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是个激动人心的年代，艺术家们刚刚睁开双眼看西方，敞开思想接受西方艺术的新概念和新语言。那时，四川大学还没有艺术系，也没有艺术学院，但85新潮却涌入了川大校园，四川大学介入了西方现代美术理论的引进，只不过，这介入都是个人行为。四川大学的这些介入者，主要是中文系的青年教师，是当年77-78级的毕业生，曾经学习绘画，后来从事文学研究和教学，年龄不足30岁。
其中第一位是易丹，他上大学前自学绘画，追慕俄罗斯19世纪巡回派画家希施金的自然主义画风，技艺相当可观。易丹于1977年考入川大中文系后，又以文学创作而引人注目。他在82年毕业后被公派到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英文系留学，获英美文学硕士学位。在美国期间，易丹有机会遍览美国各地收藏的西方绘画，尤其关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1985年返回川大中文系后主讲西方文学，同时创作现代派风格的戏剧和小说，写作关于西方艺术的著述，出版了英国风景画家透纳的画传。在80年代后期，易丹与吕澎合著了国内第一部《中国现代艺术史》，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在美术界影响很大。1993年易丹参加了吕澎主持的首届广州双年展，那是第一次由批评家和理论家主持的全国性艺术展，并首次尝试以市场经济来操作展览，在国内美术界影响深远。到了21世纪，易丹还写过关于“星星画会”的书，不过他的个人兴趣主要是在文学研究、小说创作和电视剧的编写方面。
川大中文系第二位介入当代美术的教师是冯川，主讲文艺理论。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冯川留在川大中文系任教，研究兴趣是文艺心理学，翻译了若干相关著述，在学术界影响较大。在80年代，文艺心理学(艺术心理学)大热，先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随后是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和原型理论，再后来西方各家心理学几乎都拥有了中文读者。冯川翻译的文艺心理学，虽然不一定是现代艺术理论，但却为从事美术研究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川大中文系的第三位介入者是阎嘉，他与冯川师出同门，也是中文系文艺理论专业的研究生，1985年留校，同在文艺理论教研室执教。在80年代前半期，西方批评方法进入国内学术界，“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被引入文学研究和批评实践。美术研究和批评的脚步比文学界慢了一步，结果，这些新的研究和批评方法便由文学界转道进入美术界。1987年阎嘉翻译了《20世纪艺术中的抽象和技巧》(与川大外语系教师黄欢合译)，收入四川美术出版社的“现代美术理论翻译系列”，1988年出版。这部译著的价值，不仅在于叙述了西方抽象艺术的发展和特征，而且更在于将信息论的方法，应用于艺术史研究和作品阐释，为读者提供了研究方法的范例。
与上述三位不同，我不是川大嫡系，而是外校毕业后到川大执教。入大学之前，我接受的艺术教育是契斯恰科夫式的，完成了素描和色彩的基本训练。1978年入大学中文系，偏向西方文学，同时在校内业余美术班学习素描、水彩和油画，喜欢巴比松派画法。攻读研究生期间，我学习欧美文学，也偏好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与同一教研室的叶舒宪、赵炎秋等过从甚密。其间虽然无暇继续学习绘画，但常往西安美术学院串门。1986年我到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与易丹同在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研室，讲授西方文学和英美诗歌。
由于对艺术的热情，我到川大后重新介入美术，先是参与那时成都的前卫群体“红黄蓝画会”的活动，接着开始翻译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然后在四川大学开设美术史课程。
“红黄蓝画会”是85新潮时期成都地区的前卫主力，三位旗手是戴光郁、李继祥、王发林。与当时全国各地的新潮美术一样，他们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其绘画具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抽象风格，并进行装置和行为的尝试。戴光郁的绘画曾远游西德展出，并获西德媒体介绍。1989年初，他们三人参加了北京的“中国现代艺术展”。这之后，新潮消退，坚持实验艺术的人渐少。1990年戴光郁等人在成都群众艺术馆举办“00090现代艺术展”，那是89年后全国第一个现代艺术展，意义不凡。当时介入这个展览的，除参展艺术家外，还有一些批评家。陈默在展前邀请中央美术学院的理论家邵大箴教授为展览写了前言，展后陈默又在《画廊》杂志发表了展评。开幕式那天到场的人很多，包括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美学家高尔泰。这次展览的一些作品，被加拿大蒙特利尔一收藏家购得，戴光郁和王发林各售出10幅，都是抽象和观念作品，每幅售价一千美元。1990年底我到加拿大留学，研习美术理论，同那位收藏家取得联系，将画借出，于1993年在蒙特利尔举办“戴光郁王发林画展”，展览获得了蒙特利尔英文和法文媒体的好评。那是我第一次主办画展，也是第一次作“策展人”。后来我协助多伦多一位艺术家组织“海内海外：中国当代艺术展”，参展者有戴光郁、何工等，同时也在蒙特利尔组织“昆明、纽约、蒙特利尔：中国当代美术展”，参展者有叶永青、毛旭辉等，这一展览得到了蒙特利尔市政府的资助。
