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2日，网上传出“澎湃新闻”的“山东博物馆匾额或因郭沫若字体潦草更换提案已立案”的文章，署名是“孟鸿声”。首先说标题上的“潦草”二字，看着实在有点不顺眼。虽然“潦草”可以做字迹不工整的解释，但是，通常人们都把草率和不认真的认为是“潦草”，具有贬义。这里无意评价郭沫若先生书法的好坏，可是，说其“潦草”却有失公允。
1959年2月，郭沫若先生曾到山东省博物馆参观，并即兴书写了一首诗：“纵有寒流天外来，不教冰雪结奇胎。东风吹遍人间后，紫万红千次第开。”从这首诗和这幅行草书体来看，应该是相当认真的，不能说“潦草”；如果说其“潦草”，那么，等于说中国的草书都是“潦草”，相信包括孟鸿声委员在内的中国书法家们是不会认同的。
问题必须回到它的原点上。那是1992年10月山东博物馆千佛山北麓的博物馆主体建筑落成，当时的主事者以郭沫若先生1959年给山东博物馆题诗落款中的字，集成了馆名牌匾，并一直沿用至今。山东是个文化传统深厚的地区，尊重先贤也是其传统之一，而历代牌匾一般都是请名人题写。1925年的10月10日挂牌的“故宫博物院”出自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手书，如今所见则是1971年7月5日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时，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而启用了郭沫若题写的匾额；上海博物馆是新中国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所书；湖北省博物馆的馆名是国家副主席董必武1960年来视察该馆时所题写。中国博物馆界由郭沫若题写（或集字）馆名的较多，有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半坡遗址、仰韶文化博物馆、如西安碑林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乾陵博物馆、烟台市博物馆、旅顺博物馆、柳州博物馆、桂林博物馆、郑州博物馆……。
可以说1992年山东博物馆的主事者能有集郭沫若字的构想，是因为当时国内博物馆的馆名基本上都是名人题写，其中尤以与之关联最深的郭沫若为最多。集前人的字，尤其是集名家的字是一种传统。陕西历史博物馆也是集郭沫若的字所成。不管今天人们如何评价郭沫若先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年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4年）的郭沫若先生参观山东博物馆也是一件大事，何况郭沫若先生1952年就任中央考古训练班主任，又是中国科学院的首任院长，与文物、考古、博物馆界的关系深厚，集其为馆所题诗中的字为馆的牌匾，于情于理都不为过，属于顺理成章。而山东博物馆的现任领导包括前任都尊重1992年馆领导的决定，这是值得称道的。否则，一旦领导上来有不同的见解就换牌匾，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一般来说如果没有政治性和原则性的问题，萧规曹随应是常态。
山东博物馆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省级博物馆，其综合性的专业内容和丰富的馆藏受到了业界的关注和重视，当年，位高权重的郭沫若先生来参观是对其的关注和肯定。山东博物馆的馆舍几经变动和扩大，如今的规模也是中国博物馆界的骄傲。回到当今的问题上来看，核心是被恶搞了。可以反问的是，那1992年以来的那么长的时间内为什么都没有这个问题？而这几年借助于网络被恶搞则演化成为问题。显然，这不是山东博物馆的问题，也不是郭沫若先生书法的问题，而是社会出了问题。所以，应该从社会根源上找原因，却不能单方面从字迹上找不痛快。再说，在这个恶搞的时代，被恶搞的也不是山东博物馆一家，或具体到某一块牌匾。被恶搞的很普遍，连领袖像都有人恶搞；不能因为恶搞而把像也摘了。所以，面对恶搞要淡定。只要这5个字的书写者在政治上没有大的错误，在书写上没有错误，文字上没有错别字，在集字上没有一眼看出的失误，那么，应该“我自岿然不动”。否则，屈就了恶搞，恶搞之风就会愈演愈烈。
中国的文字既有形似的，也有音同的，更有同一个字有不同的写法和不同的念法，无疑，这为恶搞提供了可钻的缝隙。殊不知，现在有职业的段子手，有恶搞的专门家，就是利用这方面的特点下手，以此博眼球，蹭热点。这是一个娱乐和消费的时代，娱乐和消费有很多方式，调侃和恶搞则是其中之一二。加上自身的问题，比如现在的“山东博物馆”因为字体的原因而感觉上不易辨认，更是为一些人发现了机会。可是，确实有一些不认草书而表现朴实的人，脱口而出。现在说“荣宝斋”为“荣宝齐”的还大有人在，而当年深圳的“关山月美术馆”建成之后，没有太多文化的人常常说成是“关山月武术馆”，当然其中不乏恶搞的。就辨认来说，对于目前的几个字，稍有文化的人怎么也看不出与恶搞相似的字形，比如“山”怎么可能会看成是“心”字？连最起码的起首那一点都没有；而“博物”二字的草书规范，与恶搞的字风马牛不相及。总之，邪不压正。恶搞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人失去了定力。
