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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中无“物” 心中有“理”


  我不相信,如果不教书我还能过得下去。原因是,这样就算我一点东西都想不出来时,我还能跟自己说:“至少我还活着,至少我还在做一些事情,有些贡献。”——这是一种心理作用。
  20世纪40年代,我待在普林斯顿的期间,亲眼看到高等研究院内那些卓越心灵的下场。他们都具备了聪明绝顶的头脑,因此特别被选中,来到坐落在森林旁边的漂亮房子里,整天悠哉游哉地闲坐——不用教书,没有任何约束或负担。但等过了一段日子,他们想不出什么新东西来,每个人心里一定开始感到内疚或沮丧,更加担心提不出新想法。可是一切还是如旧,仍然没有灵感。
  会发生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那里缺乏真正的活动和挑战:他们没有跟做实验的学者接触,也不必思索如何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什么都没有!
  在任何思考过程中,当一切进行顺利、灵感源源不绝时,教书确实是一种妨碍,十分讨厌。但有更多的时候是脑袋空空的,如果既想不出什么、又没做什么,那真会教人疯狂!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书呀!”
  而且,在课堂上时,你可以思考一些已经很清楚的基本东西。这些知识是很有趣、令人愉快的,重温一遍又何妨?另一方面,有没有更好的介绍方式?有什么相关的新问题?你能不能赋予这些旧知识新生命?基本的东西思考起来并不难;而如果你没想出什么新东西来,没关系,以前想过的已足以应付讲课之用了。但如果你真的有什么新想法,能从新角度看事物,你会觉得很愉快。
  学生问的问题,有时也能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他们经常提出一些我曾经思考过、但暂时放弃、却都是些意义很深远的问题,重新想想这些问题,看看能否有所突破,也很有意思。学生未必理解我想回答的方向,或者是我想思考的层次;但他们问我这个问题,却往往提醒了我相关的问题。单单靠自己,是不容易获得这种启示的。
  因此对我来说,教书以及学生,使我的生命继续发光发亮,我也永远不会接受任何人替我安排一切——快快乐乐的不必教书。永远不会!
  但有一次我接到这样的邀请。
  二次大战期间,当我还在罗沙拉摩斯时,贝特替我争取到康奈尔大学的工作,年薪3700美元。当时另外还有机构提出更高薪资,但因为我喜欢贝特,于是我决定到康奈尔,而不考虑钱的问题。贝特非常关心我,当他发现别人提出更高薪水,他就主动跟康奈尔谈,把我的年薪提高到4000美元。我那时还未开始上班呢!
  康奈尔通知我,我要教的是数学物理;同时告诉我,应该在11月6日到校——确实日期记不清楚了,日期定在年底好像有点奇怪,我从罗沙拉摩斯坐火车到绮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佳(Ithaca),途中有一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曼哈顿计划的报告。我还记得火车到了纽约水牛城之后,我才开始计划讲课内容。
  你必须明白在罗沙拉摩斯的压力:每个人都尽快地工作,很努力、很拼命地工作,而每件事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完成。因此,在开讲之前的一两天,我才在火车上开始准备课程,已经是习惯成自然的事了。
  对我来说,教授数学物理是最理想不过了。在战争期间,把数学应用到物理上,正是我的工作重心。我很清楚哪些方法真的很有用。哪些没用。在那样拼命工作、花了4年在应用数学技巧上之后,我真的是经验丰富了。我列出了各个数学项目以及处理方式。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时在火车上做的笔记。
                 
                 
  四处搜寻旅社
                 
  到了绮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佳,我走下火车,像平常一样把笨重的皮箱扛在肩上。有个家伙喊:“要搭出租车吗,先生?”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坐出租车,我那时候年轻、没钱,又喜欢我行我素。但我又想:“我现在当教授啦,必须要有点尊严才行。”于是把行李放下来提在手上,说:“好呀。”
  “去哪里?”
  “旅馆。”
  “哪一家旅馆?”
  “随便哪家旅馆。”
  “你有预定房间吗?”
  “没有。”
  “现在房间不好找呢。”
  “我们就一家家地去找,你在旅馆门口等我。”
  我试了“绮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佳旅馆”,没空房间。我们跑到“出外人旅馆”,还是没有。我跟司机说:“这样在城里开来开去是不行的,那样得花太多钱了,我步行好了。”我把行李留在出外人旅馆,便四处乱逛找房间。
  我碰到另一个乱逛找房间的人。原来周围的旅馆真的都没希望了。没多久我们逛到某个山坡上,慢慢发现已经走到大学校园附近了。
  我们看到一幢好像宿舍的房子,窗户敞开、里面有些双层床。这时已经是晚上了,于是我们进去询问能不能睡在那里,他说:“来吧,就在这里睡吧!”
  我觉得那样不太好,跟偷窃好像没两样。如果他们回来发现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会惹上麻烦的。于是我们离开那房子,继续走了一段路,看到街灯下有一大堆落叶。
  当时已是深秋,叶子大概是从草坪上扫到这里来的。我说:“嘿!我们可以躺在叶堆上睡呀!”我试了试,感觉软软的。我厌倦了那样逛来逛去,在落叶上睡觉简直是十全十美!但我又害怕会因此惹上麻烦。早在罗沙拉摩斯时大家都取笑我——我又打鼓,又怎么的——说康奈尔不知道请来的是什么样子的教授,还说我一定会做些傻事而大大出名了;因此我得庄重点,最后很不情愿地放弃在那堆树叶上睡觉的念头。
                 
