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地图，甚至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地图上，经常会出现“那里有龙”，“那里有海怪”或者“未知的南方大陆”之类的字眼。那个时代，地球还没有被人类彻底勘探测量过（其实，今天难道就真的探测过了吗？）。那时有更多的空间依然是空白，需要用想象力去填充。
文明之间也是如此。试探，接触，永远无法穷尽，空白处靠想象来填充。还在讨论文化差异的时候，忽然外星人入侵，忽然已经是一家人。
耶稣会传教士访问中国，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开启了欧洲汉学。汉学深具科学精神，但同时也充满了“那里有龙”式的想象填充。汉学本身就和地图学十分相似。汉学－中国学，本身就和探测未知大陆一样，是一种由想象力驱动的考古学。呼应《想象地理学》中的各种虚拟地点，“中国”在这里是被想象的对象。
法国汉学在国际汉学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一个由法国孔子学院主办的展览中展出这个《汉学地图》特别具有意义。这张地图探测了想象力在推动探索和文化接触时的能量。以及那个由模糊到清晰，其实始终在不断地重新模糊的，永远神秘的作为怪兽的中国。
因为偏重历史叙述，这张地图不得不暗含着某种时间秩序，从左到右发展过来。在左边首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旅行者，阿拉伯世界的苏莱曼和马可波罗，都是一些经商者。最早的接触首先造成了中国知识的西传，不但是磁学、造船术和造纸术等技术类知识的传播，更是美学趣味的传播。以至于形成了欧洲的中国风。
当然，传教士的到来在欧洲的中国风的形成过程中也起到重大作用。传教士中作用最大的是耶稣会传教士，于是有专门的一条河流把利玛窦、罗明坚这些人编织起来。传教士带来了欧洲的天文学、几何学等全新的知识。金尼阁甚至有过一个由7000本书构成的西方图书馆的计划，可惜没有能实现。大量的传教士在中国宫廷中担任钦天监。这种文化的接触是规模庞大的，有时候甚至是官方的。俄国人的东正教北京传教团人才济济，也建立过图书馆。而路易十四派出的科学传教团直接接触到康熙皇帝。白晋之类的人不但参与了《皇舆全览图》的绘制，更成为康熙大帝的传记作者。
英美系统也同样出现业余性质的传教士汉学。当然，这个时刻的传教士汉学家们并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划分。这时候我们还不能谈论法国汉学、德国汉学和美国汉学。当然也没有办法这么分——汤若望、邓玉函等人活跃在中国的时候，德国甚至还根本不是一个国家。
传教士汉学的主要使命是必须勾勒中华大帝国的全貌，对中国的生活方式有一个基本的描述，同时也对最为显眼的经典也开始展开翻译。而下一个重要的使命是编撰字典。解决双方的语言障碍问题。编出最早的英汉字典的马礼逊，编出德国中文字典的甲柏连孜。因为编字典难免要按照语言来做，成为中德字典、中英字典、中俄字典、中法字典。从此，汉学开始分道扬镳成为法国汉学，美国汉学，俄国汉学、德国汉学。于是这张画的右半部分，开始成为平行的几条山脉和河流。在画面中，从上到下分别是俄国汉学，美国汉学，英国汉学、法国汉学和德国汉学。
字典有了，然后是在各自的重要大学里面设置汉学教席，这往往标志着专业意义上的汉学的正式开启。德国的甲柏连孜、法国的雷慕莎，英国的柏应理成为标志性的人物。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教席，以及哈佛燕京学社来得更晚，但绝非不重要。伴随着大学里面的教席出现的，还往往会有各种学会以及他们的机关刊物。汉学渐渐地从东方学、东方学语言学和亚洲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
有了大学就有了师承，有了源流。学术传统细腻的国家很快就会分出不同大学的学派，比如在德国就出现了莱比锡学派、慕尼黑学派和汉堡学派之分。在日本分出东京文献学派和京都学派；在苏联分出莫斯科学派和列宁格勒学派。在英国剑桥的中国科技史与牛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互相分离开来。相比之下法国汉学似乎是以一个个影响巨大的英雄般的个人作为标志的。虽然这些人物——从沙畹到伯希和到白乐日——也存在着明显的师承关系，但是人们似乎更多地记住的是他们的名字，而不是他们所在的大学。
大学的学院派大学者，如果没有读过权威的中国经典，是无法在大学中立足的。要成为汉学大师，你要读一整套的中国经典。中国最伟大的经典自然是《论语》和《道德经》。这也是被一代代人反复的不断加以翻译的书。仅仅在德语中《道德经》就被翻译了上百次。同时，在大学里面如果不对文学感兴趣，显然也不足以算是风雅之事。所以除了中国经典的翻译之外，这些大学里的大学者都要写一本《中国文学史》或者《中国小说选》，或者翻译，儒莲就翻译了《西厢记》。应该说，在我统计这些汉学家们的研究领域的时候，我一次次的心生敬畏。我们自己的学者其实并没有从这样广阔的视野，以这样皓首穷经的献身精神来好好的做我们的中国学术。沙畹对泰山的研究、对中国祭祀礼仪的研究，对三到八世纪的中国神话的研究。白乐日所研究的《唐代经济史》。马伯乐所研究唐代长安的方言。葛兰言所写的《中国古代的婚姻和亲属关》系。还不能不提到伟大的李约瑟的《中国科技与文明》。我们中国古代的学者并不曾深入到如此细致，并不曾有如此广阔的视野。没有这些人的书写，今天我们对中国的自我理解绝不可能完整。
有趣的是，各国汉学开始出现比赛的倾向。英国有感于自己在汉学领域的衰落，连续发布了《海特报告》等，来振兴他们的汉学研究，试图和德国人法国人较量高低。
