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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太郎,我投降!

      
  在巴西那年,快到年终的时候,我接到惠勒教授的信。
  他说日本即将举行一个理论物理的国际会议,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战前日本出过几位大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1907~1981)、朝永振一郎(1906~1979)以及仁科芳雄(1890~1951)等。但是,这个会议的举行,才是战后日本重新恢复生命力的第一个迹象;我们都觉得应该参加,以帮助他们向前迈进。
  惠勒在信中说,如果我们能先学一点日文会更好,他还附了一本军中使用的片语读本。我找到一个日本妇人为我矫正发音,自己也练习用筷子挟起纸屑,并且读了很多谈日本的书。当时对我而言,日本是个神秘的国度,我想,能到一个陌生而奇妙的gguuoojiia是件很有趣的事,因此我非常用功。
  抵达日本时,有人在机场接我们,带我们到东京一家由名建筑师莱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旅馆。这是一家仿欧式的旅馆,他们的欧洲风格彻底到连服务生都穿着全套的西方制服。感觉上,我们不像身处日本,简直就是到了欧洲或美国。带我们到房间的服务生走来走去,把百叶窗拉上拉下,等我们给小费——处处都是美国作风!
  我们的东道主什么都安排好了。第一天晚上,我们在旅馆顶楼用餐,招呼我们的,是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菜单上写的还是英文。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学了一些日本话,所以晚餐快结束时,我跟女服务生说:“コ——ヒ——を持てきて下さぃ。”她鞠了个躬,然后出去了。
  我的朋友马夏克叠声地问:“什么?什么?”
  “我在说日本话”,我说。
  “噢,你这骗子!你在乱开玩笑,费曼。”
  “你什么意思?”我一本正经。
  “好吧!你刚才在说什么?”他说。
  “我请她给我们咖啡。”
  马夏克不相信。“我和你打赌,”他说:“如果她端咖啡进来……”
  女服务生端着咖啡出现,马夏克输了。
  原来,我是唯一学了点日文的人,连要我们学日文的惠勒教授自己都没花工夫学,我简直受不了。我读过一些关于日本旅馆的资料,日本式的旅馆应该和我们住的这家大不相同!
                 
                 
  日本文化真奇怪
                 
  第二天早上,我请那个为我们安排行程的日本人到我房间来。我说:“我想住到一家日本式的旅馆里。”
  “费曼教授,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在书上读到过,日本人都很客气,但也非常固执;你必须不断地下工夫。所以我决定要像他们一般顽固,而且一样的客气。这是一场心战,我们反反复复磨了半小时。
  “为什么你要改住日式旅馆呢?”
  “因为在这家旅馆里,并不能感觉到自己身在日本。”
  “日式旅馆不好,你要睡在地板上。”
  “我就是想这样,我要尝尝看那究竟是什么滋味。”
  “而且那里没有椅子,要你直接坐在桌子前面的地板上。”
  “没关系,这样很好,我就是要找这样的地方。”
  最后,他才坦承:“假如你住另外一家旅馆,巴士要绕道接你去开会。”
  “不!不!”我说:“早上我会自己来这家旅馆搭车。”
  “好吧,好吧,这样就没问题。”结果就那么简单,只不过要花半个小时才能谈到真正的问题。
  他正要走到电话旁,打电话给另一家旅馆,却又突然想起什么停下来。事情又触礁了。我又花了十五分钟才搞懂,这次问题出在邮件,万一会场有什么函件要传过来呢?
  他们早已在这家旅馆作好妥善的信件寄送安排了!
  “没关系,”我说,“早上我来搭巴士的时候,会先到旅馆看看有没有我的信。”
  “好吧,那就没问题。”他打了电话,我们终于上路去日式旅馆。
  一到旅馆,我就知道还是值得:那家旅馆真可爱,在它的大门前有个让你脱鞋子的地方,然后有个穿传统和服的女孩,脚上穿着拖鞋出来,拿起你的行李。你得跟着她行经走廊上铺着席子的地板,穿过纸门,只听得她“漆—漆—漆”地踩着碎步。一切都太美好了!
  走进我的房间之后,为我安排事情的日本人整个趴在地板上,鼻子贴着地板,女服务生也跪下来鼻子贴到地板上。我觉得手足无措,我也该把鼻子贴到地板上吗?
  原来他们是在彼此问候,他为我表示接受这个房间。
  这真是个很棒的房间。今天大家都对日式房间的标准配备很熟悉,但当时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经验。墙壁上一小块凹下去的地方,挂了一幅画;花瓶里雅致地插着柳枝,地板上摆了一张桌子,旁边放了椅垫;房间的一头还有两扇纸门,推开后直接面向花园。
  招呼我的女服务生是个中年妇人。她帮我脱掉外套,给我一件和服——那是一件蓝白相间的简单袍子,让我在旅馆里穿。
  我推开门欣赏花园的可爱,然后坐在桌子前做点事。
  十几二十分钟后,好像有什么映入我的眼帘。我抬头往花园的方向看去,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年轻日本女人,穿着很可爱的衣服,坐在玄关上。
  我读了很多关于日本风俗的资料,晓得为什么她被派来我的房间。我想:“这可能很有趣!”
  她会讲一点英文。“你喜欢逛花园吗?”她问。
  我穿上鞋子,披上和服就走出去。她勾着我的手臂,指点花园的景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给我看。
  后来我发现,原来只因为她懂一点英文,旅馆经理觉得我大概会喜欢她带我去逛逛花园,就这么简单而已。当然,我有点失望,但我知道东西文化交流时,很容易发生误会。
                 
