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兆光先生走了，永远不回来了。一个身患帕金森病，久治不愈近二十年的雕塑艺术名家，在八十岁离世，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首功之臣是司徒先生的夫人金亭亭女士。每每想起亭亭大姐，我除了敬佩，就是赞不绝口（在此恕不赘述）。
对久病缠身的司徒先生，他的远走，虽属人们意料中的事，可先生走在了普天防疫，禁足封城的当口，连为他送行的机会都没有，想到这儿，五内俱痛，涕泗横流……
1984年在王府井工作室
初次相识司徒先生是在1979年底，我刚进王府井帅府园中央美术学院工作。我的办公室在门卫传达室对面。彼时的央美，正迎来恢复高考的首批本硕学子，教学与行政管理正处在紧锣密鼓的恢复期，基本的办公设备尚未配齐。我的办公室没有电话，只能与门卫传达室共享，而各系教师的对外联络，也多用门卫传达室电话。一天，忽听室外有人高喊：高炜，电话！我立马窜出来接打，三言两语挂断电话。回身只见身旁站立着一位高个，帅气干练的中年男子，身着藏青呢子大衣，头戴羊剪绒帽，手握黑色皮手套。我断定这是位公子哥，是他唤的我，他是在等着打电话。我忙向他道谢，他热情回应，丝毫没有因唤我和等候流露出一丝不耐烦，言行是那样的自然随性。这以后，我经常在院子里见到这位“帅哥”，随着工作的频繁交往，渐渐地我对“帅哥”其人其事有了深入了解。无意间，我与他们夫妇建立了亦师亦友的亲情关系，这种亲情关系一直延续到我供职北京舞蹈学院，离开央美。
与父亲司徒慧敏(原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合影
1962在列宁格勒
1963年在苏联冬宫考察
司徒先生（央美雕塑系都这样称呼他）的确是个公子，出身文艺世家，还是个“官二代”。其父司徒慧敏先生是中国电影业的奠基人之一，是夏衍领导的左翼文艺家联盟成员,曾任文化部付部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年幼的司徒随父母经香港移居北京。受家庭影响，司徒先生天资聪慧，勤奋笃学，在研习主业雕塑之余，喜欢运动，爱好摄影，摆弄音响，而这些嗜好无不以触类旁通的方式反哺在他日后的教学与创作中，成了他艺术生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执教于雕塑专业学生时，他以饱满的激情，旺盛的精力，以及留学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获得的扎实功底，教书育人，潜心创作。
1984年创作 《读》
读 大理石 1984年
郭沫若像 青铜 1987年
记得八十年代初，央美的老师们还不曾将个人作品拿出来竞拍，司徒先生则以小型木雕作品《妮》拍出了1.5万美元的高价。此举震惊了当时的美术界，成了继陈逸飞之后第二个成功竞拍的艺术家。由此，司徒兆光的名字在全国美术界爆出。接下来的创作，司徒先生更是一发而不可收。从国家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百元大钞的四大领袖雕像设计，到东长安街南侧正义路旁矗立的汉白玉雕塑《读》；从郭沫若故居的《郭沫若塑像》，到西藏题材的木雕作品《扬青稞》等等。
然而，盛名之下的司徒先生，从不满足已取得的艺术成就，以各种探索和实践精进教学，在教学相长中提升品质和素养。翻模是雕塑专业的学生基本内功，需要把创作的泥塑复制成石膏、玻璃钢等材质，才算完成个人作品。对人物头像的创作，大多以临摹真人头像，在完成泥塑基础上，翻制成石膏或其它材质造像。其翻制工艺的精湛与否，直接关乎个人作品的成败。为了夯实学生的翻模功底，他大胆实践，选择形象鲜明的黑人留学生为模特，在鲜活的人脸上直接翻制，舍弃了泥塑过程。
1987年王府井时期教学
1994年人体课上司徒先生指导学生
1995年司徒先生在中转办学时给研究班上课
那个年代，材料很简陋，要把人的眉毛、发际、胡子等部位用护肤的凡士林等油脂和颜料涂抹，确保脱模时模特本人毫发无损。过程中，司徒先生动意让学生唤我过去拍照做资料留存。我事先不知情，拎着相机推门进入，哇塞！只见黑人模特赤面獠牙，面目全非，活像进了聊斋，见了活鬼。吓得我撂下相机，拔腿外逃。任凭司徒先生在后面咋喊我，我都不肯回去。事后，司徒先生拿着翻好的石膏成品让我和学生们看。不得不说先生的慧眼与技术的高超，那石膏造像的完美精致，确实远超传统工艺。我忙问那黑人留学生是否受伤，只见那黑人模特笑着走上前，一脸的得意。先生说：列宁去世时，苏联就用此技术翻制了列宁头像，是我的苏联老师亲自动手翻的。鲁迅病故时，也翻有头像。这些只不过是在故去的人头上翻的，今天咱们是翻活人头像，有难度，主要是护肤材料和翻制材料过于简陋，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手法的翻制是成功的。司徒先生大胆细致的教学实践，从细节入手，从抓基础做起的教学风范，使在场的学生受益，也使我这个教辅人员深深受益。
