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怎样看中国书法：历史回顾与未来去向
毕罗
本人关注中国书法实践和书法史研究将近二十年之久，从一九九八年第一次来中国留学以来，一直坚持练习书法，并将书法史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我刚开始对书法感兴趣是因为觉得用毛笔写的汉字非常漂亮，因此很想学会写毛笔字。所以在意大利很早就开始跟中国书法老师王承雄先生练毛笔字，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虽然可能在实践方面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但也总是将练习书法当作最理想的学习中国文化的方式。而在开始学习书法后不久，我就感到书法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其中的确有许多值得研究探索的现象。因此自然而然把学习书法当作一个汉学问题来对待，所以慢慢地开始研究起书法史来，特别是有着诸多经典的中古时期的书法史。在这若干年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不得不面临西方人如何理解释解说书法的种种问题和困难。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西方学术界，包括汉学界在内，几乎对书法的方方面面都显得非常麻木。因此，我不得不考虑来中国专门研修书法，我先后在中国美院、浙江大学留学了三年，后来在意大利担任大学教育工作以后，也经常来中国，我一直跟中国学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与以往不同，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可以在相对便利的条件下自由流动，不但可以跟别的国家的人有平凡的往来，而且可以进入到以前普通人很难进入的诸多文化圈里。为了充分利用全球化给我们营造的良好条件，我认为国际文化交流还需要『更上一层楼』，把具有更深含义的种种文化现象引入到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上来。我认为书法就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可是，从以往和目前西方对书法的态度来看，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为了引起更多的关注，我在本文中大致介绍西方人对书法的了解情况和历史状况，旨在提醒大家国际文化交流和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关注并不是在今天全球化时代才开始的，其源头和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一样长久，只不过历史中好多现象很快就会被遗忘了。
一 毛笔字和书法都能叫做CALLIGRAPHY吗？
不管在汉学界、大学界还是文化界，目前西方社会有一个很别扭的现象，基本上把凡是用毛笔写的字都叫做英文中的『calligraphy』(来自希腊语的『美丽书写』一词)，好像只要带有毛笔痕迹的汉字都可以被当作是审美标准很高的形体符号。再加上汉字这种特殊的文字符号给很多人带来的神秘感，这十几年来汉字文身在西方越来越普遍。也许这种现象是从运动员中开始流行起来的，我们在二○○四年六月份意大利时尚杂志GQ的封面上，就可以看到当时国际米兰非常有名的球星克里斯蒂安·维埃里(Christian Vieri，一九七三—)在右胳膊刻着几个简陋而无意义的汉字：『恒氏和雷心』(好像从左到右书写)。无疑这是对汉字没有一点概念的人随意从某个模板仿效了什么图像后刻成的形态。(图一)类似的例子多得不可胜数，本人在意大利的一个好朋友也从事文身工作，曾经特意向我请教如何用汉语拼写常见的意大利语人名，以免『乱刻图案』(他的原话)。当然随着网络的发达，许多印刷体很快流传到全世界，不再像以前那么难找。虽然文身时还会出现有趣的倒刻现象(图二)，毕竟字体规范程度还是有所进步了。而且，在文身的同时，汉字也成了一种独特符号，特别在室内设计和家具设计中得到了相当的普及。(图三)不过，这种兴趣目前只能叫异国风情而已，甚至在比较恶心的情况下还造成了文化误认和侮辱。有一个例子是把著名的《神龙兰亭序》前四行印在了餐具上面，完全无视作品本身的价值和含义(图四)。实际上，这种异国风情的好奇感在任何国家都有存在，中国也不例外。从不可胜数的服装上乱拼的拉丁字母和更为壮观的雕塑等种种现象可以看出，很多人觉得，凡是国外的文化图形符号总会带有一定的魅力。这种趣味在我看来也很正常，可以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兴趣。问题是当这种现象长期停留在一种单纯的兴趣，而不能转变成更高的文化兴趣的话，那么它其实也就贬低了那个文化传统，不但将之简单化了，而且也可能缩小了其流传范围。我认为学术界必须对这样的现象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就中国书法而言，虽然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但是西方汉学界对它的关注却非常之少。这里就涉及到学术连续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现象，尽管会觉得似乎是第一次遇到某种问题并对之进行研究，但其实我们不能忘了我们不是突然来到这个世界的，在我们之前很有可能已经有人关注过同样的问题，哪怕做得不如我们深刻，但至少我们需要承认是在一条漫长复杂的路线上，我们必须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以更好地继承和避免以前的错误。
二 学术的连续性
理所当然，中国书法作为书写汉字的艺术，要对之有所了解必定从精通汉语的人开始，即是所谓的『汉学家』(英语叫sinologist)。而在这一人群中有一个很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一五五二—一六一○)。他当时跟许多中国文人有紧密的来往，所以他亲眼看到了很多真实的文化现象。在他的《中国札记》一书中写道『中国人或许比任何其他民族更加习惯于密切注意书写的字体是否优美，精于此道的书法家受到很高的尊崇。』
