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新京报》在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刊载了一篇题为〈读经少年：背了十年书，识字却成了问题〉的报导（后来网络转发题目为〈读经少年 圣贤梦碎〉），该文举了若干个案，并以郑惟生（化名）为主角，报导他从小爱看书但不适应学校生活、作文成绩差，郑母认为体制教育出了问题，偶然发现读经教育方法简单并能帮助孩子成为圣贤，就将孩子送进读经班。惟生从此辗转在十个读经学堂求学，过着清修苦读的生活，每天背经十小时。他曾经想要背完三十万字经典，以便进入读经界的最高学府──文礼书院（位于浙江温州），但背了二十万字后，开始“怀疑这么做没有意义”，并且不再翻阅背过的经书。该篇报导很长，对读经教育的主要批判包括：

教育简单论：王财贵倡导的读经教育认为学习方法很简单，就是“老实大量读经”；所谓“老实”就是读真正的经，只管背诵，不管懂不懂；所谓“大量”就是平均一天读六到八小时。读经教育也认为教学方法很简单，就是“小朋友，跟我念”六字真言。因此谁都可以开读经学堂，最好的读经老师不是人，而是复读机。

反智：许多读经班教师无法为学生解惑，甚至认为学生获得的知识愈多就会障碍愈重；也有教师发现学生偷偷查阅词典理解词句，就将其词典没收。此外所谓“真正的经”由学堂独断决定，有些学堂可能要求背诵四书五经、弟子规、凈土宗佛经，却将《史记》和《曾国藩家书》列为禁书。

学生丧失基础学力：该文访问同济大学柯小刚教授指出，若干读经的学生想要回到一般大学，但其英文程度尚不如小学生，学习兴趣低落，心情迷惘不安，人际相处冲突不断。

该篇报导刊出后引起正反论辩，不到一周，主角郑惟生就在网络上发表声明，指出《新京报》为了哗众取宠，部分报导内容不实、断章取义。他并且表示学习经典对他自己的心灵成长、为人处世与困境中的选择都很有帮助。他虽承认自己“选择转身或是放弃某段形式”，但否认这是叛逆或焦躁，认为只是“忠于自我的信念”。他仍对老师们心存感恩，并且认同文化经典的价值。

任何观点或理论在松散式扩张时，经常会发生扭曲、误用或橘逾淮而为枳的情况，所以，我回头参阅王财贵的原著，特别是刊载于全球读经教育基金会官网的资料，发现王财贵的确主张教育简单论如下：

教材选择很简单，因传统文化当中最有价值的经典只有“那几部”。

学习顺序很简单，就是依照经典书籍的内容顺序。

教学原理很简单，就是“多念多背”。

教师选聘很简单，因为“几乎任何人都可教读经”。

如果这些观点为真，则教育领域中的课程理论、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师资培育制度几乎可完全取消。

王财贵的教义应该不是全面反智，因为他虽以经典、古文、中国文化和记忆为主，但至少声称不排斥其他书籍、白话文、西方文化和理解。不过，他心目中的儿童图像的确很像一台记忆机器，他认为儿童的“人性”就是记忆力较强而理解力很弱，所以劝导大众“不要再迷信‘懂不懂’的理论”，劝导孩子“只要能背，不管懂不懂”。他极端低估儿童的理解力，其实是因为他给儿童的材料具有两大特性：文言文且概念抽象。文言文对儿童来说就像外文，我们如果给一位新儒家大人读外文的量子论或拓朴学，他也极可能一样理解力很弱。如果给儿童适当难度的材料，配合其心理发展顺序，提供他适当的例子和经验连结，他的理解力就会大幅提升。

读经儿童的基础学力如何，可以鉴定。但他若因读经而对人生道理有所领悟或在作文能力上有所提升，极可能是他不遵守王财贵的教义，在背诵时尝试理解，并在学习时偷偷思考。

经典的精髓在义理，语言的形式只是糟粕，真正的理解会自然忘记语言表层形式而保留深层义理。有些文学作品（例如某些诗词歌赋）除了意境美，在语法和修辞上也很漂亮，比较值得背诵，但大部分经典都适合探求义理却不值得背诵。鼓励儿童背诵而不求理解，是弱化儿童思考力；若要求儿童终日背诵经典而不学习其他领域，则违反均衡发展。读经可以是一道菜，但不要强迫儿童三餐都吃一道菜，连续吃十几年。囫囵吞枣是一种吃法，但不要鼓励儿童采用这种最不健康的吃法。这已经不只是教学方法问题，而是伦理道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