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爸妈可能都会觉得：孩子将来有出息当然好，但是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也可以。但事实上，“普通人”绝不是一个相对更容易的后备选项，而是一场更加艰辛的战斗。”

上两周和一个师姐在群里争论了两句，题目是：该不该期望孩子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师姐是我非常佩服的，我见过冠着才女头衔的太多了，师姐是难得名副其实的。但她说期望孩子以后只做一个平凡普通人，我是不赞同的。

我理解师姐的意思。她是非常真诚地期望，孩子能够顺由本性自由生长。她作为妈妈，不给孩子太多压力，不会鸡血地把孩子搞得精疲力尽，不期望孩子做什么突破阶层的壮举。不论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她都给予全部的爱与支持。我非常敬佩这样的妈妈，但作为一个出身于普通市井家庭的人，我觉得，她把普通人的生活看得太容易了。

过平凡普通人的生活，并不是一个后备选项，一个对孩子而言更容易的选项。从来都不是。

中国不止有北上广深。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有家被强拆的范雨素，有拐卖家暴盛行的山区，有小煤窑、有尘肺病。

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父母都去城里打工，TA们可能在祖父母辈的无力照看下，莫名其妙地长大，然后去城里找份工作。因为没有受过教育，只能找一线工人的活。在一个生产环境极其恶劣的小作坊，一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一个月休息两三天。然而有活干就不错了，产业升级，中国要从世界工厂转型，以后或许都没有那么多一线工人的位置了。

普通人的生活，可能就意味着从小没有父母的爱，没有教育，没有尊严的工作，乃至没有工作。是不是太悲惨了点？

好吧，我们是城里人，只说城里人的事，那就说说我熟悉的魔都吧。我是从一个上海普通市民家庭长大的，我妈妈以前在的是服装纺织行业，我爸爸以前呆的是无线电行业。他们都是普通工人，或者还不够普通，我妈还做过车间主任，我爸还被厂里送去念过大学。

上世纪90年代，全国都在下岗潮，我爸妈也光荣下岗了。毕竟要响应国家号召，“咱们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他们是因为工作表现不好，懒惰，没效率，咎由自取么？至少在我父母那两个行业，是因为产业结构调整，整个行业被淘汰了。这就是大时代里的小个体。

在我上大学以前，并不认为下岗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亲戚、朋友、邻居，身边每户人家都在下岗。下岗了怎么办？上海比东北好点，还有个“4050”工程，安排再就业。你可以当保安、做交通协管员、去超市当理货员、卖卖早点、当当保姆，等等。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上了大学后，我惊奇地发现，忽然下岗这件事看上去并不普遍。我的宿舍姐妹、我的同学朋友，他们的家长里并没什么下岗工人。他们的父母职业，有大学教授、中学老师、医生、政府干部、成功的商人、国企的领导，等等，统统都是不会下岗的职业。我不知道师姐的家境，但我猜，她家可能并没有过为了孩子的学费要到处跟人借钱的经历。

普通人是什么？普通人是最不能预判时代大潮，而当潮流改变后，只能死死抓住身边的碎木头，用尽全力才不让自己淹死的那拨人。

最近为了写剧本，在做90年代的下岗资料。年纪渐长，忽然对父母那辈充满了同情。我查的是纺织行业的资料，这个上海曾经的支柱产业，这个让上海成为工人运动发祥地而留在历史书里的行业，在上世纪90年代，由55万多工人锐减到不到2万。

“1996年9月，当申新九厂开完最后一个隆隆作响的机器，夜班结束的职工们在弄堂里席地而坐，车间主任为同事们开完最后一个会，工人们把更衣箱的衣服、茶碗等生活用品整理好，许多人是倒退着一步步走出厂门的，一个车间大约一千多人，一下子全部下岗。当时整个社会下岗的现象没有之后这么常见，职工们不理解。有职工即使是机器停下来，还是每天‘上班’去，坐在机器旁边，机器拆走了，就坐在空荡荡的厂房里，一直等到厂房拆除，仍有些职工给家里人说自己每天上班，实际上，他却整日地坐在苏州河边。”（摘自一篇新闻报道）

去产能、产业结构调整、外企大规模撤资、实体经济不景气、互联网都很难再圈到钱了、人工智能面前人心惶惶。普通人的无力并不只存在在历史里，在今时今日，当一个普通人，又容易么？2016年，上海的平均月薪是6378，有70%的人年薪不到十万。而与此同时，上海的房价是多少？菜场里猪肉牛肉又是什么价格？

我上学期在旧金山的反租客迫迁中心做志愿者，简单来说，就是为被房东驱赶的租客提供法律援助。我微信群里的邻居朋友们都反感这个组织，因为华人们普遍比较有钱，房东多而租客少。

旧金山有8千个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他们为什么都会沦落到这步呢？这8千个人里，有三分之一是家暴受害者；有三分之一是精神疾病患者。

