根算是爱尔兰人。这些原本并非英国国籍的艺术家聚集在伦敦，共同构建和延续着英国的文化精神。
本文在拟定题目着手写作之初，笔者仅是通过对培根的深入理解和对英国当代艺术的整体感受拟定了“血与肉的扭结”这样的主题，并没有预料到在研究卡普尔的资料时会获得如此大的意外惊喜。2016年12月17日，卡普尔在罗马现代艺术美术馆（MARCO）举办大型个展，展览主题命名为“重新诠释肉与血”，其中24件以“重新诠释肉与血”为主题的作品首次展出。十年之后重返意大利举办大型个展，卡普尔选择用这样的主题别有深意。首先，证明“血与肉”的主题事实上一直是卡普尔非常关注的内容，甚至可以说在他最早的创作中，对于性别和身体的隐晦表达，已经预示着未来几十年艺术创作的走向。而本次个展，卡普尔用“重新诠释”，说明经过多年的创作和思考，他对“血与肉”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卡普尔善于利用材料质地本身的语言进行言说和表达，他通过硅胶和颜料混合塑造出“血肉”的生动效果，利用对粘性的血红色蜡的切割和运动创作出《自我生成》《向角落射击》《我的红色故乡》《为深爱太阳而起的交响乐》等经典的系列作品。而后期震撼人心的大型装置作品《玛耳绪阿斯》《奇异单细胞生物的截面体》以及《利维坦》等巨大的PVC皮，拉伸或放气都成为其作品实现的主要方式。当然这些材料只是更好地呈现卡普尔精神思想的物质载体，纵观卡普尔艺术发展的历程，他几十年来所关注的主题事实上是一脉相承的。从他早期利用各种颜色的粉末制作的小型立方体极简主义装置开始，男女性别的差异和身体的几何形体表征就已经植入他的作品中，而后期《当我怀孕时》墙壁上微微突起的鼓包，以及《圣托马斯的疑惑》在墙体上简单划开的小口。卡普尔运用极简主义的创作方式，赋予了冰冷的墙体以人的温度，这些含糊不清的意义指向，构成卡普尔整体艺术创作发展的主要特征。通过对卡普尔的深入分析，进一步为本文的研究确立了合理依据。
年轻一代的英国艺术家群体中同样清晰地延续着“血与肉”主题的脉络传承关系。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是国际当红的英国女画家，1969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她是著名理论家大卫·西尔维斯特的女儿，西尔维斯特是战后英国艺术理论家，也是培根访谈录的作者，受其父亲的影响，布朗将颜料等同于肉，用坦然直接的激情书写画面，“性与肉”始终是布朗表现的主题，作品运用狂放的笔法与刷痕的剧烈扭动，使交合的人物与背景融合且无法分辨彼此。画面激荡并充盈着无限浓郁的肉欲，绽放着女性的恣意。
安东尼·米考莱夫（Anthony Micallef）1975年出生于英国，被称为目前英国最有前途的年轻艺术家之一，“继续传递奥尔巴赫的火炬”的人。米考莱夫的作品深受培根、奥尔巴赫和科索夫等人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喜欢看逐渐变成暴力与色情的迪斯尼影片”，作为“70后”出生的艺术家，已经与“伦敦画派”关注和感兴趣的内容完全不同，但从米考莱夫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关注的血与肉的主题上，仍能清晰地看到与前代艺术家创作的深刻关联。米考莱夫最近引发争议的一件事是将唐纳德·特朗普的头像绘制在烟盒上，作为他对政治的讽刺，总统的脸正好画在烟盒健康警告的文字上“吸烟杀人”。这一作品被用于华盛顿特区的女性游行和抗议游行中的L.A中。烟盒中红色和浅黄色的几何背景，加之前面的黑色边框，配上米考莱夫的三种扭曲的特朗普头像造型，在绘画的呈现方式和表现手法上与培根的三联画如出一辙，而特兰普头像的处理方式，又在培根的技法上加入了奥尔巴赫和科索夫对肉体刻画的笔法。
奈杰尔·库克（Nigel Cooke）1973年生于英国，他是英国最受关注的艺术家之一，被评论界称为“后多伊格”一代，英国新绘画的领军人物。其最新作品与塞西莉·布朗的绘画有很多相似之处，使我们能清晰感受到英国艺术家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传承关系。
上文梳理的这些英国艺术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持续影响：如罗马尼亚艺术家艾德里安·格尼（Adrian Ghenie），作品中的人物面部像得了橡皮病一样，容貌常被诋毁，其深受培根绘画的影响，作品语言又呈现新的拓展。德国青年艺术家马尔特·布伦斯（Malte Bruns），作品多以新媒体形式呈现，肢解身体局部进行自由组合，呈现新的视觉冲击力，内容以雕塑装置为主，营造的氛围类似科幻电影中可怕的地牢，无生命般恐怖的头部和躯干同时吸引和击退观众，作品的场域空间设置，成为对“残酷剧场”新的诠释方式。意大利艺术家瓦内萨·比克罗夫特（Vanessa Beecroft）以大型概念表演而闻名。2007年她的作品《VB61》在“第52届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模特躺在一张巨大画布上静止不动，任由红色涂料泼洒在身体的任何部位。模特们仿佛倒毙在血泊中，这个景象类似屠场，血腥与死亡的气息弥漫，表演过程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和心灵震撼，这一作品与维也纳行动画派尼特西的行为艺术有某些内在相似性。
