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的两个主要领导人──胡适之、陈独秀，今日在海外的青年人，似乎只知道胡适之其人，而不闻陈独秀其名。他们两人当时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而陈独秀的资格还比胡适之老些，胡氏未返国任教，陈氏已在北大任文学院长了。也可以说，新文学运动最先得到有力的领导的，还是有赖于当年陈独秀所主编的「新青年」。他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初组织人之一。

在当时，这个被指为新文学革命的人物，却是旧时代文人心目中的叛徒，他们时时在讥笑他，也处处在谈论他。北京老一班的人物，大都会算命看相或是和算命看相先生有交游的，她们都在谈论两人的相貌，因为当时他们无法知道他俩的八字，所以只好谈相了。

当时北京有两个相学泰斗，一个是职业相士钓金鳌，一个是业余相士秦四爷，这两人都和旧派人物有来往，而和新派人物如陈独秀之辈是绝缘的。依他们两位对陈独秀和胡适之两人的相局，有一个传闻出去，为许多人所知道的，说陈独秀是「清中带浊」。说胡适之是「浊中带清」。

两者依相理说，两人都是上格的相，但不是上上，只是中上。换句话说，他们两人都是「名高于位」「贵而无权」而又「起落无定」的格局。更有一事则说他俩都是骨肉离散的人，象庭幸福是有限的。

再就两人既然不同的格局，也就是一个是「清中带浊」，一个是「浊中带清」来说，当然胡适之比陈独秀为优；因为「浊中带清」，有「清」露秀；而「清中带浊」，则不免因「浊」而累了。陈胡两人都是安徽人，陈是怀宁人，胡是绩溪人。两人的相貌也有他的出生地的特质：怀宁是长江北岸，近水，根据「近水者智」的原理，所以，陈独秀是清秀之局，为人似乎也比较活泼。绩溪乃皖南的山城，近山，根据「近山者仁」的遵理，所以，胡适之是忠厚之局，为人似乎比较严肃。这是看见过两人的人都能于仪表上看出的。

最明显一个特点，胡适之是近视女眼，眉也比较浓，眉目之间并无特点；而陈独秀则眉清目秀，未发言而眉目之间似有欲语之情，能使对方见而有喜悦之感的。

陈独秀不但眉清目秀而已，人品也英俊，风度也很潇洒可人，诡话更是有声有有色，足以倾倒群众。这些都在胡适之上。所以，当时一般青年，见过胡陈二人的，崇拜陈的人多过祟拜胡的人。

我们似乎每一个人都能明白「眉清目秀」是怎么样子的。据说，陈独秀之所以能在三十多岁就为中国共产党创办人之一，就在于他的一双眉毛，一看见陈独秀的人，第一个印象应是他的「眉高」。所谓眉高，有两种特征；第一是眉与目距离高，既不压目，且能醒目；第二是眉尾高翘，高于两耳，前者主其人聪明豁达，后者主其人位尊名重。

其次就是「眉清」。眉清的主要现象是眉毛不浓黑，不乱杂，每根眉毛都能清而见底。这种眉清，只是一般的聪明，其特别处就是做事条理分明，不紊不乱。

这「眉清目秀」乃对「眉浓目浊」说的。眉清的人必须配上目秀的才是好相，特点就是为人聪明伶俐，做事有条有理。而陈独秀不但「眉清目秀」，又加上眉高，所以他便出类拔萃，成为名满天下的人物了。

不过，在俗跟看，眉浓是不好。举例说，周恩来就是典型的眉浓，而毛泽东刖是眉清又高。毛的眉相和陈独秀同型，而毛相则比陈厚重得多。当时相士说陈独秀后运不好，而且说他一生颠沛坎坷。

这一点，一般粗知相术之人是看不出的。因为他的相局是「清中带浊」，而带浊之浊是不容易看得出的。是这一浊，钓金鳌和秦四爷各有看法，钓金鳌说他「形」中有浊，如「目光不定」、「语尾细沉」、「步伐不稳」、「笑声不扬」之类。这都是指破了「清」相说的。

至于秦四爷所说的，则指「气」浊说的。他说陈独秀的气浊，乃指「沉思锁眉」、「颜色不纯」、「气力不足」和「秀气不蓄」之类，这四种之被认为「气浊」，其理由是：沉思锁眉「愁意」浊，颜色不纯「杂色」浊，气力不足「倦容」浊，而秀气不蓄则系「露才」浊了。据秦四爷说，陈独秀这四浊都有，所以，他的一生是相当坎坷而终又失败的。