我翻译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始于到四川大学任教。早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我读到英国美术理论家彼德·福勒的艺术心理学专著《艺术与精神分析：弗洛伊德之后的发展》，认为其理论和方法都可借鉴。1986年执教于川大后，我到四川美术出版社联系翻译出版，得知陈默正负责一套丛书，叫“现代美术理论翻译系列”，主编是邵大箴，编委是邓福星、朱青生、范景中。我向陈默介绍了《艺术与精神分析》的两大长处,一是阐述弗洛伊德之后的新理论，二是将这新理论应用于美术史研究，方法独特，例如既研究审美本质问题，又叙述艺术心理学中的“客体关系学派”，这两个主题结合得几乎天衣无缝。陈默将这部书推荐给丛书编委会，记得邵大箴先生的回复是：原书作者既是美术理论家又是作家，除了理论价值外，该书的写作方法也值得借鉴。于是，这部书被接受出版。陈默催稿很急，我用了两个月时间匆匆译出23万字全稿，译得粗糙，然后写了一篇万言导论。译著在1987年底出版，导论于次年发表于北京的《文艺研究》杂志。易丹也写了一篇书评，于1988年发表于北京《读书》杂志。成都地区参与这个翻译系列的译者，除了川大的阎嘉和我外，还有省文联的吕澎，他翻译了《风景画论》。
拙译《艺术与精神分析》是这个系列的第一本书，出版后我给原作者彼德·福勒邮去了一册样书，及一本刊有书评的《读书》杂志。那时候，福勒刚在伦敦创办了《现代画家》杂志(此杂志现已移往纽约)，他让我给他写稿，介绍中国当代美术。为此，我采访了何多苓，第一次用英文写作美术评论，评述何多苓的艺术。那次采访，我有机会听何多苓讲第三代画家，讲他在画中怎样用结构线来组织画面。后来我又为《江苏画刊》的编辑陈孝信牵线搭桥，使该刊与《现代画家》建立学术交流关系，商量每期互发一篇对方稿件的可能性。1989年初，四川大学中文系的曹顺庆教授筹备在成都召开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会期定在6月，我建议他邀请福勒参加。川大外办对此很支持，很快就以四川大学的名义发出了邀请。同时，我也和四川美院的王林联系，建议他邀请福勒到川美讲学，王林和川美也很快就发出了邀请。此外，我还同中央美院的易英联系，中央美院也发出了邀请。后来易英到成都，在我家看到各期《现代画家》杂志，他从中挑出一些文章，让我翻译出来给他主编的《世界美术》杂志刊用。同时，我也联系四川电视台，打算拍摄一部福勒讲学的专题片。四川台答应由我来写脚本，戴光郁作美工，弓箭任导演。但是，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特殊情况，福勒未能成行。
那时，四川大学还没有艺术系，也不开设艺术课程。我向中文系提出建议，希望开设一门美术史选修课。这建议被川大接受，于是我开始编写教学提纲，很快就开设了“中外美术史”课。那是1949年以来四川大学第一次开设美术史课程，内容是中国和西方美术的发展，古代和现代都讲，但以20世纪为主。在80年代，国内现成的美术史教材不多，我能用的参考书有限，记得中文版的西方美术史主要参考李浴的《西方美术史纲》，英文版的主要参考威斯顿的《现代艺术的道路》(我翻译了这部书)。当时发给学生的教材，是我准备的教学提纲，只有章节目录，没有内容，学生听课作笔记。我一边教课，一边写教材，一边联系出版。我将提纲邮给江苏美术出版社社长刘典章，他又转给《江苏画刊》的编辑陈孝信，让陈孝信约我给《江苏画刊》写稿，这才有了上面说的我同陈孝信的联系。但是，我因90年底出国，教材未能写成，算是一件憾事。
这门课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包括陈默和栗宪庭，以及不少画家朋友。那时候，陈默为成都电视台编写一部电视片，介绍西方美术，播出后观众反应很好。我请他到川大给我的学生开讲座，记得他讲的是抽象艺术和康定斯基。好像川大付他的讲课费是50元，虽然少，但大家看重的是参与。1989年秋，栗宪庭到成都，住在张晓刚家。张晓刚与易丹是铁哥们，我请易丹出面邀栗宪庭来川大开讲座。老栗很痛快，一口就答应了。可惜那时老栗身份敏感，最终未能来川大，我觉得很对不起他。十多年后的21世纪初，老栗到纽约作研究，我在美国明州一高校任教，便给他打电话，旧事重提，老栗一点也不在乎，真是心胸旷达。
上世纪80年代是个激动人心的年代，现在写下当年四川大学的旧事，算作个人记忆中的一个历史片断，愿能为川大正史提供一点原始资料。
二OO九年三月，蒙特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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