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幼儿园的孩子，还是上小学的孩子，都不能不去上课外班，艺术类、外语类、数学类、语文类等等，形形色色的班到处都是。

与幼儿园或学校授课稍有差异，课外班的老师会更活泼，与孩子的互动会更多，但这并未改变这类课程的本质。

即以教学为目的，却非以教育为目的；但教学形式的变化，并不会带来教育本质上的改变。

2005年，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既是疑惑，更是对当今中国教育现状的描述。

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无论是传统教育模式，还是新的教育模式，目的都有一个，即提高以考试成绩为目的的教学，而非教育。

哈佛幸福课导师TAL在其授课中提到，西方的认知心理学们逐渐发现，柏拉图时期开始的将精神和肉体分离开的“二元论”无法使人变得更加积极和快乐。

比如，西方医疗的发达却无法治愈许多精神上的疾病，相反，通过身体锻炼却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西方的思维模式虽然促进了西方科技的发展，却并不最终解决教育乃至人类问题的良药。

因为西方思维模式更多地是解决人与自然或人与物的关系；而东方思维模式则是指向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次要位置，由于“人定胜天”。

大家所熟知的《论语》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等等，都是在讲人与人的关系。

延伸到教育，正如“钱学森之问”那样，民国时期国不富民不强，却产生了很多大师；而今天国富民强，却不再有大师，根本在于教育舍弃了它的本质。

那就是不再关心人与人的关系，而只关心人与物的关系。

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形式不同，但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孩子是否掌握实体的或抽象的物，比如单词、概念、解题方法等，为根本目的。

而不再关心孩子是否学习了如何处理与亲人、与老师、与伙伴的关系，父母聊到孩子时会以成绩高为荣，而不是以受人欢迎为傲。

虽然学习成绩能够成为孩子走向新的社会阶层的敲门砖，却不是孩子走向社会、适应社会的决定性因素。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仅仅成绩好的孩子，无法干出更具开创性事业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