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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学网:诺奖大热诗人为中国写了首诗语言是他唯_阿拉伯语-叙利亚-黎巴嫩-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9-11-19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房家梁  浏览次数:21
核心提示:阿多尼斯:双脚最初碰触的土地是不可能离开我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结束采访的时候,阿多尼斯对展柜上的中文杂志产生了兴趣,他问旁边的译者,杂志的名称是几个汉字组成的?什么意思?译者回答说,绞丝旁代表丝绸,加上工人的工,合起来是一个字,意思是红色,最右边是蔓,应该是一种植物。阿多尼斯觉得很有意思,之前有一家视频媒体来采访,名字是一种水果。在希腊神话里,阿多尼斯这几个字是不断死而复生的植物神。现实中,这位出生于叙利亚的阿拉伯语诗人已经89岁



诺奖大热诗人为中国写了首诗语言是他唯一的行李

阿多尼斯:双脚最初碰触的土地是不可能离开我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结束采访的时候,阿多尼斯对展柜上的中文杂志产生了兴趣,他问旁边的译者,杂志的名称是几个汉字组成的?什么意思?译者回答说,绞丝旁代表丝绸,加上工人的工,合起来是一个字,意思是红色,最右边是蔓,应该是一种植物。阿多尼斯觉得很有意思,之前有一家视频媒体来采访,名字是一种水果。

在希腊神话里,阿多尼斯这几个字是不断死而复生的植物神。现实中,这位出生于叙利亚的阿拉伯语诗人已经89岁,手背上的纹路像是衰老的树根,银色的头发给人一种跃动的印象。他平时居住在巴黎和黎巴嫩,经常到世界各地游历。中国是他偏爱的一个国度,这里的文化也让他感到亲切。

2009年,阿多尼斯的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在中国出版。与此同时,他的名字屡屡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赔率名单的前列。越来越多的读者记住了这个源自西方神话的名字,记住了他那些充满想象力的意象,以及清新凝练的诗句。有人专门从江西和北京赶到上海,参加他的诗歌分享会。

而在意象和诗句背后,是另一个面目迥异的阿多尼斯,面对着一个充满分歧和争斗的阿拉伯世界,他用尖锐的声音去对抗专制、暴力和偏见,力图在诗歌中恢复阿拉伯语的丰富性和隐喻性。“我的欲望,是自始至终,成为一个陌生人,叛逆者,将词语从词语的桎梏中解放。”阿多尼斯在90年代的一首诗里这样写道。

动荡的社会让阿多尼斯一直身处流亡状态,但正是离开故土,反而让他看得更清楚。“距离感让我增加了对于那片土地的了解,毕竟我的双脚第一次接触的土地是不可能离开我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今年11月,阿多尼斯的最新诗集《桂花》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一共有50首短诗,灵感来自2018年他对中国的一次游历。黄山,杜甫,还有桂树,都被他写进了诗句里。一个世界级的诗人以中国为题,专门写了一本诗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与此同时,他成为了中国读者了解阿拉伯文化与社会的一个入口。

“在阿多尼斯之前,中国读者对于阿拉伯文学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主要是《一千零一夜》,还有纪伯伦,少部分关注文学的人可能还知道马哈福兹,198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桂花》译者薛庆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授,长期研究阿拉伯语文学。某种程度上说,阿多尼斯改变了这一切。

文案与刀叉

阿多尼斯的行程很紧密。11月1日,他的新书分享会在杭州的单向空间举办。问答环节,一个从事广告行业的女生站起来,说起自己刚刚写的一篇公众号文章。她觉得阿多尼斯的诗歌富有想象力,与营销文案有相通的地方。

警句和概念化,这本来是阿多尼斯所反对的,再次提起的时候,他说自己倒是很好奇那个女孩是怎么用广告思维来解读诗的。“诗歌能够做的就是创造一种深刻美好的文化氛围,能够让人变得更少物化,有更丰富的人道和人性。我并不抗拒商业,只是我反对的是商业思维主导一切,让一切都变成了交易。”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阿多尼斯身处一个资本主导的现代社会,背后是战乱与暴力的记忆。11月4日下午,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能容纳数百人的现场座无虚席,阿多尼斯的读者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站在诗人的近旁,分享自己的感悟。都市里的上班族,小地方做生意的中年人,还有上了年纪的老人,在阿多尼斯的诗里看到了一个崇尚爱与美的世界。

