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门户网:王磊：铜奔马_从“看不见”的杰作到“会说话”的国宝_-文物-墓葬-器物-中国-出土

甘肃武威雷台一号墓出土的“铜奔马”近两年，“国宝”在社会公共话题中长期跻身关键词的行列。尽管衍生出了多重含义，关于“国宝”最主流的解释仍是“国之重宝”。随着时代

甘肃武威雷台一号墓出土的“铜奔马”

近两年，“国宝”在社会公共话题中长期跻身关键词的行列。尽管衍生出了多重含义，关于“国宝”最主流的解释仍是“国之重宝”。随着时代的演变，相同的字面之下，这一概念的定义已经潜移默化。从古代权贵掌握的“重器”到大众喜闻乐见的“宝藏”，国宝的界限和功能发生了根本改变。从主观方面而言，原因一方面在于文物背后的学术解读，另一方面则是看待文物的公众视角。

语境的转换，使得无论钟鼎彝器，还是书画玺印，这些传统类型的国宝都从常人不得而见的秘宝变为你我皆可欣赏的名作。考古工作所得的文物也陆续加入国宝的阵营，甚至专为随葬或瘗埋而制作的器物也被视为可供观赏的珍宝。人与物对话途径和方式的更新，削弱了国宝与国运之间人为赋予的微妙联系。作为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国宝更多地承载着厚重历史给予一个民族的集体荣耀和自信。

自20世纪以来，中国国宝的公共化持续进行。促成变革的客观契机首先是现代博物馆及其理念的推广。博物馆面向社会举办展览，为专业圈子以外的人士创造了近距领略离文物之美的条件，使得人人有机会亲眼目睹国宝的光辉。而伴随出版和传媒行业的发展，国宝的展示也实现了从本体向静态和动态图像的多维度转身。新闻、印刷品、纪录片、综艺等与国宝的相遇，将国宝从神圣的殿堂邀请至寻常人家。此时，文物从博物馆陈列空间进入公共媒体平台，最快时仅需要一个镜头的切换。

在上述潮流中“应运而生”并绽放异彩的突出案例是甘肃武威雷台一号墓的铜奔马。雷台原本是位于武威市北郊的一座夯土高台，其上建有宫观，1969年人们在台基内意外地发现了墓葬。这是一座拥有多间墓室的大型砖室墓，从器物铭文可知墓主人是守张掖长张君。根据类型学比较和文字信息，雷台一号墓的时代起先被判定为东汉，因此又称雷台汉墓。铜奔马高34.5厘米，长45厘米，原本配有鞍辔，呈跃步凌空的姿势，蹄下踩着一只展翅、回首的禽鸟。由于墓中物品的原始状态缺失，我们无法准确地知晓它们具体的组合关系。通常，铜奔马与伴出的其他青铜人物和马车共同被视为象征仪仗的明器。然而，无论从学术还是公众的视角来看，在卓越的艺术性面前，对原境和性质的困惑都不妨碍这件器物被公认为代表中国工匠智慧的杰作。

“铜奔马”头部雕刻和彩绘细节

在古代墓葬的语境下，绝大多数随葬物品不是为观赏而设计的作品，其埋藏之初的假设甚至与观看截然相反。尽管雷台铜奔马姿态优美，逸群绝伦，但是对这件器物而言，观赏的视角仍然是虚设的。墓葬考古的目的在于记录和保存历史，属于倒序的还原法，而非重新定义或阐释。不过，一件流传下来的物品如果能够被认定为杰作，则势必产生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价值。历史上“看不见”的墓葬美术作品，正是因为被再次“看见”而获得新的生命。实际上，当我们把历史理解为动态过程，“看见”也是墓葬生成的前提——墓葬中一切事物的设计和制作，均与视觉相关。这一点决定了精心打造的随葬品有朝一日可能成为惊世的美术作品。

铜奔马名扬四海首先得益于发现之初即在国内外公开展出的机会。1971年，铜奔马入选“文革”期间考古出土文物展，亮相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满城汉墓、何家村窖藏、司马金龙墓等处出土物品同列。随后几年间，铜奔马又屡次随中国出土文物展巡游海外，出版了多种语言的展览图录。视线的触及激发了公众对该作品艺术特质的兴趣和思索。由于铜奔马高度独特的外观，在讨论该作品时，学界的研究者也常常有选择地“忽视”其出土环境，而专注于揣度制作者的心理和技艺。即使抛开守张掖长等其他附属的文化背景不论，探讨铜奔马的艺术价值仍然足够有趣味。