                 
  让自己日本化
                 
  过了一会儿,女服务生进来,说了几句日本话——跟洗澡有关。我知道日本式洗澡很有趣,我很想试试看,所以我说:“好!”
  书上说日本式洗澡很复杂,他们在浴池里放很多水,从外面加热。大家不能把肥皂放进洗澡水里,把水弄脏——这样下一个人就没办法洗了。
  我走到盥洗室,浴池就在那边。虽然中间有门而且紧闭,但我听得出来隔壁有人在洗澡。突然门打开了,正在洗澡的那个人出来看看是谁闯进来。“教授!”他用英文对我说:“其他人在洗澡的时候,你这样走进盥洗室是个很糟糕的错误!”居然是汤川教授!
  他告诉我,毫无疑问,女服务生是问我要不要洗澡;要的话,她会先为我准备妥当,并且在浴室空出来时通知我。当我犯下这么严重的社交错误时,我实在很庆幸对方是汤川教授而不是其他人。
  这个日本旅馆很宜人,有其他人来探访我时,服务尤其周到。有人来到我的房间时,我们就坐在地板上谈话。
  不到5分钟,女服务生就端着茶盘进来,上面除了茶,还有糖果,就好像在家里招待客人一样。在美国,如果有人到旅馆房间来拜访你,没人会理你,你得打电话叫人来服务。在这里用餐也与众不同。你吃饭的时候,端食物进来的女孩会一直陪在旁边,所以你不是孤单一个人进餐;尽管我没办法跟这女孩深入交谈,不过没关系。食物也很特别,例如汤是用一个有盖的小碗盛着,打开盖子以后,呈现一幅美丽的图画:点点绿葱浮在美味的汤上,真是精彩。
  对日本人来说,食物的外观也很重要。
  我决定尽可能过日式的生活,但这却意味着我得吃很多鱼。从小我就不喜欢吃鱼,但是我发现,在日本不吃鱼实在太孩子气了,我在那里吃了很多鱼,而且乐此不疲。
  (等我回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卖鱼的地方,但是太可怕了——就像从前一样,我没法忍受。后来我找出原因:原来鱼必须要非常非常新鲜,否则就会带有一些令我讨厌的怪味。)
  有一次,我在日式旅馆吃饭,他们端来一杯yellowhuangse的液体,里面装着一个又圆又硬、蛋黄大小的东西。一直到那时为止,我什么都吃,但是这个东西把我吓坏了,它看起来盘盘结结,像脑子一样。我问女服务生那是什么,她回答:“枯里(kuri)。”这对我没多大帮助,我猜那大概是章鱼卵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我心里毛毛的把它吃了下去,因为我想要尽可能日本化(30年来,我一直记得“枯里”
  这个词,好像是什么攸关性命的东西一样)。
  第二天,我在会场问一个日本人“枯里”到底是什么。
  我告诉他,我觉得很难下咽。
  “那是栗子。”他回答。
                 
                 
  我做错了什么?
                 