这段话已经明确强调了汉字书写的审美在中国明朝的文化中的重要性。可是虽然利玛窦在西方汉学界影响很深，真正受这一启发的人却并不多。就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而言，另外一位意大利人，在中国非常著名可在意大利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宫廷画家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一六八八—一七六六)。他仕于清代宫廷数十年，接触的文人和书法家非常之多。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有相当的绘画技术，但从他罕见的汉字题记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把汉字列入他学习中国艺术的目标之中。(图五)
实际上，我们若回顾历史的话，还可以看出更早的许多有趣现象，比如说十世纪末阿拉伯人伊本—乃迪姆(九九五年逝世)在阿拉伯文学名著《图书目录》(Al-Fihrist)已经提到了所谓的『中国的字体』，并且他凭回忆还记载了曾经看过的汉字的形体。其实并不奇怪，中古时期沿着丝绸之路，中国和中亚的交流非常频繁，特别是来华传教的印度人，要么在到中国之前，要么在到了中国后不久都学会了说汉语和写汉字。一般人都会想到去印度的玄奘(六○二—六六四)肯定精通印度文化和语言，而事实上应该也会有更多来华的精通汉语的西域僧人，像鸠摩罗什(Kumārajīva，三四四—四一三)、菩提流志(Bodhiruci，七二七年逝世)、(，六五二—七一○)，施护(Danāpāla，约九五○—一○一八)等。尽管他们留下的字迹非常有限，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敦煌写本的观察，看到一些中古时期由印度僧人手写的文本，譬如中国国家图书馆BD05436《妙法莲华经》卷四，『天宝五载五印度僧祇难写』(图六)。理所当然，只要来到中国生活，并和中国文人有交际需要的外国人都会或多或少的考虑如何学习汉字的问题。
因此，第一部权威的汉英字典，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一七八二—一八三四)在一八一五年出版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里，也提到了汉字书写的不同字体。如第五十六页所表示的那样，『京』字除了楷书字体以外，边上还附有篆书和行草字体写法(图七)。原因很简单，在当时的中国，在书面交际方面，手写的成分非常之多，也难怪为了有效地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不得不学会常用字的几种写法。在今天编写的字典里已经不可能看到宋体和黑体之外的其他字体，除非是特殊的文字学或书法方面的字典，仅仅过了两百年的时间，马礼逊的那种编写方法在我们看来已经很不现实了。而对这种特殊的语言文化环境最典型的反应也许是，一八二五年英国《英国爱尔兰皇家亚洲协会杂志》(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发表的一篇题名为《汉字正确写法》(Eugraphia Sinensis; or,the Art of Writ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 with Correctness)的论文。论文著者英国外交官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七九五—一八九○)当时住在澳门，年仅三十岁，对书法艺术也没有显示出明确的兴趣。实际上，他也并没有采用来自希腊文calligraphy的英文单词，而使用的是非常罕见的eugraphia，该词与『漂亮的书写』的calligraphy有本质区别，其含义可以解释为『正确的书写』，强调的不是汉字形体书写得漂亮，而是写得规范得体而已。这篇文章是中国著名的书法技法文献《间架结构九十二法》的英文翻译，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完全可以算是对宏观的书法文献最早的翻译，其实在当时戴维斯并没有这种意识。那么为什么一位欧洲的外交官会在十九世纪初期注意到楷书书体的书写规范问题呢？他在前言中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概念，也就是说，为了更有效地和中国当局及文人交际，欧洲人(他关注的当然是他的同胞英国人)不能依赖中国翻译。所以，除了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以外，在需要采取书面交际的时候，哪怕不是用毛笔书写，而是直接用钢笔书写，写出来的汉字也要得体像样。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与其后的局面不太一样，当时中国官员和文人保持着一种自信骄傲的心态，对企图进入大清帝国市场并扩大自己影响力的大英帝国来说，有一种需要克服的障碍。十九世纪来中国的西方人面对的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反映着中国传统的书写习惯，所以有一些人对汉字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其中最有趣的例子来自于一位法国军人米约(Stanislas Millot，活动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他曾经生活在湖北省，对汉字的草书字体特别有兴趣，在中国时已经开始学习草书了，回到了法国以后终于把著名的草书字典《草字汇》译成了法文，一九○九年由巴黎Leroux书局出版。这的确是一项很伟大的工程：首先有这么一位喜爱草字的法国人翻译了《草字汇》，其二是要有一家法国的出版社也对这种书感兴趣，敢于投资出版这一本非常奇特的书，恐怕在今天的西方已经找不到愿意出这类的书的出版社了。可以肯定，米约的字典放在我们当今的书法研究领域里也仍算是一部可以参考的著作。
三 学术的可持续性