促使铜奔马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第二次因缘更显特殊。1983年，已经声名赫赫的铜奔马被确定为中国国家旅游标志。自此，相关的图像频繁现身国内各地城市和景区，广泛出现在书籍、画册、明信片、邮票等媒介。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铜奔马的形象快速公共化的同时，围绕这件作品性质和时代的学术争论也持续进行。问题的焦点主要在两个方面，首先，关于这件文物的定名，罕见地出现了多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自“马踏飞燕”之后，学者们除了对禽鸟的类别重新提出龙雀、鹰隼、金乌等判断，在马的身份和意象上也存在很大分歧，大致有西域马（天马）、马式、神马等说法。其次，几位学者从雷台一号墓出土钱币的时代特征等方面着眼，通过各自的论证认为该墓及铜奔马在时代上应属西晋，但是反驳意见较多。数十年来，有关铜奔马的学术争鸣延续不断，异常激烈，直至今天仍莫衷一是。

对原始信息的拾掇和整理，构成了所有研究的基础。离开对原境的回溯，关于器物造型、技术、思想的研究如同无源之水。但是，社会大众对铜奔马的接受明显未曾受到纷纭错杂的学术研究的干扰，反而“马踏飞燕”这一很早就被学界质疑并放弃的俗称，却因为饱含诗意而助长了文物的传播。综合以上情形可知，归根结底铜奔马的成名主要缘于视觉形式的特异，与生俱来的艺术魅力决定了它在公共化过程中的传奇绝非偶然。铜奔马的图像走遍天下，国宝级文物本身却得到越来越严密的保护和管控。1996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将其鉴定确认为一级文物。2002年，铜奔马入选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64件文物目录。实物的足迹受到限制，各种类型的图像的流传让国宝自身所隐藏的话语借助不同的观察方法和表达方式，在广阔的舞台上的得到传达和倾听。在美术史学科里，基于形式展开的思考召唤着有别于历史研究的思维之旅，旨在向前行进。

​“铜奔马”造型中的禽鸟细节

最近一段时间，在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公众媒体上，围绕“国宝”和相关主题的节目集中出现。央视纪录片频道的《如果国宝会说话》最具美术史特点。这部系列短片关注文物本体，始终将“国宝”置于中心，长于画面呈现与文字描述，加之叙述方式清新明快，很快赢得了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喜爱。片子第二季介绍了秦汉文物，选择雷台铜奔马作为收官之作，着重关注了该作品造型所体现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特立独行的表现力。国宝其实不会说话，只能由导演和学者合作演绎，代替它们发声，从而讲述出历史和艺术的奥秘，显示它们在文明脉络中的重要地位。

或许有人认为，关于国宝“说话”的另一种解释可以是自带文字的文物不言而自明。例如铭刻“宅兹中国”的何尊、题写“君幸食”的马王堆汉墓漆盘、刊布儒家经典的熹平石经，它们的语言只需我们加以翻译即可传递。但是，这种“说话”方式不外乎是借用拟人手段，带领观者透过文物见到历史。其实，除了文字之外，文物的造型、色彩、材质、风格、工艺等各种信息同样属于前人的话语，有待今人体会。美术史的方法使得研究者在缺乏文献的条件下，也能够辨析形式的意味，分析视觉与物质文化的原理。国宝之重除却所关联史实的重大，还经常取决于形式语言的分量。铜奔马的眼、口、耳涂绘色彩，增添了写实的生气，右后足借助飞鸟作为承托，构成全器唯一的支撑点，诱发了戏剧化的夸张想象，都堪称视觉营造的典范。

对于雷台铜奔马过去所代表的意义，我们心怀疑惑；对于其造型体现的奇想和魄力，我们可以同情地感知。专为墓葬制作的这件器物曾经沉埋于黑暗，拒绝接受外部的目光，然而工匠的努力决定了它从最开始就具备额外的意义。去除了时空的壁垒和禁忌，我们有机会如前人一样目见美好；而且，我们阅读国宝的方式更加多样：铜奔马是雷台一号墓考古材料的组成部分，也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国宝级文物，此外更是公众津津乐道的东方艺术符号。在国宝内涵发生迁移的背后，起到推动作用的实则是人们理解过去和面对未来的新观念。

当下，“国宝”这一特殊的文物群体已经越来越开放地满足了社会大众的审美和求知需求。铜奔马这样的出土文物不仅是忠实的记录者，也是无声的讲述者。它们具有佐证历史的考古学价值，也具有阐述自我的美术史价值。被观看的国宝，会说话的文物，从来都未必是假设。

王磊   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讲师、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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