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十年而已》之后，2018年初，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孙振华先生又出版了一本文集《处处尘埃》。这本文集内含三百余篇千字短文，分社会观察、艺文杂谈、生活百态三辑，这些文章是作者关于生活、文学、艺术、学术等诸多方面的体悟与认识。篇幅短小精悍，语言朴素直白，体现了孙振华先生对世事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文学艺术素养。艺术网经孙振华先生授权连载《处处尘埃》，《精神拆迁》选自第一辑“社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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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口述自传中的第一句话是，“我是安徽徽州人。”
一个人说自己，先从籍贯、出处讲起，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胡适就是这么做的。他在介绍徽州的时候，还专门谈到了与徽州有长久历史渊源的婺源。这个婺源，尽管在地理、文化上与徽州一脉，然而在20世纪，经过了两次反复，最后被划到了江西。
这两次反复，居然都是军事上的考虑。
1934年，国民政府因为“剿共”的需要，把建县以来，一千多年都从属徽州的婺源县划到了江西第五行政区管辖。可是，当地居民总认为他们是徽州人，经过一场“婺源返皖”运动，1947年，婺源重新回到徽州。
到了1949年，因为解放婺源的是解放军的“二野”，和解放江西的同属一支部队，为了军事管理的方便，这一年又把婺源从徽州划归到江西省赣东北行政区浮梁专区管辖。这一划，就再也没有变过来。现在到婺源，尽管过去了几十年，那里的居民仍然认为他们是徽州。
我的祖籍是山东临清，属于聊城地区。从小，家人告诉我，你是山东人。直到上小学填表，籍贯都是填山东。后来，以大运河为界，把临清一划两半，河东的还是山东临清，河西的部分则新设了一个县，叫临西，划归河北省。小学没读完，我居然从山东人就变成了河北人。
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大家见面，最爱问的一句话是，你是哪里人？问到我的祖籍，说起来就比较麻烦。在文化认同上，自认为是山东人，因为临清从元代以来，一直就属于山东。可是在行政区划上，目前的确又属于河北。后来，发现了一个同类，报人胡洪侠，籍贯德州，同样因为大运河的原因，和我同一年由山东人变成了河北人。后来，我们就戏称自己为“河北山东人”。
还有更加戏剧性的例子。三国的时候，孙权将都城从建业迁到武昌（今天的鄂州），取“以武而昌”的意思。这个迁都不顺利，反复了几次。“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句民谣就反映出朝野之中，反对和抵制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三国以后，武昌这个地名就顺着一直叫下去了。到了民国初期，武昌突然改成了鄂城。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有意思的是，今天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以前从不叫武昌。更具体地说，在武昌起义的时候，这里都还不叫武昌，而是叫江夏。直到1912年，才把今天鄂州的名字拿过来，改为“武昌”。今天看来，这种移花接木的改法近乎“恶搞”，什么理由？是不是仍然为了取“以武而昌”意思呢？
有了新的武昌地名以后，人们就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用新的地名来命名。例如：“太平天国攻占武昌城”，这里说的是现在的武昌，而不是鄂州；“驻武昌新军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也是如此，它当时并不叫武昌。
从文化上来讲，中国老百姓恐怕都不愿意改动自己的行政区划和熟悉的地名。地名不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种文化归宿；在它的背后，承载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巨大的文化数据库，记录了数不清的记忆、故事、历史因缘……
人们说，城市更新，拆除老房子，等于是拆除历史记忆。更改地名呢，应该相当于精神拆迁，对人的影响不亚于拆老房子。因为一个人要和新地名重建一种文化联系，不知道要多少年，有的人也许一辈子都改不过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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