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系统的问题人们似乎并不能即刻发觉，然而，摆在眼前的事实与现象却发人深省。因真理所引发的“话语权争夺”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但在今日华夏因老与不老(也就是因年龄)而引发的话语权争夺实属罕见。可想而知，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将话语权争夺归因为利益。也就是说，一般人认为现象所呈现出的是利益以及由利益反映出的青年一代的“功利欲”。但是，这种言说多少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倾向，其判断过于感情用事。而如抛开这种肤浅的猜测与判断，人们即可发觉：话语权争夺根本上由文化代沟引致。
众所周知，印象派与沙龙的“争夺”是真理所引发的争夺，因为在那次抗争中，其成员并未以年轻作为自身发声依据。相较而言，人们也不能断然将今日华夏青年一代与老一代激烈的话语权争夺视为与真理无关的名利争夺。因为，诸多事实及其所引发的深入思考足以让当下人认识到话语权争夺的必要性。
后辈(青年一代)与前辈(老一代)之间的天然矛盾不是不可以调和，但是确定的是，这种矛盾在存在话语霸权的专制主义文化系统与专制社会中是绝然不能被调和。按理来说，前辈(老一代)的价值观念会影响后辈(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念，进而价值观念又会决定其生理状态和生活*惯。但是，“变化”从一定意义上消解了这种必然存在的影响的合法性。一般而言，前辈(老一代)与后辈(青年一代)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在华夏这样一个以“人情世故”为生存依据的古老文化系统里显现得尤为重要。由于天然的血缘关系，华夏父亲们*惯将自己的子女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这种父权逻辑在文化上的显现则是前辈(老一代)将后辈(青年一代)视为自己的附庸、理所当然的奴才。华夏人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种急剧的伦理悖谬中。在我看来，今日华夏前辈(老一代)与后辈(青年一代)之间激烈的话语权争夺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伦理悖谬的裂变。
“话语权”这一说法本身就具有时代性。可以说，是批评在当下的必要性和当下文化的复杂状况促使人提出批评的话语权和年轻人的文化话语权问题。倘若望文生义，话语权很容易被人们视为说话的权利(言说的权利)。但是，如果从更深层次的意蕴上考察，“话语权”严格意义上意指“言语(说的话)的存活余地(位置、空间)”。即是说，“某一群体”(包括不同的利益集团、社会群体等)对自己所说之话存活空间地正视，以及对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地确证，是话语权的实质和话语权争夺的根本目的。
话语权的丧失通常是特权、霸权的膨胀所致。当人们丧失了自身应该享有的权利或缺失了自己所说之话存活的制度空间时，其必然会萌生争夺话语权的意识。因为，反抗源于压迫，革命源于专制。而事实证明，今日华夏还没有形成多元文化系统，无处不在的特权阶层和无时不有的话语霸权便是明证。而这种现象也能促使人寻查出引致话语权争夺的历史根源：向后看的历史观。
在我看来，“向后看的历史观”是华夏人独树一帜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不光是特权阶层与话语霸权形成的历史根源，也是铸就存在文化霸权的专制主义文化系统的有效方法论，亦是部分“历史的刽子手”力图使存在文化霸权的专制主义文化系统惠及后世的言说依据。1但是，即便历史因素在时代文化惯性意识与公民集体无意识的形成中难辞其咎，人类自我主体意识的确立也不会因为历史依据而寿终正寝。原因很显而易见，现代民主社会管理理论至今最大的成就是：推翻皇帝宝座之后，现代公民相信自己能发挥责任感来建立正义与秩序，相信自己应以最大的努力来创造，以握取自身的主宰权。
事实上，向后看的历史观与“社会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反映论”的认知模式一脉相承。可以说，向后看的历史观注定了今日华夏众多“伪知识分子”对社会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反映论情有独钟。2在我看来，年轻人提出并争夺话语权源于对向后看的历史观、社会环境决定论、文化反映论、存在话语霸权的专制主义文化系统的集体厌恶，他们以多元文化系统和现代民主社会为根本诉求。