  我学会的日本话,许多时候还真的发挥了极大作用。
  有一次,巴士迟迟不启程,有个家伙说:“嗨,费曼!你懂日文,叫他们快点开动!”
  我就说:“はゃく、はゃく、ぃきましょぅ、ぃきましょぅ!”意思是“快点!快点!走吧!走吧!”
  我立刻发现,我的日本话大概不是平常用语。我是从军队的片语读本中学会这些话,而它们一定十分粗鲁;因为旅馆里的人都像老鼠般慌张地跑开,嘴里说:“是!是!”
  而车子也立刻开走了。
  在日本的会议一共分为两部分,一半在东京,另一半在京都。在前往京都途中,我告诉我的朋友派斯(Abraham Pais)关于日式旅馆的事,他也想试试。我们住在一家名叫“都城”的旅馆,那里有日式也有美式房间,派斯就和我共住一个日式房间。
  第二天早上,负责照料我们房间的年轻女服务生为我们准备好洗澡水,洗澡盆就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她端着早餐进来,我这时衣服还未穿好。她转向我,很有礼貌地打招呼:“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早安)。”
  派斯正好从浴室出来,身上一丝不挂而且滴着水。她转向派斯,同样泰然自若的说:“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
  然后把早餐盘子放下。
  派斯看着我说:“天哪,我们太不文明了。”
  在美国,女服务生来送早餐的时候,如果看到男房客一丝不挂站在那里,保管会有尖叫和麻烦。但在日本,他们完全习以为常。我们觉得,在这些事情上他们比我们先进而且文明。
  在这段期间,我在研究液态氦的理论,而且发现可以利用量子动力学的定律来解释“超流动性”(super fluidity)现象。我为此感到骄傲,而且将在京都会议中发表我的研究及发现。
  发表报告之前的那个晚上,在餐会中坐我旁边的恰好是翁萨格(Lars Onsager)教授。他是固态物理和液态氦问题的泰斗,也是那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学者。
  “费曼,”他以沙哑的声音说:“听人家说,你自认已经了解液态氦了。”
  “呃,是的……”
  “哼!”那便是他整个晚上跟我说过唯一的一段话,内容实在不怎么令人鼓舞。
  第二天我发表报告,说明我所知道的液态氦理论。末尾,我抱怨我对液态氦仍然有些弄不懂的地方:到底液态氦的相转换——从某一相转换到另一相——是属于第一级(first order)(例如当固体熔解或液体沸腾时的情形,其时温度不变)还是第二级(例如在磁铁中看到的某些现象,其中温度不停变动)的现象?
  翁萨格教授站起来,以他冷冷的声音说:“费曼教授在我们这个领域还只是个新手,我想他需要一点指导。有些事情他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教教他。”
  我心想:“天哪!我做错了什么啦?”
  翁萨格说:“我们应该告诉他,从来没有人能从基本理论开始,研究出任何相转换的数量级。因此,如果他的理论不能让他正确计算出数量级,也并不代表他还未充分了解液态氦的其他层面。”原来他要说的只是恭维的好话呢!但是他刚开始讲话的语气,让我以为这次会被修理得很惨!
                 
                 
  树大招风
                 
  不到一天,我在房间就接到《时代周刊》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人说:“我们对你的研究很有兴趣,你能不能寄一份报告给我们?”
  我从来没有上过《时代周刊》,觉得兴奋极了。我很为自己的研究感到骄傲,研究成果在会议上也颇受肯定,因此我说:“当然可以!”
  “很好。请把它寄到我们在东京的办事处。”他把地址给我,我觉得太棒了。
  我把地址复述了一遍,那人说:“没错。很谢谢你,派斯先生。”
  “噢,不!”我震惊地说:“我不是派斯,你要找的是派斯吗?对不起,他回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你要跟他谈。”
  几小时后派斯回来了:“嘿,派斯!派斯!”我兴奋地说:“《时代周刊》打电话来!他们希望你寄一份你刚发表的报告过去。”
  “噢!”他说:“出风头准没什么好事!”
  我十分震惊。
  往后,我慢慢发现派斯说得很对;但在当时,我觉得如果自己名字能出现在《时代周刊》上的话,实在很棒。
                 