当天正好是美术馆举行诗歌活动的七周年纪念日。诗歌分享会结束后,主办方准备了精美的大蛋糕,推到前台,请阿多尼斯来切。他手里拿着小半米长的刀具,开玩笑说,这件“武器”让他有些紧张。

上世纪50年代,二十多岁的青年阿多尼斯曾经服役两年,他的中文译者薛庆国看过当时的照片,这位叙利亚士兵剃着光头,神情呆滞。因为加入左翼政党,阿多尼斯在监狱里待了半年,和杀人犯、走私者囚禁在一起。出狱之后,阿多尼斯极少在诗里提起监狱里蒙受的羞辱,他决定“独自把这把刀吞下去”。

出狱的一周后,阿多尼斯就决定离开叙利亚,前往邻国黎巴嫩。过境后的几分钟时间,传来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的消息,叙利亚开始向全国征兵。“那里的人们在吞食着被炖烂的往昔和夹生的未来。每一个城市都是一只被屠宰的绵羊,每一个屠夫都声称自己是天使。只有蛀虫在克尽厥职。”阿多尼斯后来在文章里回忆道。

在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阿多尼斯办杂志,出诗集,获得博士学位,反思阿拉伯文化,被看作重要的思想家。然而,战乱依然如影随形,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到了80年代,以色列围困贝鲁特。有一段时间,他在朋友家中避难,前脚刚离开卧室,去厨房用餐,bombzhadan就在身后爆炸。

“没有道路通往他家,围困,道路是怯懦的,远远的,在他家的上方,一轮惶惑的月亮,垂落在灰尘的线缕。我说:这是我回家的路。他说:不,不许过。gunqiang口对准我。”阿多尼斯在当时的一首诗里写道。

1980年,阿多尼斯作为黎巴嫩作家代表团的成员,第一次来中国。他撰写了两篇文章,描述自己对“文革”后中国的印象。后来回忆此行,他表示自己看到了“一个沉闷、封闭、伤感的中国。”

当时他刚刚去过纽约,到了北京,觉得颐和园没有变化,依然古老而坚固;到上海的时候,觉得这里像是纽约的郊区。他还记得一个细节,随行的翻译人员一路上都没有跟代表团同桌吃饭,后来才知道,餐食标准不一样。

阿多尼斯的花园

2008年的时候,阿多尼斯已经是有国际影响力的诗人,经常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赔率名单的前列。不过,长久以来,诗歌出版在中国并不景气。即使是阿多尼斯,出版社也没有底气,以为肯定也会赔钱。

出版社通过译者薛庆国跟阿多尼斯转达意见,希望可以得到他本人授权出版的许可。薛庆国还有些不好意思,另外提出可以邀请他来中国访问,阿多尼斯慨然应允。很快,由薛庆国选译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在中国出版。没想到的是,这部诗集销路很好,首印的5000册很快售罄。

很多人熟悉他的诗句,“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或是“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但其中只有一棵树”。更多的人们只是看到了这些有些像鸡汤的短句,更重要的是那个天然具有卖相的书名。但毕竟,这一切让这位阿拉伯语诗人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读者。

“初次接触他的年轻读者觉得他的诗里有轻歌曼舞的成分,容易进入那些清新自然又充满诗意的表达,比如风雨和阳光。但是他的很多作品都是有深刻思想内涵的,对于阿拉伯社会和西方世界的思考,都很深入,那种批判意识给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学界也能带来启发。”薛庆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至今翻译了阿多尼斯的四本诗集和一本文集,和诗人保持着紧密的友谊。