无论如何，郭沫若所书的“物”完全不同于草书的“妇”。右为王羲之书，左为赵孟頫书
关于牌匾，有不同的运用，也有不同的艺术形式。有作为商店的招牌，有作为文房的斋号。路边上的商店招牌关系到五行八作，也就有了五花八门。就牌匾的书写来论，自古就有真草隶篆的各种字体，表现出了中国牌匾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大致在21世纪之前没有见过一条街上是一种式样、一种尺寸、一种字体的。就书写的字体来说，除了正楷之外，草书和篆书对于一般人都不好辨识，但不影响它的存在。对于“辨识”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说，牌匾字体的易于辨识是其基本，具有特色也是一种追求；当然，能够两者结合为最佳。事实上，并不是每位书法家都愿意在两者结合中寻找平衡，书法家既有个人的爱好，也有自己的专长，而书法家个性表达的率真往往突破了辨识的基础，从而以张扬的个性获得了主家的认同。比如吴昌硕所写的牌匾，基本上都是具有他个性特点的篆书，对此很多人并不认识，却不妨碍喜欢的人将其悬挂在自己想挂的地方。可以说，这是一种应求关系。你求我应，是一种默契，包括字体和写的好坏。如此经历各朝各代，又年复一年，东西南北中都相安无事。实际上，人们对于不能辨识的往往会把它看成是一种图形，看成是LOGO，并不会走错门——荣宝斋也好，荣宝齐也罢。而牌匾是中国独特的一种艺术载体，牌匾艺术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能够延续和发展到今天，作为这一文化传统的后人更应该珍惜和珍爱。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关联的是当下在一些城市统一牌匾的运动中，不仅使传统的牌匾艺术断根，更伤害到中国的书法艺术。
再回到提案中来说，作为山东省政协常委、中国书协理事、山东省书协常务副主席孟鸿声所提交的一份《关于山东博物馆匾额更换为书圣王羲之正体集字的提案》，实在是费解。如果这是其他界别的委员提出都可以理解，因为非专业；而作为山东省书协常务副主席提出此提案，因为专业，却无法接受。孟鸿声委员在其文章中说，“当前的山东博物馆匾额题字，是对郭沫若先生书法作品中自由草书题款的局部截图，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不符合政府公共正体匾额的文字规范。”这之中有一个专业的认识和解读，何谓“自由草书”，难道还有不自由的草书吗？不自由的草书又是什么样子？如有，其中的“自由”和“不自由”是如何认定的？进一步看“自由草书题款”，这是说的与正文的差异吗？是说正文不自由，而题款是自由的吗？也难以理解。至于说“局部截图”，那就完全是外行了，这是集字。
继续来看孟鸿声委员所说的“政府公共正体匾额的文字规范”，希望孟鸿声委员好好查一下“政府公共正体匾额的文字规范”是如何表述的。如果按照孟鸿声委员的认识和理解，那么，全中国应该要改的可能不仅是山东博物馆，会有不计其数，仅郭沫若先生所题写的就有数十处；如果都改的话，那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牌匾艺术就会丧失在孟鸿声委员的提案之下。相信这可能不是孟鸿声委员的目的和诉求；相信孟鸿声委员属下的那些不计其数的山东书法家和全国其他地区的书法家们也不会认同，也不会答应。而就“公共正体”和“文字规范”，除了牌匾，以此类推，可能还要改《人民日报》的报头，当然，还要改孟鸿声委员所在的山东省的《大众日报》报头等等。
显然，有很多是历史问题，是历史造成，是前人的作为。我们既要尊重历史，也要尊重传承，更要兼及艺术。如果把“山东博物馆”改成了孟鸿声委员所提出的集王羲之的方案，那不仅是不尊重历史和传承，也失去了牌匾艺术的特色，更不符合孟鸿声委员倡导的“政府公共正体匾额的文字规范”。因为“规范”是“简体字”，而集字是繁体字。
作为立足于深厚文化大地上的山东博物馆应该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去面对恶搞，也应该有充分的专业自信去面对社会的各种舆论，包括提案。
2020年1月
关键字：牌匾,山东,恶搞,草书,匾额,潦草,书法 山东博物馆 陈履生内容标签： 牌匾 山东 恶搞 草书 匾额 潦草 书法 山东博物馆 陈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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