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世文献记载，周人的始祖为弃(《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周本纪》等)，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国语·周语上》)，公刘居豳(《诗·大雅·公刘》)，公亶父迁于岐下(《诗·大雅·绵》)，文王居程(《逸周书·程窹》)，后居丰(《诗·大雅·文王有声》等)。

周先公、先王时期，周人与商王朝有一定联系。殷墟甲骨刻辞所见，晚商早期，周人臣服于商，殷墟卜辞中有“令周侯”的记录。

周人灭商的战略始于公亶父，“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诗·鲁颂·閟宫》)。王季伐西落鬼戎(《古本竹书纪年》)，势力扩张到关中东部的洛河北塬，但文王时又献洛西之地于商(《周本纪》)。商王纣以崇侯之谗而拘文王，文王自商反程后，受天命而称王(《逸周书·程窹》、《书·康诰》等)，叛商伐纣。周原甲骨卜辞也有商王朝伐周方伯的记录。

周与商间攻守异势直至商王朝覆灭，发生在周武王时。武王对商王朝实施三次大的军事进攻行动，“武王八年，征伐耆(黎)，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清华简《耆夜》，《尚书·西伯戡黎·序》类似)武王九年，东观兵于孟津;武王十一年，率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部族，对阵商郊牧野(《周本纪》、《尚书·牧誓》)。纣自焚，商亡(《周本纪》)。

殷墟作为商代晚期的王朝都城，在周人灭商前后物质文化上有何不同，亦即灭商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通过对这方面的比较全面地观察，以更好地理解因周人灭商这个重大zhengzhi（dangjin-这词和相关）事件引起的历史进程的改变。

一、物质文化层面的商与先周

殷墟考古所见，殷墟遗址的文化形态从晚商到西周发生了很大改变，这种变化的背景就是因为周人灭商这个zhengzhi（dangjin-这词和相关）事件。为理清这种变化，需要对晚商文化与灭商以前的周人的文化———先周文化及相互关系、两者赖以存在的经济地理类型、区域生产生活方式等有一个基本认识。

迄今研究可知，商人起源于豫北冀南地区，商代中、晚期又以河南北部为中心，考古发现的河南安阳附近的洹北商城、殷墟遗址是分属于商代中、晚期都城。传世文献记载周族也是一个古老部落，上千年间前后游离于夏、商王朝的西部边缘，迄今考古所知，商时期的先周文化也分布于陕西关中地区，东邻商文化，两者间存在一定联系，结合传世文献和考古的综合研究，在商代中、晚期，周人活动于陕西关中地区是无可置疑的。

晚商时期，由于商人的中心区域与早期周人的活动地域不同，两地的区域自然地理有一定差别，前者所在区域主要是黄河中游冲积平原，后者则是陕西关中盆地的黄土台原地带和渭河谷地(图一)。两者在经济地理类型、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各自的传统上承自新石器时代，又延续到晚商以后。这从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有关物质文化的形态中可见一斑。两者在经济地理形态上虽然都属于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经济区，但晚商时期的殷商王畿(以豫北冀南为中心)与先周族群的活动区域(陕西关中地区)在农业生产工具上有东西之别，殷商王畿主要以镰为收割工具，西面的周人(陕西关中)多用长方或半圆形弧刃刀;两个地区的这种差别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建筑形态方面，殷商建筑基本为平地起建和台基式建筑;先周普通民居流行地穴式，为上层贵族所有者也有平地起建和台基式建筑;先周流行的地穴式建筑传统也源远流长。

在考古学文化层面，作为晚商文化典型类型的殷墟类型与先周文化的文化面貌差别明显。普通材质的产品种类及其形态(如最常见的陶器)，商与先周基本不同(图二),产品为所有社会成员所有，这也是瓷器在东汉普及以前、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以来物质文化上的常见现象———划分考古学文化的基础。基于贵重材质的技术、产品种类及其形态(如玉器、青铜器等)，先周基本传承自商(图三)，产品基本为上层阶层成员所有。从商文化与先周文化的互动看，后者作为弱势的一方，更多地吸收了优势一方的的商文化的因素，尤其是一些贵重材质的产品以及技术。

晚商文化与先周文化间的这些异同具有古代族群间物质文化形态差异的一般性特点。因此，凭依物质文化探讨商与先周这样一些青铜文化以及族群关系时，我们基于以下原则：

考古学文化所在的特定生态与经济地理类型、所属各类建筑形态可用以探索族群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社会发展水平等,但不能作为探讨族群关系及其文化源流的主要依据;基于贵重材质(如铜、玉等)的技术、产品种类及其形态,往往兼具易于传播、流传广的特点，其中原创型者可揭示所在群体和社会的发展水平、上层社会的思想意识和等级观念等，非原创型者多可揭示个体或群体间的交流关系等;基于普通材质(如土)的产品及其风格构成的主要文化因素，往往昭示所在群体和社会的固有生活习俗，是探讨文化或族群及其源流的首要依据。

