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12月29日电(柴燕菲 赵晔娇 张煜欢)社会治理，是一道上至国家，下至村社都必须面临的必答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浙江正于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新阶段，探索“春风化雨”新模式。

去年来，该省将“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理念，从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民生领域运用到矛盾纠纷化解的社会治理领域，推进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努力使企业和群众有矛盾纠纷需要化解时“最多跑一地”。

在总结提炼中变“盆景”为“风景”，浙江如何续写好“枫桥经验”新一页故事，或许还得从三个转变说起。

投诉渠道之变：信访daiban驻基层 化解矛盾于萌芽

因一辆摩托车，家住杭州余杭星火社区的薛某已大半年没睡个好觉了。

困扰薛某的正是楼下的邻居徐某。徐某在附近一菜市场卖食品，家中是半个仓库，每天凌晨一点骑着三轮摩托车进货，三点回家放货，五点又骑车出门，产生的噪音严重影响周围住户休息。“吵也吵过，还报过警，但都谈不拢。”薛某一气之下，跑去余杭区信访局反映情况。

本以为还得跑上几趟的他，直接在家中等来了社区信访daiban员沈国兴。

“老娘舅”沈国兴细问双方后得知，原来徐某家里还有残疾人要照顾，菜场生意竞争激烈，进货时间只能在凌晨。“这个纠纷看似小矛盾，但噪音涉及城管，三轮摩托车管理涉及交警，而矛盾激化又得找派出所，需多部门共同‘会诊’。”

几经联系，沈国兴将街道信访科、城管中队、交警中队、辖区派出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和双方当事人召集到一起，最终达成“三轮摩托车货柜加装隔音设施”“凌晨一点进货后直接将车停在附近路口”等整改措施。

“过去跑来跑去不知上哪儿反映问题，没想到如今这么多部门坐在一起给我们解决问题。”薛某尤其感念daiban员的“功劳”，“全亏有老沈在，前前后后帮协调。”

星火社区书记王晓丹介绍，在该社区这样的专职信访daiban员共有15名，“换位思考，如果是我们去政府部门反映情况，找不准具体部门或办事人员不在，空跑几趟也会懊恼。信访daiban员‘一杆子’管到底，帮助百姓‘最多跑一次’甚至‘不用跑’。”

“‘daiban’是防止无序访、重复访的有效手段，也是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的首道防线。”余杭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朱晓燕说，如今该区在各村社设立信访daiban工作站，有daiban员近千名，daiban事项1500余件，办结率达90%。

放眼浙江，各地基层在信访daiban上亦探索出颇多新颖模式。丽水缙云吸纳基层网格员、村干部等流动型信访daiban员，打造“服务解忧站”；舟山一些偏远海岛实行“信访漂流瓶”制，在交通航船上增设信访箱，实现“信访不出岛”……

从“多次跑”到“跑一次”，从“往上跑”到“就地化解”，信访daiban制正为浙江实现“小事不出村社、大事不出镇街、结访在区级”的社会治理目标厚植下基底。

流程机制之变：一中心集众资源 多元手段共发力

如果说设立在浙江各镇、村(社)的信访daiban工作站像一个个连锁店，负责信访事项daiban的网格长是连锁店外送员，那设立在县级的“信访超市”便是一座矛盾纠纷化解的“大本营”。

今年以来，该省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大力推进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信访超市)建设，推动县级综治中心、人民来访接待中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等入驻，变“多中心”为“一中心”。

走进杭州桐庐县信访超市大厅，信访接待、行政复议等9个接待窗口环状排布。“在这里，信访群众是‘顾客’，可根据需求下单；信访局是‘超市经理’，负责协调多方资源；各职能部门是‘产品供应商”，提供问题解决方案。”该中心负责人说。

看得见的窗口助百姓“解忧消愁”，看不见的平台则让纠纷“防患于未然”。

温州平阳县鳌江镇拥有国内首个智慧在线综治“云服务”平台，其收集及导入海量而精准的社会资源数据，根据事件人员的身份、矛盾的激烈程度等信息数据进行分析研判，为深化基层社会治理插上“云”翅膀。

除线上线下共发力，浙江多地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还探索构建起诉调、警调、检调、专调、访调“五调联动”工作体系，鼓励第三方力量入驻，打造多元化解的矛盾解决工作模式。

“这就是‘最多跑一地’的‘地’。”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平安办主任朱晨说，作为“最多跑一地”改革的关键举措，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机制、流程再造倒逼社会治理创新，带动形成县、乡、村三级上下联动、左右协调的县域社会治理基本格局。

今年1至9月，浙江省县级走访量较去年同期占比上升16.4个百分点，大量信访问题化解在基层；浙江全省走访总量同比下降14.3%。

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公开表示，今年以来浙江各地积极探索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初步实现了矛盾纠纷化解从碎片治理向集成治理、被动治理向主动治理、突击治理向长效治理、单向治理向多元治理转变，为社会治理领域“最多跑一地”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态度理念之变：一心为民增效率 刀刃向内推改革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是道千头万绪的难题。如何“春风化雨”，浙江早在50多年前就有过探索。20世纪60年代，诸暨枫桥镇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发生变革，百姓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为社会治理带来相应挑战。

“浙江是改革开放先行地，市场化程度更高，也面临更复杂的社会治理难题。”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陈丽君说，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市场效率与政府效率之间产生落差。“当政府部门不能在行政管理上合并时，是否能在空间上进行整合？这一点上，‘最多跑一次’给了社会治理很好的启示。”

推进“最多跑一地”，正是“最多跑一次”改革理念、方法、作风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创新运用。

“‘最多跑一次’的关键在于职能重构，而‘最多跑一地’在资源整合的同时实现力量下沉，改变了过往政府‘高高在上’的形象，这是刀刃向内的改革，彰显了向基层放权赋能的决心。”陈丽君说。

武汉大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世香认为，浙江的“最多跑一地”改革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的工作主题，及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

在顶层设计上，浙江已绘就省域治理现代化蓝图，为社会治理领域描摹方向。

不久前的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作出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必须坚持把“最多跑一次”的理念方法作风运用到省域治理各方面全过程，聚焦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车俊公开表示，要进一步整合力量资源、集成多元手段、大胆实践创新，加快打造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信访超市)，推动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为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最多跑一地”既是一个创新思想、方法、手段的综合过程，也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动态过程。面对千差万别的群众诉求，携爬坡过坎的决心勇气，浙江在这道必答题上得分几何，正待时间给出答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