2009年3月中旬,阿多尼斯从巴黎出发,飞抵北京机场。他急切地想要了解这里的日常生活,去秀水市场,去人流中。变化太大,和过去很不一样。他在跟研究阿拉伯文学的学者们聚在一起,聊起故土的问题,跟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副校长说起对《哈利·波特》风靡的担忧,担心趋同的世界让北京和伦敦的青少年变得一样。

颐和园的湖泊里有过去的梦,什刹海的老宅里有新的灵魂,仿佛亡故之人未曾死去。而在上海,昔日的红砖房和旧街区,已经被高楼花园所取代。仿佛“过去”也走出了自身,渴望变成“现时”。

“我该彻底醒来,将变化的汁液注入词语,以便更好地描述中国;我该把天安门当作一面镜子,以映照我的问题。”阿多尼斯在记述文章《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北京与上海之行》中写道。

2010年,阿多尼斯回了一趟叙利亚,他过去所生活的地方。当时他的母亲104岁,还生活在那里。客观上说,叙利亚比半个世纪前好了一些,然而,战火很快燃起,重新将这一切夷为平地。

2011年,阿多尼斯先后发表两篇公开信,一封写给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另一封写给叙利亚的反对派,引起争议。宗教与政权纠缠不清,各方势力混杂在一起,造就了不断恶化的社会局势。他听说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的集市被摧毁,博物馆变成废墟,革命口号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杀戮。

桂花的邀请

2018年9月,阿多尼斯再次来到中国,在结束了四个城市的多场活动后,跟译者薛庆国等人一起,游历了黄山,所到之处都可以闻到桂花的香味。他有了新的写作计划,不断在笔记本上记下灵感。那些变幻的云彩,奇异的山石,超越了变与不变的二元论,成为诗歌想象力的基底。

离开中国之后,阿多尼斯跟薛庆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到了今年3月初,全部诗作终于完成。阿多尼斯曾把写成的手稿带到黎巴嫩的贝鲁特润色修改,不过他的女儿说,九十高龄的父亲记忆力明显下降,一度记不清手稿放在何处,很是绝望。后来他才想起来,手稿完成后就交给了一位他熟悉的打字员。

阿多尼斯笔下的黄山形象杂糅了想象和隐喻,有着拟人化的特质。它意味着永恒的时间,也指涉天空与大地的关系。“黄山端坐在永恒的门槛,迎接来自各个时代的宾客。它凑近我的耳畔,用低语回应我的问候:‘迷途,才是这个时代的正道’。”阿多尼斯在短诗《变幻》中写道。

在阿多尼斯所生活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很少看到高山险峰,天空被赋予了崇高的宗教内涵。诗人则在登高的过程中,以思辨的视角来观看中国的文化,同时反观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现实。“诗歌的核心在于质疑,提出问题,而宗教是不许对信仰提出质疑的,让你虔诚信仰,我经常说宗教是答案,诗歌是问题,在这个理解上,两者是必然有矛盾的。”阿多尼斯说。

“当我用双手抚摸黄山的一棵松树,我仿佛把手置于意念的肩头,我在自语:黎巴嫩的松柏正在干渴中衰老,而那里的雪松,正为另一个十字架书写另一段历史。”阿多尼斯在《患病》中写道。

故土难归,异乡同样不属于他,他是多重意义上的批判者,对西方同样保持距离。“据说,未来在信中写道:一只美国蚂蚁在吞噬一头苏美尔的公牛,一匹狼投生为一架兔子形状的火炮,苍蝇在囚禁夜莺。”阿多尼斯这样描述。

语言是他唯一的行李。在黎巴嫩和巴黎居住的时候,阿多尼斯使用的是阿拉伯语和法语,两者相差很大。在他看来,法语是一门精确的语言,词汇和事物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而阿拉伯语则不一样,有很丰富的美学寓意和隐喻色彩。

在诗集《桂花》里,阿多尼斯将阿拉伯语称作汉语之友。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黄山被赋予了重要的寓意,是古代诗人们吟咏的对象。如今,在资本和商业逻辑主导的当下,山与人的关系在一个阿拉伯语诗人的笔下恢复了。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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