培根以及“战后”英国艺术家的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末传入中国，影响了一大批中国艺术家的创作。曾梵志围绕日常生活中的“肉”创作出最早的“协和医院”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后期整个创作历程的基调。从“协和医院”一路走来，到“肉”系列，再到“面具”后的“肖像”甚至是“抽象风景”，“血与肉”的呈现主题成为曾梵志揭示社会现实和表达自我的脉络主线。他的作品深受英国艺术家的影响，早期作品中明显看到培根的影子。除曾梵志外，受培根影响的艺术家还有尹朝阳、周春芽和刘炜等。而刘晓东等一大批写实艺术家均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英国艺术对中国的影响还涉及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行为艺术实践，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999年初，吴美纯、邱志杰在北京策划“后感性：异形与妄想”，首次出现用尸体为材料的作品，这些艺术现象不同程度地受到英国YBA艺术的影响。
莱昂·科索夫 Kilburn地铁站外面 1976
后现代与肉身的语义
血与肉的主题，事实上与20世纪初以来的各阶段的哲学思潮有着紧密的关联，“身体”作为战后以来非常重要的核心议题，是本书得以展开和讨论的时代背景。身体是多重意义的符号，隐藏在社会、政治和历史等各个领域。20世纪以来，众多哲学家聚焦“身体”概念：快感、欲望、力比多和无意识等形成“身体”之下的各种分支主题。从让-保罗·萨特、梅洛-庞蒂、乔治·巴塔耶、雅克·德里达、让·鲍德里亚、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到弗·詹姆逊、巴赫金、吉尔·德勒兹以及伊格尔顿等，他们的理论思想开始越来越清晰地梳理“身体”的形象及其意义。二元论的身体与灵魂的观念和蔑视身体的传统思想逐渐式微，身体成为无法忽视的物质实体浮现在理论视域。这些思想共同影响和建构着当代艺术的创作。
战后，身体艺术占据了当代艺术中很重要的位置，当代艺术创作、理论和批评聚焦身体问题，身体在表演艺术、行为艺术、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的表达中与其他艺术形式相互交错，同时与性别、阶级和种族等问题交汇在一起，呈现人类对“肉身”更深入的思考。作为“战后”艺术家，培根和弗洛伊德及本文提到的众多英国艺术家，他们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通过对身体与“肉”的诠释，深刻触及到后现代艺术的重要议题。
20世纪60年代，德里达正式宣称“残酷戏剧”即“再现的终结”（closure of representation），他以阐释阿尔托的“残酷戏剧”文本为起点，用“延异”（différance）概念重新解构从古典至现代以“再现”为指归的西方哲学和美学传统，为后现代文化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依据。时至今日，德里达对阿尔托文本的精细解读几乎无人能出其右，他引用阿尔托《血肉之躯的立场》和《戏剧及其复象》精彩的论述，阐释书写与差异的关系，利用阿尔托通过大写血肉之躯来获取生命决定性知识的诉求，论述被劫持的言语对血肉之躯的闪避。
1972年，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中，德勒兹与加塔里（Félix Guattari）提出用身体对抗体制的方式。他们通过反对和推翻弗洛伊德建立在父权社会体系上的俄狄浦斯情结，从阿尔托“残酷剧场”的理论基础上推衍出精神分裂的分析理论，指明用根茎状的繁殖与再生模式替代弗洛伊德树状模式的社会形态，由此得以推翻任何形式的集权统治，构建更加自由的生存状态。