                 
  在沙发上过夜
                 
  我们又再游荡了一会,看到一座很大、看起来很重要的建筑物。走到里面,发现走廊上放了两张沙发。与我同行的人说:“我要在这里睡!”随即倒在沙发上。
  我实在不想惹麻烦,终于在地下室找到一个清洁工,问他到底可不可以在沙发上睡。他说:“当然可以。”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之后,赶忙打听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跑进物理系办公室问:“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缺课了吗?”
  里面的人说:“你什么都不用担心,8天后才开始上课。”
  我震惊极了!然后我的第一句话是:“那么你们为什么叫我一个星期前就跑来?”
  “我以为你会喜欢早一点来熟悉环境,找地方安定下来等开学。”
  我从罗沙拉摩斯回到文明世界,却完全搞不清楚情况!
  吉布斯(Gibbs)教授叫我到学生中心去解决住的问题。那地方很大,很多学生在那里转来转去。我走到一张放了“住宿”牌子的大桌子前说:“我刚到这里,我要找个房子。”
  那家伙说:“朋友,绮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佳的房子难找得很呢。事实上,信不信由你,昨天晚上有个教授还不得不在这里的沙发上睡!”我周围一看,原来是同一个地方!我转过身来说:“我就是那个教授了,而教授我呢,不想这样再来一遍。”
                 
                 
  展开新生活
                 
  在康奈尔的前几年很有趣,有时甚至很滑稽。到学校之后没几天,吉布斯教授跑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通常到了学期末我们不收新生,但如果申请者非常、非常优秀的话,我们会收他。然后他递给我一份申请书,要我评估。
  他回来时问:“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没有。”
  “我觉得他是第一流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收他。能找到这样的学生是我们的运气。”
  “是的,但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照片?”
  “那有什么关系?”我大叫起来。
  “没有啦,先生!很高兴听到你那样说。我只是想试看看我们的新教授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已。”
  吉布斯很欣赏我那样跟他直来直往,而不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来的,说话最好小心点。”我脑筋没动那么快、想到那么多;我的反应很直接,想到就说。
  还有个家伙跑到我的办公室,要跟我谈哲学。我不大记得他说过些什么了,他们想找我参加一个教授联谊会——这可是个反犹太的团体,他们认为纳粹并不那么坏。他努力解释犹太人做这、做那……。真是一派胡言!我等他把话说完,然后跟他说:“你晓不晓得你犯了个大毛病了:我就是生长在犹太家庭里的。”他出去了,从此我却对康奈尔大学人文科系的某些教授失去了敬意。
  这时候,我太太已去世,一切得重新开始,我希望能结交一些异性。而当时社交舞会很流行,康奈尔也不例外,特别是针对大一新生及旧生而设的舞会。
  我还记得我参加的第一个舞会。在罗沙拉摩斯期间,我已经有三四年没跳过舞了,甚至没什么社交。因此,我在这个舞会中卖力地跳。我想我跳得不错,从舞伴的愉快神情中,不难看得出来。
  我一边跳舞、一边跟舞伴闲聊,她会问问我的事情,我也反问几句。但当我想跟跳过舞的女孩子再跳一次时,我得到处找她。
  “你要不要再跳?”
  “不,对不起,我得透透气。”或者“哦,我要到化妆室去。”——都是借口,连续两三个女生都如此!我怎么了?我的舞艺太差了吗?我的人格低劣吗?
  我又找另一个女孩跳舞,大家重复同样的寒喧:“你是大学部的,还是研究所的学生?”很多学生看来年纪颇大,因为他们当过几年兵。
  “不,我是教授。”
  “呃?你教些什么?”
  “理论物理。”
  “你大概还研究过原子<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子<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弹呢!”
  “是呀,战时我都待在罗沙拉摩斯。”
  她说:“你真是个该死的骗子!”就走开了。
  那让我松了一大口气。什么都清楚了,我跟每个女孩子说那单纯、愚蠢的实话,却一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很明显,从头到尾我都表现得很有礼貌、自然又大方,有问必答的,一切都很美好;然后突然“呼!”的一声,什么都不灵了,一个个女孩都离我远远的,直到这个女孩说我是骗子之前,我真的是一头雾水。
  之后我便回避所有问题,效果便迥然不同了:“你是个新生吗?”
  “噢,才不呢。”
  “研究生?”
  “不。”
  “你是干什么的?”
  “我不要说。”
  “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我不想说……”——她们就一直跟我谈下去!
  结果那天晚上我带了两个女生到家里,其中一个告诉我,其实我用不着为了只是个大一新生而尴尬,有很多跟我一样年纪的也才刚开始念大学,这真的没什么关系。她们是大二生,都尽力发挥母爱,努力地给我心理建设;但我不愿看到这许多歪曲及误会;于是让她们知道我的教授身份。她们很生气,觉得被愚弄了,在康奈尔当年轻教授的那些日子里,我确实碰过不少麻烦。
                 
