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有过的冷清，并且还是在春节这个时间。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疫情让我们时刻都关注在病情进展的时间之中，媒介作为传播最重要的载体，突然感觉到史无前例的重要。而“禁足”却成为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最佳方式，在家里看着父母囤积的食物，再到体脂自发性地增长，还有想着外出游玩的驿动心理，勉为其难的时候还是决定回到书房继续思考一下人类自身的生存命题。
看着所有的博物馆、美术馆以及画廊都在陆续发布暂停开放通知，这一举措也是当前势在必行的控制手段。当然，作为时刻关注艺术界发生的事件以及新闻，在这几天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而有些想法也得益于最近在朋友圈传开的一篇文章《艺术与灾难》。正如文章里谈到“至于艺术，在灾难面前其实显得很无力，和巫术一样，艺术治不了病……带着画具去疫区也抗击不了传染病，但这并不代表艺术在灾难面前毫无意义。”这个问题又让我联想到这一季《奇葩说》节目中的一个辩题“当博物馆起火你是会去救那只猫还是那副画”。在这个时候所要探讨的问题并不是孰轻孰重，而是在面对人类社会灾难来临的时候，艺术何为的问题。
集体记忆的激活
就记忆的概念来说，心理学上认为“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的反映，是人类积累和保存人体经验的心理过程”。目前社会文化理论关于记忆的研究，涉及社会记忆、城市记忆和集体记忆等相关概念。“集体记忆”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集体意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认为集体记忆是“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统一性的群体对其过去的共同记忆，它能够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成员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事实上是以人类普遍情感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不论是哪一个时期，看向艺术史，不同时期的艺术，不同类别的艺术里绘画、雕塑、行为、装置等等，都会在某一特定时期对自己当下的时代做一个表达。同样的，在这些艺术作品当中虽然题材和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最为相似的是饱含其中的那份情感的共通性。
老勃鲁盖尔，《死神的胜利》，1562
例如老勃鲁盖尔，创作的《死神的胜利》反映了6世纪的时候，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查士丁“黑色病”瘟疫；还有戈雅在瘟疫蔓延情境下创作的《圣.弗兰西斯.波吉亚用十架苦像驱魔》，以及卡拉瓦乔1606年创作的《圣杰罗姆写作》。这些艺术作品最大的特点都在以艺术的方式记录下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瘟疫灾难，正因为艺术家用自己的方式将艺术史的内容填补起来，激活了大众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作为桥梁连接着历史和城市发展，与人类社会自身结合，可以有效地认知历史，营造人类自身的认同感，在艺术的引领下对生命重拾意义的追问，对问题进行客观全面地认识，对危机和考验树立希望和信念。
戈雅，《圣.弗兰西斯.波吉亚用十架苦像驱魔》，1797-1799
在我们留存的记忆之中，作为观看的视觉图像，整个世界所发生过的历史记忆都将在每一个特定时期被唤醒。正如盛葳所说：“不管是庞贝末日，中世纪黑死病、傅家甸鼠疫，还是奥斯威辛集中营或者抗日战争，它们给人类留下了一种集体的记忆，既是惨痛的回忆，但也保存下来爱的证据。”因此艺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非同小可，它不仅是用来储存人类文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更是人类自我认知进步的生长养分。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记忆，集体记忆的激活意味着人对于现实的认清，消退心理的恐惧，期盼以期的未来。
卡拉瓦乔，《圣杰罗姆写作》，1605-1606
在生存的不确定感中塑造危机意识
灾难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激起了人自身应对的危机感和迷乱性。在谣言与证词，现象与真相面前，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行为的正确性。在当代艺术家中，一直以来关注较多的例如德国的安塞姆·基弗，将二战时期遗留的灾难隐喻进入艺术创作，以悲怆肃穆的方式回忆历史，同时也时刻提醒着所有人对于战争灾难的危机意识。还有中国艺术家徐冰、刘亚明等，将艺术创作带入哲学、历史层面，精准概括了人类现代性危机的核心，开启了中国具象绘画在灾难与危机面前重建思想、灵魂之旅。作为这些艺术家的创作之中，艺术有时候唤醒的不仅是自我认知的能力，更是在现实生活中保持一种持续的危机意识。
安塞姆·基弗《上帝、耶稣、真神》
徐冰 《何处惹尘埃》
当然在这个时候还需要谈到的一个问题不仅是艺术自身，也包括所有艺术家、艺术批评家乃至艺术界。没有人是在袖手旁观，也不可能说艺术在这个时候一无所用。作为精神审美之维的一种存在，艺术家往往通过自身的努力将灾难形象化，并且更深层次地引入精神维度去思考，以更复杂的手法去揭示灾难与人类精神所产生的沉重思考。包括为人所熟知的电影中，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尤金·史密斯的《水俣》还有今年聚焦最多的乔韩·瑞克导演的《切尔诺贝利》。在这些艺术家和艺术作品面前，人类历史记忆和精神指向将作为更珍贵的另一种安抚。
还有一点，在生存的不确定感之中，危机意识有时候在挑战着所有人的审美视野，并且这种审美视野超出了一般经验，因此，危机意识有时候可能也在拓宽这艺术和美学的边界，在某种意义上，延伸到人类灾难痛点的时候还会触及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艺术的可视性和叙事性在某种程度上会更加深刻，因为从这一点来看，灾难所带来的不单只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和生存的挑战，更是整个人类精神领域的启示和重构。
化悲悯情怀为自觉力量
公民意识某种程度上在灾难到来的时候比较明显，对于此次疫情的态度，像我之前提到“禁足”的方式，其实并不是一种勉为其难的痛苦，而应当是一种自觉而为的责任感。可能是因为厌倦了朋友圈看到大多数的“隔靴搔痒”，或者肥宅在家的吃吃喝喝，对于选择任意一种方式来说，选取一种最两全的方式既不给社会添乱，也做好自我防护的方式本应就是公民意识遵循的一种体现。
悲悯情怀有时候可能确实有鼓舞人心，强大信念的作用，但对于现实因素来说似乎只是望梅止渴之用。对于这个时候“自觉”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不仅仅体现在行为上，更多还是在于我们是否真正意识到问题的本质上。这一点恰好应对了阿多诺所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不是否定诗的重要性，而是反感集体颂诗那种同声部的方式。因此悲悯情怀不是让我们去文字抒发，也不能袖手旁观，而是把自觉地力量发挥最大，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健全的公民意识。而自觉力量也同样会提示艺术家，当灾难抽象成为一个概念被运用到创作中是必须要警惕的。
集体记忆是对历史最好的证明，在集体记忆下艺术的写成才是人类社会中最弥足珍贵的作品。艺术批评家帅好说过一句话：“艺术家的洞察力、人格魅力，一起随天才的绘画才能，与坚持反饥饿社会行为的良善美德并行至今。不管是不是艺术家，任何对灾难漠视的行为在德行上都归于罪恶。而艺术地表现灾难，真的需要创作者以对生命、灵魂的崇拜和对诚实、高贵的承诺，虔诚地在自由反思中展现和诠释不同群体的信仰、灵魂及潜意识结构，而不是肤浅、简单地描摹灾难场景换取人们廉价的赞美。”灾难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通过灾难激起我们所有人的集体记忆、危机意识和社会责任。并且以精神的指向和审美的方式唤醒人的内在心灵和生命意识。
艺术的写成在于艺术家个人对于灾难到来的第一时间的自我醒悟，并尽力地反思和有责任意识地创作，而艺术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如此重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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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世界,你的真心,以致来世,以致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