70年代末，继阿尔托、巴塔耶和梅洛-庞蒂后，德里达关于“在场”与“形而上学”理论成为阐释身体艺术的关键。无疑，翁托南·阿尔托的思想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里达沿着阿尔托的理论轨迹探索声音、身体、言语、写作甚至整个“文明”自身的崩溃中衍生出解构主义理论。他将阿尔托“残酷剧场”中的“尖叫”重新还原给身体，质疑言语和艺术最初的根源与它们具体化的体现。受德里达思想的影响，作为以身体为核心的行为艺术实践很容易被界定为“在场”的形而上学，使身体的“在场”超越一切符号、象征和寓意的渴望，直接介入事物的本质。70至80年代，鲍德里亚利用对“再现的终结”之后的后现代文化图景进行解码，发掘其中的秘密竟然是“拟真”。“拟真”才是再现戏剧的真正终结，它比“残酷戏剧”更加“残酷”，因为“残酷戏剧”仅是企图以“身体、暴力和鲜血”的极端方式与生命产生密切关联，而当下的时代却连真切的“残酷”都已被消灭，“拟真”获得了操控一切的权力。“残酷戏剧”的符号被后现代流行文化盗用，空留下身体、感官和场面等外在形式的躯壳，却抛弃了其精神的实质，这正是“残酷戏剧”的后现代“拟像”。鲍德里亚指出，“拟真”的超真实主义貌似作为“总体戏剧”的残酷戏剧呈现。其实质却是数码科技交互模式所制造的“伟大的参与性节庆”。
1981年，德勒兹选择弗兰西斯·培根血与肉的绘画作品，阐释了反抗一切体制束缚的身体理论，他进一步提出阿尔托式的“无器官的身体”概念。可见，自90年代后当代艺术理论与实践再次转向“身体”并非偶然，这一转向预示着作为“肉身”的真实感受终于打破了后现代主义阶段屏蔽现实的仿真图像，使人们可以再次触摸到一个真实、可感的人性化世界。在培根的绘画中，我可以探寻到阿尔托“残酷戏剧”以及“无器官的身体”理论在德勒兹思想中的延续。
从80年代末开始，西方当代艺术理论与实践再次转向反美学的身体艺术，变态的、残缺的、破碎的、丑陋不堪的和不完美的身体充溢于当代艺术中，艺术作品致力于表现人性的本能、身体与生命的脆弱。20世纪下半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通过对人类思想历史进行考察，以身体为中心建立新的“谱系学”研究方法，用“被规训的身体”确立其理论的视野。
90年代，鲍德里亚开始尖锐的批评“拟真”的当代艺术，并正式呼吁“忘却阿尔托”。其所说的“忘却”事实上是为了真正的铭记，作为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对后现代文化开始做进一步的反思，其证明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悖反式关联，也揭示了向美学现代性和文化回归的可能。
在培根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窥见到梅洛-庞蒂的“肉”和巴塔耶的“色情与死亡”；可以感受到在尼采建构的“力”的世界中和“权力意志”的作用下，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德勒兹对前述哲学家思想的继承与延展；还可以看到尼采的继承（怀疑论者）巴塔耶、拉康与福柯对身体的关注。
培根生于1909年，梅洛-庞蒂生于1908年，他的绘画与他的思想见证了同时代人的精神共鸣，时至今日，“肉身”概念是梅洛-庞蒂后期思想的核心问题已是众所公认的事实。而他于1961年突然辞世而未及完成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成为深深的遗憾。关于“肉身”，梅洛-庞蒂未能将思想完整地展开便与世长辞，如何把握其思想的全貌，明确其哲学诉求，并在延续其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推演开来，成为后续学者不断探寻的方向。而对梅洛-庞蒂“肉身”理论新近学术的持续关注，也成为我们解读培根以及战后英国艺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众多学者聚焦梅洛-庞蒂的思想理论，无论他们持支持观点还是否定态度，均无法否认“肉身”已然成为后现代以来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弗兰克、德里达以及南希从不同角度对“身体与肉身”进行讨论；亨利受基督教影响提出“肉身哲学”；让-吕克·南希用“肉身”阐述“‘自我身体’哲学”。一些批评的声音也异常尖锐：德里达反对将肉身之名授予在本质上既无身体（Leib），也与其自身毫无关系和接触的事物本质及体验方式；萨特提出在梅洛-庞蒂那里，那些相互矛盾的真理从来不会彼此争斗，没有阻断运动的风险，也不会引起分裂；利奥塔指出，梅洛-庞蒂倾向于为追求“和谐”（consonances）而刻意忽略“不和谐”（dissonances）。“肉身”概念超出了此前由梅洛-庞蒂在法国哲学及现象学界发起的讨论，重新回到了哲学辩论的中心。后续学者为我们提供了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对梅洛-庞蒂思想的解读。其中当代著名的梅洛-庞蒂研究学者莫罗·卡波内教授最新的著作《图像的肉身：梅洛-庞蒂在绘画与电影之间的思考》，极具代表性，卡波内教授从“可见性”（visibility）出发来阐释与理解肉身，并将其作为理解梅洛-庞蒂哲学创新性的关键点，这从理论本身的历史与相关研究发展的角度来看具有启示意义。