在我看来，这种“集体厌恶”正是“文化代沟”的症候。文化代沟在今日华夏显现为“父子代沟”，即后辈(青年一代)与前辈(老一代)的代沟。也就是说，今天人们看到的在后辈(青年一代)与前辈(老一代)之间产生的激烈的话语权争夺文化现象后面隐藏着深层次的，甚至是不可缓解的文化代沟。这种罕见的文化代沟从微观上显现为“家”里的父子代沟，而宏观上则显现为文化断裂、断层。具体来讲，父子代沟表现为前辈(老一代)与后辈(青年一代)在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生活*惯等方面的差异，而文化代沟体现为固有存在话语霸权的专制主义文化系统与多元文化体统“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斗争态势。前辈(老一代)逐渐衰老，而后辈(青年一代)才刚刚长成。当时代文化心理所发生的变化超出人们的预料而冲淡了“血缘关系”的天然性影响力后，当后辈(青年一代)产生独立、对抗意识(形成自己的价值系统)之时，他们(青年一代)就会对前辈(老一代)所主导下的事物丧失认同感，其就会对陈旧的价值系统(比如存在话语霸权的专制主义文化系统)展开攻击与颠覆，这时他们(青年一代)仅仅只是出于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而对前辈的贡献(只有那种具有永恒价值的成就方能称为贡献)抱有敬畏与尊敬。当然，可想而知，前辈(老一代)会批评、攻击后辈(青年一代)无历史意识、肤浅，相反，后辈(青年一代)会批评、攻击前辈(老一代)专横霸道、固步自封。由是，“代沟”生成——父子代沟反映出文化代沟。
而腐朽的文化机制为“代沟”火上浇油。在当下众多的展览、奖学金(今日华夏几乎无一例外)的存在构成是这样的：前辈(老一代)任评委，后辈(青年一代)参展。这种“存在构成”的长久存在无疑(必然)会引发并加剧“代沟”。因为其会引出一系列问题：当后辈(青年一代)的创造超越前辈(老一代)创造经验或成就(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时，前辈(老一代)评委、评审所评选出的作品的价值该如何认识?当前辈(老一代)以怀旧或寻找认同性的意识引导后辈(青年一代)的创造时(事实是，在今日华夏很少有评审不是如此评判)，艺术创造本身会不会产生极大的局限性?当以反叛者、颠覆者角色出现的同样有极大影响力的创作者参展、接受前辈(老一代)评委的评审时，他们能否立足?……很显然，以前辈(老一代)与后辈(青年一代)为“存在结构”所构筑起来的“艺术体制”本身就带有极大的先天性的隐患。因为其不是一个开放的体制，至少它并没有真诚实意的对青年一代人的精神开放。那种体制得以构筑的直接目的便是获取话语霸权，而事实也是，长久以来被众多伪知识分子所构筑起来的“华夏艺术体制”只不过是存在话语霸权的专制主义文化系统与与其相应的专制社会的嫡传。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华夏艺术体制将艺术从精神圣殿上诓骗出来，使其一步一步与流氓靠拢。也就是说，“从前，精神是上帝，其后他变成了人，现在他甚至变成流氓”4，这现如今成了存在话语霸权的专制主义文化系统、专制社会与华夏艺术体制申辩者所津津乐道的巨大成就。
当话语权独霸者作为宣判者对所有人的创造活动指手画脚时，试问问：“‘你们’所认同的东西难道是‘我们’所认同的吗?”简言之，“他们”所催生的权威、代表、新秀、创造，“我们”看了没有认同感，“我们”看了既没有感动，亦没有震颤。注意，“谁”产生“认同感”这很关键，因为对时代文化心理的深层次反省与艺术创造的价值是成正比的。当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话语权争夺”绝不等同于“革命”。因为，“‘话语权’严格意义上意指‘言语(说的话)的存活余地(位置、空间)’”。概言之，当下话语权争夺所昭示出的正当意识应是维权意识而非夺权意识。4
原稿写于2009年2月8日至14日
最终修改稿于2009年7月19日完成
1、自孔夫子认为更好的社会在过去始，华夏人就已*惯于“向后看了”，并将“历史”(过去)视为逃避自我的种种责任的有效借口。“反清复明”、“梦回汉唐”等的惯性意识便是例证。
2、多数人依然认为文化充其量只是社会的概括、总结、反映。“整一现代性”(高名潞学术关键词)成为多数人高唱“特色”的依据，而“分裂现代性”——即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分裂依然被视为异端。前者被绝大多数人视为华夏历史的直系，后者则相反被视为旁系。在我看来，正是华夏人这种以血缘论亲疏的生存经验所致，现代华夏人依然无缘真理——既无缘多元文化系统，也无缘现代民主社会。
3、(德)尼采：《尼采文集——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第153页，楚图南 译，改革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4、前车之鉴，革命虽然具有前卫性和挑战性——其是颠覆腐朽的专制制度(存在话语霸权的专制主义文化系统)的最佳方式——对于暴君、贪官与话语霸权者，最好的做法是运用几把砍刀将其剁成肉酱，但是，就革命之于现代民主社会(多元文化系统)构建来看，无休止的革命和挑战显然不合时宜。换言之，在一个现代性很高的民主社会或文化系统中，高唱革命显得十分酸腐。相反，维权意识主导下的话语权争夺才是有力量的“逼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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