秦四爷和钓金鳌都同样看出陈独秀几岁要死长子；几岁有权位上的惨败，又有牢狱之灾，再而坎坷而终，当时老一派的人物？在文字官司上是说不过胡陈二人的，因而他们就怂恿钓金鳌作公开的评胡适之和陈独秀的相。

当然其中山秦四爷最出力；因为他只是业余的，而且极少收人们的润金，所以愿意帮钓金鳌的忙，叫他写一篇评论胡适之和陈独秀的相局的。这篇文章当然不是钓金鳌自己执笔，而是由他和秦四爷二人共同提示意义请别人代笔的。文章还是用文言写的，在一家颇出名的小报上发表，因为文中叙述钓金鳌和秦四爷两人关于胡陈二人相局交换的意见，所以这篇文字很多人都看见，因为是两个命相泰斗批评两个时代的著名人物。

那篇文章先说陈独秀，因为当时陈独秀的地位比胡适之高。他先说陈的相局「清中带浊。」陈独秀是眉清目秀、风度翩翩的文人，青年时当系一个美男子，而当时北京文人知道陈独秀的，都说他是一个「美才」。因此要论他的相是「清中带浊」，就引起人们的趣味了｜何以陈独秀的相会是「清中带浊」呢？带的是什么浊呢？

钓金鳖文章上，陈独秀的相确乎属于「清」格。清格的相原是贵格的，凡清相的人，非贵即富毫无疑义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一清到底」的条件。

凡是「一清到底」的相，必然是大贵之人，名满天下。但此种相的人，多半另有不幸事件，那就是，不是家人有不幸之事，便是自己不得善终的美中不足。

他说陈独秀相的「清中带浊」有两点知道他都容易感觉到的，一点就是陈独秀的音色木清，他的声音有些类似商人而非文人的声音，若在隔壁听他说话，绝对不会想到说话的人是一个风度潇洒的文士。另一点则是走路。他说陈的走路有步伐不稳之象。这两点最是浅现。

此外，他又说陈独秀沉思时，目必不定；睡眠时，神必不安，这两点一般人是不能知道的，而亲近他的人和他自己就都明明的。凡是听过陈的讲学，都发现他每在沉思时，一般人是目光注意一点，而他的目光都是闪灿不停的。

至于说陈独秀的「睡眠时，神必不安」一事，陈独秀自己和他的家人，看了这篇文字不知作何感想，而北京大学中有些教授和学生，会有一个暑假和陈独秀到北截河避暑的，他们看了这篇文字就跳起来惊奇地说：「这事数年来我们闷在心里不知其故，现在才知道这原来是相理的关系。他们对人说，陈独秀先生就是午睡一二小时，也会无缘无故突然跳起来惊醒的。」

当时也有人把报纸所登的事去问他，他对于那些过去的事实并不否定，但对于未来的事情，却笑笑地说：「这些十年后之事，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看相的会知道，你肯相信他吗？我却不敢相信的。」

当时是「五四运动」前三四年之事，「五四运动」是民国八年即一九一九年，此时民国六年即一九一七年。那篇钓金鳌署名的文字，是一个命相同行中的一位兼通八字流年吉凶休咎的人代笔的，所以也谈及八字命理。文中也不写民国若干年，当时更不通行写公历，只是依当时习惯，还是写甲子的岁次。文中有一段是这样写道：「今年（注．一九一七年）是丁已年，已酉丑会金局，丙丁火官星又得住，所以，陈氏这几年一直有十年的大运好走，登峰造极，红极一时，这并不是他的才能文学造成，完全是命运的关系。如果陈氏不信命运，且看十年之后的情形，便可分晓。下一个丁年是丁卯年（注：即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由于亥卯未会木局与酉丑相冲，受冲既太过；而丁火又坐卯，克身也太甚；所以，这一年是一切荣华付诸东流，骨肉且有生离死别之痛。」

除就八字说这样之外，还就相局具体地说：「这一年，陈氏将有二事发生：一事是他的被黜之羞，一事是将有丧子之痛。」陈独秀对于丙丁火、已酉丑、亥卯未等虽然不懂，对于这一段文字却是明白的。所以他对这十年之后的事情，才说：「这些十年后之事，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就当时的情形说，陈氏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又是北京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又是共产党最有力刊物的「新青年」的主编，理论，他的地位是不会动摇的。