                 
  愉快的日本之行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再回去,我告诉他们,只要有大学想要我,我都肯去。因此日本人就安排了一连串的地点,让我到每个地方待上几天。
  这时候,我已经和玛丽露结了婚,而不管到哪里,我们都受到很好的招待。有个地方特别为我们安排了一套舞蹈仪式,通常他们只为大的团体表演。在另一个地方,所有的学生都跑到船上来见我们;还有一处地方,连市长都亲自来与我们会面。
  有一个地方非常特别,我们住在树林里一个朴素的小屋里,那是天皇到这里住的地方。那地方很可爱,周围环绕着树林,有一种清幽之美。天皇会来这种地方小住,表示他对于大自然的感情,要比我们这些西方人强烈多了。
  在每个地方,研究物理的人都会告诉我,他们正在做些什么研究,我再跟他们讨论。他们会告诉我,他们正在研究的大方向,然后就开始写下一堆方程式。
  “等一下,”我说,“你讲的问题有没有什么例子?”
  “当然有。”
  “很好,那么就举一个例子。”这是我的作风:除非我脑袋里能出现一个具体的例子,然后根据这个特例来演算下去,否则我无法理解他们说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一开始时会觉得我反应有点慢,不了解问题所在,因为我问一大堆笨问题,像“阴极是正的还是负的?阴离子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
  但是过了一会儿,当那些家伙写下一大堆方程式,停下来解释一些东西时,我会说:“等一下!这里有个错误!
  这不可能是正确的!“
  那家伙瞪着他的方程式,果然,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了错误,然后开始搞不懂这个开始时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的家伙,怎么有办法在这堆杂乱无章的方程式中找出错误?
  他以为我是一步步地跟着他演算,其实不然。我脑中想的,是他正在分析的理论中某个特定、实际的例子,而根据过去经验和直觉,我很清楚这例子的特性。所以当方程式应该会如何如何,我知道那是一步错误的推论,于是跳起来说:“等一下!那里有个错误!”
  所以,在日本时,除非他们给我一个实际的例子,我没有办法了解或者讨论他们的研究工作,但是大多数人都提不出这样的例子。提得出来的例子往往极为薄弱,用其他更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由于我总是要求别人给我实际例子,而不是要他们写数学方程式,所以有一份在科学家之间流传的油印刊物(这是他们在战后设计出来的一种简单有效的传播信息方式),用“费曼的轰炸及我们的回应”的标题,来总结我在日本各地的访问。
  到过若干大学访问之后,我在京都的汤川研究院待了好几个月。我真喜欢在那里工作,一切都那么美好:早上你去上班,把鞋子脱掉,想喝茶的时候,就会有人过来奉上一杯茶。真是令人愉快!
                 
                 
  向日文投降
                 
  在京都的时候,我拼命学日文,比以前下了更多苦功,后来进步到可以搭出租车到处跑、办事情。那段期间,我跟一个日本人学日文,每天一个小时。
  有一天,他正在教我“看”这个字的日文。“好,”
  他说,“如果你想说‘我可以看看你的花园吗?’你应该怎么说?”我用刚刚学会的字造了一个句子。
  “不对,不对!”他说:“当你说:”你想不想看看我的花园?‘,你用的是第一个’看‘,可是当你想看看别人的花园时,你必须用另外那个’看‘字,比较有礼。“
  基本上,第一种说法的含意是“你想不想瞄一下我的烂花园?”可是当你想看别人的花园时,你得说些类似“我能否参观你那漂亮的花园?”这样的话。因你必须用两种不同的字眼。
  然后他又出了另一道题目:“你到庙里去,想看看那里的花园……”
  我造了一个句子,这次我用的是有礼貌的“看”字。
  “不对,不对!”他说:“寺庙里的花园更加、更加的优雅。所以你说话的语气应该好像‘我能把目光放在你那典雅无比的花园上吗?’”
  同样的一项概念,却要用三四种不同的字眼来表达,只因为当我做这件事时,就很糟糕,但当做的人是你的时候,就很典雅。
  我学日文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讨论专业上的东西,所以我打算看看同样的问题是不是也会发生在科学家身上。
  第二天我在研究院里问我的日本同事:“‘我解了狄拉克方程式’的日文要怎么说?”
  他们教我说。
  “好。现在我要说:”请你解狄拉克方程式好吗?‘我要怎么说?“
  “那样嘛,你得用不同的‘解’字。”他们说。
  “为什么?”我抗议:“不管是我解方程式,还是你解方程式,我们做的是同样的鬼东西!”
  “是,没错,但要用不同的字——这比较有礼貌。”
  我投降了。我觉得日文不是我这种人学的,于是从此停止学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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