先生的副业是摄影，他拍出的照片无论是光圈速度，还是取景构图都恰到处。翻阅网上先生的作品和先生个人出版的画册，大多是他自己拍摄的图片，完美地呈现了他个人作品所要表达的艺术语言。我因在雕塑系负责资料收集整理，拍摄任务是我的本职。我从没摸过相机到拍摄学生的习作，每一步都得到了先生的真传。当我走进暗房，冲洗拍摄的图片，先生总是拿着我拍摄的图片，仔细端详，有赞许有鼓励也有指点。应当说我粗浅的拍摄知识得益于先生的亲自教诲和指导，个人的努力如果没有高人指导，不知要走多少弯路和歧途啊。未久，我因故离开了本岗，供职于北舞，但先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勇于实践的作风深深地影响和教育了我，这何尝不是一种业精于勤职业品格的传承呢。
为王合内先生塑像
先生的待人热情似火，提携晚辈，孝敬长者。见微知著，充满着大爱。雕塑系老专家王临乙、王合内两前辈，是一对旅法学成归国的雕塑家。老人无儿无女，晚年生活多有不变。司徒先生和夫人经常登门照料，为老人办理各种生活琐事。一天夜里，王合内老人打通了司徒先生的宅电，呼救驰援。原来老伴因煤气中毒，生命垂危。司徒先生携夫人忙起身赶到老人家里，将老人抬到协和医院抢救。随后，先生电话逐一告知系里的其它领导和老师们及时赶到，协助施救。在医生的精心治疗和全系教师的精心照料下，老人转危为安。事后，医生说如果病人送迟一步，老人就没命了。我因家住较远，夜间命悬一线的大营救没接到通知，但清晨走进系办公室，看着惊魂未定的司徒先生和其他老师们，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动之心，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艺术界常常以德艺双馨作为评判艺术家从艺做人的最高标准，在当下的社会进步，全民奔富足的今天，像司徒兆光先生这样的德艺双馨之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记得有诗人说过：有的人活着，其实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其实还在活着。
司徒兆光先生是后者，他和他的作品，永远地活在人们的视野里，在正义路，在郭沫若故居,在中国美术馆......
2020.3.11
于京西花园村
【星原说】按：
1978年我作为文革后第一届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学生入学，但是我的启蒙老师却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的夏乙乔和夫人史美英两位先生。这两位启蒙老师比司徒先生年长不少，在他入学的时候，那两位老师已经毕业并在中央美院的雕塑创作工场工作，接着司徒先生就去了苏联留学。当他在1966年留学回国时，两位老师被下放到安徽。虽然他们之间没有多少交集，但是由于司徒先生的魅力，因此在少年时代就从夏老师和史老师口中听说过很多央美雕塑系老师们的情况、佳话。虽然不能说我对司徒兆光先生的人生故事耳熟能详，但是记忆中在夏老师他们口中听到他的名字时同时出现最多的评价就是两个方面：出身世家，为人厚道。这给少年的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和高炜女士的结识是我在中央读硕士的阶段，而且她还一字一句地在当时操作困难的汉语打字机上打出了我的硕士论文—几乎没有错别字，因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高炜离开打字室就去了雕塑系工作，然后调到北京舞蹈学院,先后做过教务和研究生管理等工作。
我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的是美术史，由于本科在中国美术学院就读雕塑专业，所以也对雕塑系的活动格外关注。高炜这篇文章中对司徒先生的刻画与我在央美几年偶尔飘进耳朵的对大名鼎鼎的司徒先生的评价十分吻合。不禁由衷赞叹高炜的刻画能力和她对司徒先生的敬意，更感受到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别具一格的系文化的魅力。
由于疫情爆发，司徒兆光先生的离世无法举行告别仪式，这给高炜带来了无限的哀痛，居然几天无法动笔。最后终于读到她的这篇字字锥心的悼念文章，不禁随着她的文字联想到许许多多中央美院给我们留下无尽教诲和美好回忆的老先生们。更重要的是她让我真正体会到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内部的人情与艺术的美好景观。
——以此
献给司徒先生和中央美院的各位好先生！
曹星原
2020年三月于纽约
（注：文中图片来源“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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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世界,你的真心,以致来世,以致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