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犁
在大灾难面前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但真正面对大灾难的时候，那些住在武汉尤其是住在武汉医院里的人，与我们这些靠媒体获得信息的人感受肯定不一样。灾难在眼前发生，但还没在自己身上发生。大家都在准备怎么过年的时候，谁都不会想到时间怎么突然折断。
放寒假第二天，我就从杭州去了高雄。这几年，因为常常在假期去高雄，有意看了一些有关台湾历史的书，从现代史上日据时期的“雾社”事件到“2·28”事件，还有蓝博洲写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人的《台共产党人的悲歌》《寻找祖国三千里》等。有朋友跟我聊起台湾，我就说可以看看吴浊流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再听听罗大佑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读书》杂志上有一篇许纪霖写的《亚细亚的孤儿》，也描写了台湾四代人的认同与迷惘。这几年在台湾还看了一些相关内容的电影，例如《赛德克·巴莱》《KANO》《风中的家族》《阳光普照》等。
在台北看完“台北当代”艺术展回到高雄，才知道武汉的疫情。于是，就在新闻和家人的言谈里，听到排队买口罩的消息。家人也问我要不要多买一些口罩带回去——等到家人问的时候，药店已经买不到口罩了。
早已订好正月初三的返程票，一架大飞机不到二十人，像搭专机一样从高雄回到杭州，两天后听说初四高雄至杭州的航班停飞了。回到家里本来想趁学校还没有开学的时间，修改自己一直没有敢申请答辩的博士论文，但疫情的讯息并不是可以让我这样的人，有定力专心去做某件事。那几天澎湃记者陆斯佳电话采访封城下的武汉艺术家，艺术家王鹤说“拍下静静的街道，此刻没有欲望创作”，“好奇怪，现在没有什么欲望，情绪一下子也释放不开，画画我觉得很无力。现在，可能离疫区远些的、相对边缘和安全的人，有情绪需要表达。”接着又看到纪录片《封城》，那种发生在当下又直逼现场的视觉感受，让自己也感到了无力。
今天是2月14日，已经元宵节后，按理是我们美院本科招生校考考试监考，接着就是开学上课。但却都停顿下来。电视是不太看了，大多信息来自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最近这些日子里，自己不断的追问自己对社会的理解。我确实没有定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不可能冲在防疫第一线救死扶伤。虽然有待在家里管好自己，就是对疫情最大贡献的正当理由，但心理上跨不过去的是自己对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判断力，今天的信息或许代表社会的底线，明天的信息感觉又像历史的罪人，现实的发生比好莱坞大片还无情和跌宕。
先是看到在一些地方村与村之间挖路堆石，甚至在悬崖陡峭的山路上砌一堵墙。看到后的第一反应是万一自己村里有个病患需要急救或发生火灾怎么办？接着看到公安部的通告：“禁止擅自封路，如此封村不可取。”感慨平时不出事听惯了指令的群体，在灾难面前往往表现的像小孩，大人不给你具体安排好具体的行为指令就无所适从。更感慨都21世纪了，有些群体还习惯摆出义和拳的声势。我一直承认自己也是头脑被禁锢的一代人，利己的水平虽没有那么精致，独立判断能力还是差了一些，还好这个时候可以听一听那些明白人分析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比如说梁文道在电视上谈《救灾中的“集体智慧”》。自己的大脑已经搞坏了，希望下一代比我们要好。
刚理清楚防疫和封路的关系的时候，“新冠体”诗歌就出现了。面对这些“新冠体”诗歌，我懵在是什么勇气支撑可以写出如此露骨肉麻的词汇。对“新冠体”诗歌的批评也直接影响对“新冠体”美术的批评，这种批评虽然不会有一个标准的界限，但都有益于走向一个更健康的艺术创作氛围。作家方方那篇讲到文学颂扬尺度的文字，奉劝同行实在是工作需要不得已为之，也要把握一个度，这个度就是将自己的心比一比受灾难人的心。
同时，在微信上看到一个网友利用网上的视频碎片，剪接成“新裤子乐队”一首老歌《我们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的MV，听到“我害怕在一起，也害怕分离……”相信谁都会泪奔。接着看到《钱江晚报》推出一组疫情报道的摄影，其中一张95后护士陈颖的照片，祥和的脸上留存着一些即将复平的护目镜长时间挤压的痕迹。这张照片上，充满人性的隐忍和朴实的美，仿佛“美”在明天更大的困难（我不敢用毁灭这个词）前一刻停顿了，最打动人的就是并不张扬的一瞬间。有朋友在微信里与我私聊，说画不出既朴素又能展现防疫主题的画怎么办？我只能坦率的说，我也画不出来。画不出来，不能勉强自己画，只要有这份心不添乱就可以了。