正好在二十世纪初期，虽然两位西方人斯坦因(Aurel Stein)和伯希和(一八七五—一九四六)把大量中国的精致墨迹带到了伦敦和法国——给欧洲汉学提供了研究中古历史和书写文化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西方出版的关于书法的研究相对而言却比较肤浅，可是往往是这些专著在西方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起初大部分著者都是华人，像蒋彝(Chiang Yee，一九○三—一九七七)、陈之迈(Ch'en Chihmai，一九○八—一九七八)、曾佑和(Tseng Yuho)等，后来还有许多西方人直接撰写论文和专著，像高乐知(Roger Goepper，一九二五—二○一一)、雷德侯(一九四二—)等。但其实应该说对书法研究而言，仍没有奠定扎实的基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美术史最著名的著作之一——美国艾惟廉(William Acker，一九○七—一九七四)译的《六朝暨唐代画论选编》(Some T'ang and pre-T'ang Texts on Chinese Painting)(一九五四—一九七四)序言中曾对中国绘画的欣赏给出过一个很明确的警告，甚至可以将这一警告命名为艾惟廉的『自相矛盾』。概述其意义，也就是说，不理解书法的线条就无法真正的欣赏中国绘画。可是，我们观察一下二十世纪下半叶略对笔法有所关注的论著，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的仅有几篇而已。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美)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一九三二—)《卫夫人〈笔阵图〉及早期书论》(Wei Fu-jen's Pi-chent'u and the Early Texts on Calligraphy)(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一九六四)、高乐知《〈书谱〉：孙过庭的书论》、(美)Stephen Goldberg《初唐宫廷书法》(Court Calligraphy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Artibus Asiae，一九八八—一九八九)而已。白谦慎先生在二○一三年发表了一篇《欧美中国书法研究已不如从前活跃》(《东方早报》)，应该是他在西方工作生活了几十年之久，观察了西方学术界之后的一种冷静客观的评价。虽然白先生没有明确表达，但是我觉得凡是现状不佳的情况(学术与经济雷同)，并不能完全责备当时之人，反而在更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其前辈。就用一个时尚的关于生产模式的词来做比附吧，『可持续性』很关键。也就是说，当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时都需要考虑到下一代该怎么办，学术并不例外。如果我们当今的学术状态没有一个相对而言的『良好发展』态势，研究氛围又肤浅古怪，好像学者目的只是功利而已，也许问题也出在他们前一代的老师们身上，老师们没有给学生铺好前进之路。
四 书法研究的未来
中国书法有其自己的特殊性，因为它毕竟是在普通的语言交际和书写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一种艺术表现。也就是说，它无法脱离语言沟通的实际功能，因此我们需要识别和看懂任何书写和书法作品的文本内容。这点与文学欣赏当然有相通之处，而其目标更倾向于汉字形体和审美效果。因此，不能将之和绘画直接联系起来，因为绘画创作过程与书法相比，有着更大的任意性，而书写程序却必须遵守语言符号能指的线性(笔者在《书法研究》二○一七年第一期有相关的论述)。换句话说，书法的客观限制更多，除了语言以外还有书法作品的文本背景，也是必须了解的。在这种实际情况下，认真地对待书法只能按照传统的学习方法，也就是应该将实践和理论结合在一起进行学习。光从表面分析书法作品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如果没有受过笔法训练的话，书法微妙之处是无法感觉到的，而书法正是讲究细微感受的艺术。用毛笔写书法、临摹作品目的并不一定是要当书法家，而可能只是享受书写的过程，并提高自己对笔法的认识和敏感度，以便更直接地欣赏古今作品。所以，我们不得不问这样的问题，真正研究书法的人可以不练字吗？真正喜欢书法的人会不练字吗？
我们研究书法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书法作品的正确欣赏去提高我们的眼界，也就是让我们的精神生活——包括审美趣味在内更加丰富，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影响力如此巨大的今天，世界人民所需要的的确是不同文化传统的营养和启发。在当今的中国文化中，书法之所以伟大，恐怕在于它是唯一与一千多年前相比变化极少的文化现象了。除了工具有所变迁之外，其基本的学习模式与赵孟十三世纪末临摹王羲之的方法并没有太大区别。虽然书法并不是中国最典型的一种文化——中医、建筑、工艺也非常有中国特色。但恐怕只有书法是唯一的原汁原味地保存到现在，受到西方影响最小的文化现象了。我想，书法在未来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上一定能够起到巨大的宣传作用。另外，通过严谨的历史现象的探讨，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面貌，这无疑对中西汉学研究都有着非常大的帮助。事实上，二○一七年的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东方和西方可以相对而言自由地交流，网络非常发达，西方人可以和中国学者和爱好者密切接触，可以观览博物馆、购买出版物，甚至直接来中国留学，而三十年前则几乎没有这种条件。同时，随着学术在其他领域的进步，研究中国书法时也可以利用其他学术领域的成果，可以让书法研究更加具有活力，并且使它超越传统学术的不足。
书法走向世界不但大有希望而且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关键字：汉字,书写,汉学,文化,一九,现象,内容标签： 汉字 书写 汉学 文化 一九 现象
献给世界,你的真心,以致来世,以致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