政府为什么不管？收容场所有限，即使规矩很严，很多人都要排十几年才能排到。那增加收容场所呢？可谁又愿意政府新开一个收容院在自家小区？房价会不会跌？犯罪率会不会升？

还有剩下三分之一，很多就是被房东用各种理由赶出去的，其中不付房租的最多。不付房租被赶，听上去是很正当的，我也不觉得房东做得有不对，但如果深究到为什么不付房租，有时就会有点无奈。

我遇到过一个三十来岁的白人男青年，受过高等教育，有份工作，闲暇还去公益组织做志愿者。有一天忽然被车撞了，几次手术之后，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嗜睡、精神恍惚，所以没法工作了，也就没有了收入。申请福利，但不知道为什么没申下来，女朋友又离开了他。尝试过自杀，被救回来，回家后面对的就是房东的驱逐通知。

实习最后一天，遇到一个美国退伍的老兵。说话很风趣，有那种美国人典型的爽朗自信。退伍后曾经有份很体面的工作，后来做生意都赔了。退休之后，只能靠每月一千多块的福利过活。照理说，一千多的福利，够交五百多的房租，钱都到哪里去了？

他闪烁其词，我一再逼问，最后他承认，自己花完了。我一开始有点气愤，觉得这种人自己都不为自己打算，但后来想想，又有点凄凉。他不过是每个月多花了三四百块钱而已；他不过是体面了一辈子，不习惯晚景那么凄凉而已。他上过战场，立过勋功，晚年的时候偶尔下个馆子不想天天吃超市的打折面包，真的算得上很过分的要求么？

我对这两个人印象最深，是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谁都有可能落入那个境地。一次意外的车祸，一次生意的赔本，就可能落到那个境地。而每次最无奈的，就是问：你如果失去住房，有没有亲戚朋友家可以去？所有人都回答，没有。

好了，似乎又扯远了，我们要说的是普通人，感觉又变成悲惨人士诉苦大会了。但事实是，所谓低收入领福利的悲惨人士，和普通人并没有差得很远。哪怕是在旧金山硅谷，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年薪十几万刀的。美国平均家庭年收入也就五万，一个普通人，不在热门行业，年薪三四万是非常正常的。而旧金山的房价是多少呢？一间独立一居室，在旧金山的月租金，是三千多美金。那些年薪三四万的人想要留在旧金山，就是过着国内所说的蚁居生活。

更让人感叹的是，穷人，是有公益组织帮助的，而你脱离了穷人的范围，找到了一份工作，变成了“中产”，所有的援助都离你远去了。

我接待过一个拿着6万年薪替花旗做活动的时尚行业人士，她很嚣张很难搞，所有援助律师都不喜欢她。但她有句话问得很对：有钱人有那种动不动收费几千的大律师帮忙，穷人有你们这种援助律师，那我们这种有普通工作的人怎么办？活该被房东随便找个理由就赶走么？

心怀挚爱、名校毕业的中产爸妈们，或许非常真诚地认为：自己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认识到自己渺小当然是好的，但客观事实上，不是的。

人大的毕业生接机途中死亡了，人大的校友会有能力有影响力把这个案子翻过来，普通人没有这个待遇；华为的工程师下岗了，网上发发牢骚就能成为社会热点，珠三角那么多失业的工人没有这个影响力。

我印象最深刻的毕业演讲，是去年复旦经院毕业典礼上，姜纬教授的演讲。她说：在座复旦的毕业生，你们是优渥群体（privileged），你们手中有很多特权，是普通人不具备的。

第一，你们有一份可以计划的事业而不仅仅是梦想；第二，世界上的消费品制造商和服务商都在追逐迎合以及引导你们的意愿；第三，你们在很大程度上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因为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不同的生活方式；第四，社会倾听你们的呼声，如果你们中的一员遭遇不幸，尤其是如果涉及可能不公对待的话，这会在一夜之间成为重大新闻。

所以，相对应的，没有特权的普通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事业仅仅是梦想；没人关心因为你的需求，你的痛点只是个没法让企业赚钱的假需求；不能选择生活，除了没能力外，你很可能根本不知道还有其它生活方式的存在；社会也无视你的遭遇，哪怕是再不公的遭遇。

做母亲的都偏心自己的孩子。普通人的生活那么艰辛，我真心不希望她们以后成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我希望她们能拥有优渥群体的特权，我也希望我和我老公能努力为她们创造这种特权。

如果有幸成为优渥群体，也要明白，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并不是仅仅因为她们努力过得到特权就是理所当然的。大时代里的小个体，能到达的高度除了10%自己的努力，剩下的，完全是运气和时代大势决定的。天命给了你特权，也会附加给你更大的责任，不要害怕去承担责任。

然而，统计学告诉我们，大多数人都只能成为平凡的普通人。永远有人会被时代淘汰，永远有人只能做时代里的小沙粒。

每个人活在世界上，上天都安排好了给TA的挑战，没有一种选择是容易的。小确幸的背后，是在大时代沉浮的无力把握。如果我的孩子以后只能成为普通人，我希望她们做好心理准备，要勇敢，要坚韧，要保持生命的力量。遇到再大的风浪，也能死死抱住身边的碎木板不要沉下去。

孩子，普通人的人生，不是贪图安逸的后备选项，而是一场勇气对决的刻苦战斗。你们要时刻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