有朋友看到我的微信善意的说，在这样紧要的关头，知识分子内部就不要斗了。听到这个提醒，我又懵了两三天，好像他说的对，在大灾难面前，团结是最重要的。不过，知识分子是没有内部的，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何况我们今天，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其实，学历越高，假如坏起来对社会的破坏力越大。
接着是普通人李文亮医生过世的不眠夜。我是一个从来都不熬夜的人，看到在领导岗位从来不发微信的朋友，也发了蜡烛的图片表示哀悼，看到主流媒体的总编在微信朋友圈里说睡不着，自己心里横着点东西很不舒服。举国普通人为一个和平年代倒下的普通人而不眠，我找出一张吕楠的照片，一群西南深山里的基督徒的默哀，并抄下朋友圈游离的诗：
当训诫成为墓志铭
从今以后，我们只相信‘谣言’
这操蛋的世间，瘟疫早已横行
（2020年2月6日）
再好的脾气，有时也会为一件事愤怒，灾情还在蔓延，地上血还没有干的时候，就有人开始洗地，讨论李文亮是不是英雄，是不是第一个吹哨人。一二三四五条条振振有词的理由，这种合理真是考验像我这样大脑被应试教育禁锢的人的做选择题的能力。只会在A、“第一”B、“吹哨人”里选择A或B的人，太习惯于追求考试成绩第一的我们，很容易得出“不是第一就不是吹哨人”的标准答案。这些人，永远不会想到所有有勇气吹哨的人都是“第一”的健全社会的概念。
每天都感受到武汉防疫前线的紧张，国家不停的在向武汉增派医护人员，已经是一场举国之力的战役了。后方生活还得继续，在我们这里，先是可以自由进出小区，接着是每户发一张通行证，两天出去一次买生活必须品。什么时候开学？开学怎么办？教育主管部门出台文件“推迟开学，停课不停学”，接着是网课教学的一阵子忙乱，中小学教师估计会更辛苦。我一边认真准备开学自己课程的安排，一边在微信里与朋友讨论大灾难时期的教学。要是现在的大学生借大灾难的发生，来了解我们的时代，了解我们的社会，网上众声喧哗的文章都可以看看，不要急于得出结论，正是培养独立判断能力的时候。大学生已经可以自己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了，小学生家长可以借机跟自己的孩子讨论讨论，都说社会是一个大课堂，没有困难的时候看不清楚，现在困难来了，潜伏的“恶”发作了，平时很少触碰的问题开始逼近你，还有为了苟活的妥协与良知的距离，我们不一定是良知的坚持者，但什么是良知总得知道。看到朋友圈里的一篇帖子：“陈嘉映：何为良好的生活？”这个疑问其实就是这个阶段最好的一个课程主题。别把精力浪费在应付上面检查的落实网课的表格上，紧接着主管部门又发文提醒从事教育工作的“孩子们”：“停课不停学不要背离政策的初衷。”
居家抗疫时期手机微信是最大的信息源，微信朋友圈有人为日本捐赠物品包装上的几句唐诗开始撕裂，有爱憎分明的朋友，甚至贴出又删除几个好友的公示。看到这种容易导致群体分裂的信息就很难过。以前看过一部外国电影：两个世仇家族的后代谈起了恋爱，相信每一个观众都会随着电影紧张的气氛暗暗祝福，别管以前那么多了，好好走向未来。但好看的电影往往都是悲剧的结果，两个年轻人最终因不能走到一起而自杀殉情。再看到《长江日报》对关联这几句唐诗的评论，想起小时候农村的外婆，经常讲村里一些读过书又不讲常理的人，她没有时间搭理，总在一边干活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读书读到屁股里去了。自己家给村里添了麻烦，全村都在替你急的时候，隔壁村一户原来与我家在一段时间里并不和睦的张老四来帮忙，顺便还背了几首我们村已经不流行的唐诗，你可以告诉张老四，我们村已经不流行背诗接头了，但不要冲他说“奥斯维辛之后哪个村再写诗是可耻的。”令人欣慰的是《长江日报》很快删帖。但教育的目的就是需要我们的同学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有个基于常识的判断。
杭州出现一个帖更搞笑，一群因疫情在家在庙的专业人士因无聊也出来背诗。这个时候我真有点小人之心，心里想“在可以百度的时代背诗是可笑的。”微信朋友圈马上一篇推文“当务之急，不是向日本学习优美的汉语，而是学会说人话。”读后我有些暗喜，好像自己的坏心眼一下被别人知道了。正常的时候很多问题没有切身的感受，灾难正在发生的时候，对正在发生的问题的判断和追问，直逼自己内心灰暗处，喜欢装模作样的我，也在自己的检讨中，露出了从小接受教育不够完善的底裤。
其实不管什么样的人，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大灾难都是普通人。在宅家防疫的日子里，祈福希望灾情早点过去，大家都可以走出家门感受阳光普照。也将我的祝福献给武汉的几位熟悉的老师和朋友，还有陌生的读者，多多保重！
2020年2月14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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