二、殷墟及周边的晚商文化与西周文化的传承与革新

1、殷墟文化

通过殷墟考古和研究可见，殷墟遗址面积达30平方千米，殷墟商文化遗存丰富，等级高，大型宫殿建筑、王陵、甲骨刻辞、青铜器和玉器等冠绝当时。

殷墟范围的各类遗迹如房址、灰坑、墓葬非常丰富，还发现有多处以及手工业作坊区(如铸铜、制骨、制陶等)。安阳小屯村附近是殷商宫殿、宗庙区，洹河北边、侯家庄的西北冈、武官村北地是晚商时期的王陵所在地，这两地建筑是殷墟建筑的代表。20世纪30年代，小屯发掘夯土建筑基址53座，分为甲、乙、丙3组。其中规模最大的如乙八台基式建筑，南北长约85、东西宽约14.5米。西北冈清理大墓13座，其中带4条墓道的王陵8座。最大的王陵由墓室、墓道等部分组成，面积很大，以1001号墓为例，墓口南北18.9、东西13.75、深10.5米;4个墓道中，最长的南墓道长30.7、宽7.8米;最短的西墓道长7.4、宽3.75米，墓葬总面积达712.75平方米。

殷墟最丰富、富于变化的各类遗物，以陶器、青铜器为最，尤其是陶器群具有殷墟文化丰富而多彩的多样性特点。

殷墟出土陶器种类之多，远多于一般普通遗址，这可视为殷商王都这种大型都邑的特征之一。李济先生早年对殷墟陶容器按底的差别分为尖底及圜底、平底、圈底(圈足)、三足等4类,《殷墟的发现与研究》按用途不同将殷墟陶器分为炊器、食器、盛贮器等3大类16小类。据对孝民屯地点统计，殷墟陶容器种类多达26类之多，有鬲、甗、甑、斝、鼎、簋、豆、盘、觚、爵、罍、觯、尊、方口器、壶、瓿、钵、盂、盆、罐、瓮、勺、缸形器、筒形器、坩埚形器、器盖等，此外还有建筑用陶水管。陶容器的种类与殷商青铜器的种类基本相同，其中鬲、盆、罐、簋、甑、瓮最多，其他器类的数量较少。一些常见的器类如鬲、簋、盆、罐等形态多样、演变有序。

殷墟的青铜礼器器类也有25种之多，有鼎、甗、鬲、斝、豆、簋、觚、爵、角、尊、瓿、壶、罍、卣、盉、彝、觯、觥、缶、斗、盘、盂、罐、箕形器和方形器等。其中最多的是鼎、觚、爵，其他器类的数量明显少。与陶器相比，殷墟的晚商陶器的种类与殷商青铜器的种类的在数量上大致等同，但主要器类基本不同。

通过观察殷墟遗物尤其是陶器、青铜器形态及其所呈现的文化风格，可进一步探讨殷墟这个晚商都邑的族群构成、人的迁徙互动等问题。

2、殷墟及周边的西周文化

长期以来，对殷墟及周边的西周考古首先是围绕研究殷墟文化展开的，如在探索殷墟的范围和在重要地点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西周遗存;近10年来，在配合安阳市外围的公路交通和水利工程建设中，也发现一些西周遗址。迄今为止，在殷墟及其周边，发现西周遗址28处(图四),其中在殷墟范围仅发现5处，遗址面积都很小。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包括安阳在内的华北地区西周文化引起较多关注。

考古所见殷墟及周边的西周遗迹有灰坑、小型墓葬等，出土遗物以陶器最常见，器类只有鬲、甑、盆、簋、豆、盂、罐、瓮有限的几种，青铜器有戈、铜泡等。

据笔者分析，本地西周文化明显具有商式、典型周式和豫北冀南周式三类风格(图五)。商式风格在遗迹方面最明显的是墓葬底部有腰坑，还有商式系列陶器如鬲、簋、盆和甑、罐、瓮、青铜戈等;典型陕西关中西周文化风格体现在墓葬随葬的联裆鬲、浅盘豆、磨光罐等陶器上;豫北冀南西周文化风格体现在墓葬随葬的柱足鬲、深腹豆、带S形纹饰的簋陶器上等。