最早，德国的福兰阁他们开始搞汉学的时候，像海尼克这样的东方语言学家是很不爽的，他们认为正经的学问就得从语言入手。等到美国新一代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现当代的政治，经济问题的时候，传统的以研究中国文化经典和文学经典为业的学者同样是很不爽的。叶理绥的哈佛燕京学社，长期就与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之类的机构分庭抗礼。“中国学”与“汉学之分”在美国和德国都同样存在。在学院中，当所有的最重要的中国经典都已经得到了完美的翻译之后，研究者只能把目光投向越来越偏僻的文本。这样，欧美大学中的汉学研究渐渐的走向细化。
“中国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批直接参与过中国的政治进程的入世型学者的崛起。他们往往又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视角。拉铁摩尔本身就当过蒋介石的顾问，他们的整个视野和思维方式都和学院派汉学家截然不同。他们倾向于从政治史的角度思考问题。在他们的笔下，中国不再是一个古代文化特区，而从来都是在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的世界中的一个拼搏生存的实体。
国际汉学的发展进程，当然和整个欧美史学的风潮和方法论的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兰克史学的方法直接影响到了东京大学文献学。而法国年鉴学派侧重制度研究和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思路，也对谢和耐等新一代法国汉学家的事业取向和工作方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福兰阁的学生白乐日，就是在年鉴学派领袖布罗岱尔的直接支持下，在法国展开了他的“宋史研究计划”。二战后，微观史学兴起，这对史景迁这样的写作者的出现，具有至关重要的前提意义。
史景迁大概是汉学家中在中国普通老百姓里面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了，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以流畅生动的文笔对个体生命和敏感心灵的真切把握。如果说传教士时代的汉学家们旨在介绍中国的概况，而字典编撰者那一代人旨在提供工具。汉学历史上最重要的开创局面的大师们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翻译中国经典。而这些经典是，中国人都能直接阅读中文，因此他们的书写并不是以中国人为阅读对象，他们的汉学著作首先是是写给欧美人读的。就算他们有一些有意思的回忆文章，或者是对中国文化的评论，那也只是一些副产品。他们的主体学术贡献，是他们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和研究。但是越往后来，汉学越来越能为中国人自己的自我理解提供一种重要的参照。如果不是李约瑟的开创性的工作，关于中国科技史，我们恐怕到现在还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的问题？
从费正清到孔飞力，从高罗佩，到宇文所安，到雷德侯，他们帮助我们发现一个全新的中国。可以说，他们参与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心灵，其贡献不下于中国学者自己。
早期汉学家们大批是传教士，其次，也有不少汉学家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关系暧昧。比如为我们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他也为我们贡献了“黄土高原风成说”，“震旦系”、“五台系“等中国地质学的奠基性概念，连高岭土都是他命名的。欧洲地图上的祁连山脉，长期是被命名为“李希霍芬山脉”的。可也正是他给俾斯麦写信，建议德国占领胶州湾以便掠夺山西的煤矿。所以鲁迅先生说“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着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氏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今也森林民族，复往来山西间，是皆利忒何芬之化身，而中国大陆之沦陷之天使也，吾同胞其奈何。”
李希霍芬回到柏林之后，用35年的余生写了厚厚的一大本《中国》。谁又能说清楚，他的一生究竟是献给了德国还是中国呢？
汉学家中当然更有许多对中国怀有亲密友好的感情，甚至崇拜之情的。卫礼贤和康有为一起在青岛组织尊孔文社。斯文赫定并没有成为斯坦因那样的窃贼。事实上，瑞典和民国政府所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而且十分公平。也是他第一个向民国政府提出建设兰新铁路。以免中国失去新疆。即使是斯坦因这样的帝国主义窃贼，我对他们也是爱恨交集。斯坦因回到英国之后，竟然因为长期野外考古养成的习惯，在房间里面无法睡觉，只能把帐篷支在房间里。他在旅行者冻掉了他的脚趾头，最后死在阿富汗。我想，有朝一日有机会访问喀布尔，我一定会去凭吊这个贼的。
看着地图上的的这些汉学家的名字，我脑子时常会出现敦煌藏经洞对面的那块石头上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话：敦煌，中国学术之伤心地也。
敦煌学不能不谈论，但是在这次的这张汉学地图里面，它只是一个小岛。我只是在这里列举了一些爱恨交加的名字。留待未来由专门的敦煌学地图来展开。
2019年1月
内容标签： 传教士 德国 学派 法国 他们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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