然而，事情真是奇怪，到了十年后的「丁卯」年即民国十六年，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国共两党破裂，同时，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毛泽东为首领的，一派是以陈独秀为首领的。但当时中共的中央力量操于毛泽东之手，陈独秀因与汪精卫联合宣言，被指为「托派」，被开除了，从此陈独秀便不再起来了。

更奇妙的是，那时国民党也分左右两派，左派即汪精卫的一派，主张与陈独秀合作，而右派则主张反共，这就是当时所谓「宁汉分裂」，宁（南京）方面开始所谓「清党运动」，大捕共产党人和左派分子。

当时上海乃由杨虎为警备司令，陈群为政治部主任，专门负责清党工作，风声鹤唳，谈虎色变，有所谓「羊虎成群」的杀戮世界──「羊虎成群」就是「杨虎陈群」的谐音。警备司令部设在上海郊区枫林桥前军阀卢永祥的别墅，每日杀人数十；而陈独秀的儿子，也是那年的夏天在这里杀掉的。命运！父子同年遭殃，而且在十年前被钓金鳌在北京报纸上断定的，这不能不叹为奇妙了！　

后来宁汉合作，国民党右派反共有力，接着国共战争开始，陈独秀虽被中共中央开除，仍不失为共产党的一派，日战争时，陈独秀被释出狱，但已无路可走，只好退走重庆过其暮年的养病生活了。也就在抗战中以老病死于重庆。

当一九一七年的时侯，陈独秀是一个新时代的领导人物，一身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北京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名满天下，倾倒中国青年，谁也不敢相信，会像算命先生那样敢说他十年之后就会一败涂地，而且有失子之痛的事的。然而，事实上偏偏是这样的结局，但不知陈独秀僚倒重庆时，对当时钓金鳌所断的命运作何感想呢？

有一个蔡先生，抗战时也在重庆，曾与陈独秀接近，也曾邻居过。他说，陈独秀当时也常说起命运之事。他说，当一九一七年时，他对钓金鳌所说的话，认为毫无价值；因为，这些变故之事都是不可知的，而且是十年之后的，谁敢相信有此剧烈的变化呢？

蔡先生曾问陈独秀，现在的情形已经完全应验了的，那么，你面对这事实又作何感想呢？他倒是很开朗地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当然不能有雄辩，但我还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恐怕永远也想不通！」

但，陈独秀有时谈到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掌握党魁，蒋总统之所以能够为国家领导，在话里笑间也常常谈「他们的命运倒好。」他心裹满怀「我陈某只是命运不如他们两人而已！」这是陈独秀晚年的思想。

有人说，如果陈独秀当时不走「托派」的路线，那么，今天的天下便是陈独秀的天下了。再退一步说，如果他当时不是共产党，而仅仅是一个北京大学教授的话，以他的才学，不至于不如王云五，不如胡适之，何至于连一个教授都不可得，乃至死于贫病交加之中呢！

从蔡先生那裹又知道关于陈独秀青年时的有关命运的一段故事，陈独秀原是安征省怀宁县的望族。少时家裹原希望他从事科举之业的；但算命先生却说他的命运之业，只宜学医，这是家人在他十岁时为他算的命。算命先生在他的命纸上是这样批道：「生性聪颖，但嫌傲癖。一生有偏贵无正贵。宜出洋求学，不宜举子之业。出洋之地，宜向西行，英、法、德三国均可。一生事业不是杏林即儒林。」

据说，陈独秀的记性极强，他对于自己命纸上所写的似乎还记得很清楚，但他只对人说了这些，其余有关后运如何他不曾说。他说命书上写明「不是杏林即儒林」，就是，说第一要做医生，其次要做先生。他的家人是极相信命运的，因为算命先生口头说他若是从事举子之业，要想做官，恐怕难免有牢狱之灾，甚至有杀身之祸的。

因此，家人就决定他中了秀才，有了起码的功名之后去学医。家人原想叫他读德文准备到德国去学医的；但他却不喜欢读德文，而喜欢读日文。同时，当时中国留学多数去日本，因此他要到日本去留学。家人也不太勉强他，但结果日本学成之后又到法国去留学，所学的不是医，而是文学，回国之后又从事共产党组织，乃有此种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