3、殷墟的晚商文化与西周文化的关系

殷墟一带的晚商文化与西周文化间既有显著差别，也有一定联系。

首先从丰富程度来说，殷墟的晚商遗存从遗迹、尤其是遗物是非常丰富的，而西周遗存则明显较少。在数十年来同样的考古工作频率下，殷墟范围随处可见晚商遗存，而西周遗存地点仅发现有限的几处，明显很少，而且面积都很小。

本地晚商文化与西周文化间，西周遗存仅有的小型遗迹如房址、灰坑、墓葬等是殷墟晚商文化中常见的，两者的同类遗迹各自的形态大致相同。但殷墟晚商文化不仅有小型遗迹，还有中型、大型遗迹，尤其是台基式建筑、王陵等这样的大型遗迹，为殷商文化独有。

两者的遗物以陶器最多，也最具特色，据此可见两者的基本面貌。前文提及，据对孝民屯地点的殷墟陶器统计所见，殷墟晚商文化的陶器种类达20多类，种类之多，在当时的遗址中首屈一指，前者一些常见的器类形态多样，富于变化，这些可视为殷墟作为商王朝都城的特点之一;相比之下，本地西周陶器只有很有限的数种，形态明显相对单一。

比较商文化与西周文化基本形态，以可区分两者基本文化形态的陶器为例，殷墟晚商文化常见陶器是以商式鬲为核心陶器群，典型西周文化常见陶器是以联裆鬲为核心的陶器群，两者的常见陶器群差别明显。这种差别在墓葬上更为显著。殷墟本地西周墓葬所见小型土坑竖穴墓，与商文化的同类墓葬比较，开口相对窄、长。与商文化墓葬常有腰坑的葬俗不同，本地西周墓葬仅少数有腰坑，多数则没有腰坑。本地西周墓葬随葬陶器有鬲、豆、簋、罐等，或仅随葬鬲一种，或以鬲、簋、罐或鬲、豆、罐为组合，这与殷墟晚商墓葬以觚、爵为核心的组合情形明显不同。

本地的商文化与西周文化在时代上前后相继，文化上既存在革新关系，又有一定传承，这种特点还有着地域上的“内”、“外”之别。这种情形反映在遗址数量和遗址面积、延续时间、文化风格等方面。

从遗址数量和面积看，以往在殷墟这个面积达30余平方千米的遗址作了很多考古工作，在同样的考古工作频率下，与几乎随处可见殷商遗存的情形不同，西周文化的遗址地点明显很少，已知有西北冈、刘家庄北地、孝民屯、小屯北地、侯家庄南地等很有限的几处，其中遗迹数量也很少。可见，与殷商都城的兴盛气象相比，殷墟范围内有限的几处西周小遗址明显显得凋零，两者的反差之大，瞬间立判。相反，在殷墟外围及周边的洹河流域，历次调查所见，西周遗址的数量相对较多，与晚商时期差别并不大。可见，相对于殷墟范围内的晚商与西周遗址在数量和面积上存在的巨大反差，外围的西周遗址数量是相对稳定的;据西高平、大寒南冈、黄张等遗址的考古工作可知，外围的西周遗址面积也明显比较大，遗迹也比较丰富。

从文化风格看，殷墟与周边地区的西周文化呈现出“内”、“外”有别的特点。在殷墟范围内,从西周早期开始，西周墓葬以周式风格明显、特征突出，商文化传统几乎中断(主要在墓葬方面)，主要表现为殷对商文化传统的革新。即从原来最典型的商式传统一改而为西周文化传统，这里的文化形态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在殷墟周边地区，西周文化从西周早期到晚期始终表现为浓厚商式风格;这里的文化保留了原来殷商文化长期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埋葬习俗。殷墟外围地区的西周文化与周围更远地区的西周文化都一致的，如殷墟以南的浚县辛村西周墓葬、更南的温县陈家沟和殷墟以北的邯郸龟台寺等;这种文化传统承自殷墟晚商文化，延续到春秋早期，才被属于传承自西周文化主流的晋文化彻底终结。相对于殷墟外围西周文化具有的浓厚商式风格，殷墟范围内的西周文化则具有一定独特性，以周式风格最为明显，如周式鬲、豆、簋等，商式陶鬲也与殷墟外围的常见的同类鬲有一定差别。由于它仅局限于殷墟范围内，分布范围小，外围被浓厚商文化风格的西周文化包围，所以呈现为“文化孤岛”的态势。

三、殷墟：从大都商邑到普通邑聚

近90年来，殷墟遗址做过考古工作的地点有60处以上。这些地点中，殷商遗存几乎随处可见，遗存非常丰富,由此可以确定殷墟遗址是一处面积达30平方千米的超大型聚落，尤其是小屯、西北岗等地建筑遗迹规模之大、等级之高，在当时无出其右。这些现象尽显昔日殷商王都繁华的一面。据宋镇豪先生研究，在这个晚商王都，人口最多时或超过10万人。

