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依法战“疫”：充实法律“工具箱” 增强社会“免疫力”

中新社北京2月16日电 题：依法战“疫”：充实法律“工具箱” 增强社会“免疫力”

中新社记者 张素

疫情当前，医学专家着力于研究如何提高人体免疫力，法学专家则聚焦于如何依法增强社会“免疫力”。他们认为，现有的应急法律体系提供的法律资源基本充足，绝不至于出现法律“工具箱”中缺少工具的情况，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需要用法解决。

“工具箱”中有何“法”宝？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建淼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牵动方方面面，上至宪法下至地方性法规，都构成了这场战役的法律依据。但这场战役的特性也决定了法律适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应急性。

首先适用公共卫生专业防治方面的法律，比如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动物防疫法等；其次适用应急方面的法律，如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再次是适用一些相关性法律，如人民警察法、出境入境管理法等。

“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所规定的防控措施已经比较具体、全面，即使不够用，还可以援引作为一般法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国政法大学应急管理法律与政策研究基地主任林鸿潮指出，即使上述法律、法规规定措施不够，国家还可以颁行紧急法令。

现行应急法律体系面临哪些考验？

现行应急法律体系总体有效，但也存在不足。综观学者看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胡建淼注意到，传染病防治法把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但针对甲类传染病的措施并不适用于乙类和丙类。新冠肺炎被纳入乙类，但采取甲类预防、控制措施，“这一不得已的变通，正是为临时弥补立法上的缺陷”。

应急法律的实施机制也不够科学。林鸿潮说，突发事件处置对效率的要求非常高，必须代之以有效的预决策机制，即应急预案。“非典”以后，中国应急预案建设形成体系，但实践中作用不大，究其原因是各方长期将应急预案理解为法律制度的细化和延伸，而没有认识到预案作为法律实施的预决策机制的作用。

第二，协调性不足。比如，突发事件应对法强调以“块”为主的政府统筹协调和属地管理，传染病防治法则偏重于以“条”为主，强调卫生部门的行业管理。“条”重于“块”，意味着“政府综合协调、属地管理为主、应急响应重心下移”等基本原则没有得到贯彻。

第三，尚不具体。林鸿潮直言，受到“宜粗不宜细”等理念影响，立法草案容易通过，但落实起来困难重重。反观其他一些国家的应急法，主要内容是谈机构、谈钱、谈人、谈物。

胡建淼注意到，现行法律对政府部门如何及时准确公布疫情信息规定也不够具体。

如何完善充实法律“工具箱”？

专家认为，应急法律体系需进行完善充实。从立法、修法来看，应从填补法律空白、提升法律效能两个方面入手。

例如，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对禁止和限制食用野生动物作出规定；又如，尽快出台生物安全法，让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作用。外界注意到，立法机关作出回应称，“已经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并加快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进程”。

林鸿潮强调，要系统、全面、深入地梳理立法修法工作思路，尤其是要结合应急体制改革重塑突发事件应对法，让应急法律体系“脱胎换骨”。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赵路也认为，鉴于相关法律相互衔接的体系设计不够健全，亟需构建一套科学完整有效的法律制度体系。

有了法律，关键是“从纸面到行动”。上述专家建议，要调整应急预案的编制思路，立足事中处置、实战操作、风险评估和能力调查。要狠抓应急预案的质量，强制规定演练、评估、更新的条件、方式和频率，让预案更具可操作性。还要把应急指挥机构的建设摆到重要位置，通过法律形式巩固防疫经验。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在受访时还表示，包括个别地方、公务人员、行政法学者等在内，都应“补课”应急法治观念。他说，如果在常态下不将应急法治作为基本原则，那么在非常态下，就会缺乏应对危机的法治基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