无论是针对数字技术革命还是全球化进程，梅洛-庞蒂的“肉身”概念作为一种一切存在者共同的肌理组织，以差异为基础的关系存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和命名“图像时代”诸多的变化。值得思考的是，本文以“血与肉”的扭结为主题，以培根为线索梳理战后英国艺术，但对于当今所有的艺术家和作品而言，无论展现的是可见的“肉身”还是不可见的世界之肉，所有艺术形式：绘画、装置、影像及行为艺术，能真正做到“在场”观看的观众总是有限的，在拟像与仿真的世界，在读图时代的语境中，艺术近乎失去了“在场”的阵地，所有艺术最终都将被转变成图像并在“拟像”网络中传播。由此，本章节中，众多学者在梅洛-庞蒂“肉身”概念的基础上展开对“图像肉身”的讨论，不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启示和延展，如果说“哲学研究的不是别的，只是关系，在关系之中研究，并且以关系为目的。它是世界肉身的共鸣点”。艺术家所要做的就是如何用作品展示这种关系，无论诉诸血肉的肉身形式，还是探索隐匿的肉身，或介入“拟像”的肉身，都将是艺术探究人类在世界存在关系的有益方式。
结语
本文以“血与肉的扭结”为研究主题，在20世纪思想界“身体转向”的背景中，通过两条研究主线贯穿全文展开论述。其一，以培根为主线，结合血与肉的主题，梳理战后英国不同时期代表性艺术家案例，通过对作品形式和观念的分析，形成清晰的脉络谱系。其二，以20世纪的哲学思想为主线，通过对与培根同期的哲学家：翁托南·阿尔托、梅洛-庞蒂和乔治·巴塔耶等思想的研究，结合作品展开前半部分的论述，并与本书第四章节中后现代哲学家思想观点进行回应：德里达、德勒兹、福柯以及梅洛-庞蒂思想的最新研究，建构起整个20世纪哲学思想中“肉身”概念的脉络体系，及其与艺术家作品间的深刻关联。
本文的研究具有三方面的意义，其一，可以视为对培根个案研究的一种独特的解读视角，通过对其作品的深入分析并详细梳理受培根影响的一系列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和精神依托，从逆向性的视角确立培根在美术史中的重要价值。其二，本书将战后英国艺术的研究定位在20世纪“身体转向”的哲学背景中，以培根和“血与肉”的线索将英国艺术与时代思想紧密结合，不失为研究战后英国艺术的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法。其三，20世纪下半叶以来，身体艺术在当代艺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身体问题成为当代艺术创作与理论批评的重要议题，其在行为艺术、表演艺术、极少艺术与观念艺术中广泛运用，又与种族、阶级、性别、身份等问题交缠，形成错综复杂的样貌。本文对战后英国艺术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深入理解这些哲学思想的脉络关联提供一个绝佳的范本。
（原文发表在《美术观察》2019年第12期，经作者授权转载。）
作者简介
范 晓 楠
清华大学博士，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后，天津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批评家年会学术委员，艺术评论人，策展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艺术思潮和视觉文化研究，著有《景观社会的图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欧洲绘画研究》《肉与血的纽结：培根与战后英国艺术研究》；另有“坚守与更新：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平庸时代”，“疾病的隐喻：欧洲当代绘画研究”，“被剧场性腐化的感性：论雕塑在当代艺术语境中的契机”等30余篇评论文章发表在《美术》《美术观察》《世界美术》《雕塑》等国内外核心刊物。独立策划多场学术展览，自2014年以来作为国际、国内多个大型艺术展览学术主持，为中国当代艺术提供学术理论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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