在同样的考古工作空间和频率下，已知殷墟范围有西周遗存的工作地点只有5处。它们之间相隔较远，实为5处独立的聚落。在整个殷墟范围内，这些西周聚落显得非常稀少，面积又小。各遗址所见遗迹几乎为墓葬，只有2处有个别灰坑。其中西周早期遗存明显多，有西北岗、刘家庄北地、孝民屯等地，总共发现数十座墓葬;西周晚期者更为零落，所见有小屯北地、侯家庄南地的数座墓葬。可见，与殷商都城的兴盛气象相比，在西周时期，殷墟一带非常凋零，人群数量明显很少，两者的反差之大，瞬间立判。这种巨变，也引人深思。殷墟范围内的西周聚落之间也不会有统属关系、或像殷商时期那样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它们各自只是洹河流域众多小型邑聚之一(图五)。

相较于殷墟范围内西周时期的凋零和萧条，殷墟周边及附近的洹河流域有众多的西周聚落分布，聚落的数量保持着晚商以来的水平，局部地区还有所增加;文化形态以稳定、浓厚的商式传统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发掘所见，一些聚落的面积较大，西周时期堆积较厚。显示殷墟周边聚落没有发生殷墟范围的那种巨变。

从商、周物质文化所呈现的各自文化传统在殷墟与其周边的一废一继，到西周时期殷墟范围内聚落的凋零，都显示曾经一个面积达30多平方千米、兴盛了270多年的殷商都邑已不复存在。西周早期，这里人群的族属也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原来生活在这里数以十万计的商人基本不见踪迹，替代他们的是数量很有限的周人。周人中相当一些人带有武器，主要的据点有2处，一处是刘家庄北地，向北1千米是殷商王宫所在，一处是西北岗的商王陵，两处位置引人关注。

殷墟发生的这种巨变，如果检视传世文献、西周青铜器铭文，于其中可见与此相关联的历史背景。

据传世文献，由于“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尚书·大诰·序》)，周公相成王，“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尚书大传》洛诰篇下)，西周早期的沬司徒簋有“王来伐商邑，诞令康侯鄙于卫”(《集成》7.4059)，可证周公东征克殷、封建诸侯的史实，也可见《尚书大传》的这个总结相当可靠。

《尚书·召诰》记载，在营建成周时，有殷庶攻位的记录，《尚书·多士·序》说“成周既成，迁殷顽民”，这是迁徙殷遗民的最确切的记录。《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初分封诸侯如鲁、卫等而分殷遗民。结合前文所论，殷墟作为超大型聚落到西周早期废弃，原来的族群被分徙是毫无疑问的，成周、鲁、卫三地为文献记载所见的殷遗民的主要去向。其中西周的成周所在的洛阳瀍河两岸，西周遗址从西周早期开始兴盛起来，洛阳北窑遗址是已发现的西周时期最大的铸铜遗址，所出西周青铜器铸范大多具有商式风格，作坊区出土很多带有浓厚商式风格的陶鬲、簋等器物。学界普遍认为成周的工匠可能多为商人。卫国所辖区域涵盖原晚商王都的殷墟一带，《史记·卫康叔世家》“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但20世纪30年代在浚县(今属鹤壁市)辛村发掘西周卫侯墓地，可证明卫国国都在辛村附近，这里北距安阳殷墟35千米以上。

总之，殷墟在西周早期的被废弃、族群被分徙，可能不会晚过成王五年。距离周人灭商之年，如果以文献记载的周武王在灭商后在位两年(一说四年)计，到成王五年营成周至，期间只有七年(或以武王在位四年计，则有九年)。

殷墟聚落在西周早期发生的巨变，反映的是因周人灭商而发生王朝更替、周公东征后“迁殷顽民”等历史事实。周人灭商后，生活在前朝首都、在生活风俗与文化传统等方面保留殷商特征的商人成了殷遗民;周公东征后，对殷遗民采取强制性地分徙措施，从而使兴盛270多年的殷商王都被空心化;西周早期以后，殷墟甚至少见有人活动，这里真正成为废墟。因此，殷商王都的废墟化和周人分迁殷遗民，是有意为之的行为和结果，这是周人进行国家治理、维护周王朝统治的重要举措。

附记：本文提要曾提交2015年11.30—12.1在北京举行的“宝鸡戴家湾、石咀山与安阳出土青铜器及陶范”学术研讨会。

(作者：牛世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