                 
  觉得自己油尽灯枯
                 
  总之,我开始讲授数学物理课,也还开了一门电磁学,计划做些研究。战前当我在修博士学位时,我发明了一种新方法,用路径积分来做量子力学,还有一大堆题目想研究。
  但那时候,除了准备课程之外,我经常跑到图书馆去,读《天方夜谭》,偷看身边的女孩;而到了做研究时,我便无法专心工作。我觉得有点累,提不起兴趣,我无法做研究了!这种状况好像持续了好几年。记得有一次我在思考伽玛射线的问题,写了一两行便写不下去了。我深深觉得,由于战争以及其他事情——太太的去世等——我已经油尽灯枯了。
  现在,我却看得比较清楚了。首先,年轻人往往无法意识到准备一堂精彩的课要花多少时间,特别是第一次教书的时候;更不用说还要实际进教室上课、出考题、想想考题是否合理等等。我的课教得很好,每堂课都花了很多心血,但我完全不知道那是很重的工作!于是我就坐在那里读《天方夜谭》,觉得自己油尽灯枯,不断地自怜自艾。
                 
                 
  荒谬的邀约
                 
  这段期间,有不少大学或工业界邀我跳槽,薪水比我当时的高。但每次发生这种事情时,我就会更加沮丧。我跟自己说:“他们给我这么多好机会,但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哪里能接受这些聘约呢?他们会期望我有所建树,但我什么鬼也建树不了!我什么也想不出来……”
  最后,信箱里出现一封来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信,他们邀请我到那里。爱因斯坦、冯诺曼……那些卓越的人物!他们写信给我,邀我到那里当教授!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教授呢。不知怎么的,他们知道我对高等研究院的感受:像太注重理论啦、缺乏真正的活动及挑战等等。他们在信内写道:“我们充分了解你在实验和教学方面都有相当的兴趣,因此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份教职,如果你愿意的话,一半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一半在高等研究院。”
  高等研究院!特别安排!职位甚至比爱因斯坦的还要好!太理想、太完美了;也太荒谬了!
  这是真的很荒谬。其他的邀约令我情绪低落,但只到某个限度。他们只不过期望我会有所建树。但这项邀请是那么的荒谬,这是我永远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完全离了谱。
  其他人不过弄错了,但这是天大的荒谬!我一边刮胡子,边想边笑。
  然后我想:“他们把你想得那样神奇,你却觉得无法做到名副其实,但你没有责任要满足他们的期望啊!”
  这是个极为高明的想法:你完全没有责任要做到其他人觉得你应该做到的地步。我没有责任要符合他们的期望,这是他们的错,可不是我失败了。
  高等研究院以为我是那么优秀,并不是我的失败;很明显,这是个错误。而就在我想到他们可能看错了的那一刻起,我也意识到这个道理可以应用到其他地方,包括我身处的大学。我就是我,如果他们预期我有那么优秀,而因此付我薪水,那么他们该自认倒楣了。
  就在那一天,奇迹出现了。也许是刚巧听到我跟人讨论这些感受,或者是真的对我了解甚深,总之,当时在康奈尔实验室当主管的威尔逊把我找去,很严肃地跟我说:“费曼,你教书教得很好;你很不错,我们觉得很满意。
  当我们聘请一位教授时,我们会负起所有风险,如果不够好,也没话好说了。但你不应该担心你在做些什么以及没在做些什么。“当时他说的更加精彩,总之这番话把我从罪恶感中解放出来了。
  接着我又有一个想法:目前我有点厌烦物理,但从前我很能够享受物理的乐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前我都在跟它玩游戏。从前我随兴之所至——我不会忧虑这究竟对核子物理的发展是否重要,只会想这是否有趣,好不好玩。还在念高中时,看到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流逐渐变少,我很好奇能不能研究出它的曲线,而我发现那并不难。事实上,我根本没必要去研究它,它对科学发展也无关重要,何况那问题早有人研究过了。但对我来说毫无分别:我还是会发明些什么,为了觉得好玩而做物理。
  这就是我的新人生观。好吧,我筋疲力尽,我永远不会有多么伟大的成就。而目前在大学这份教职很不错,我颇能自得其乐。那么就像读《天方夜谭》一样,让我来玩玩“物理游戏”。什么时候想玩就什么时候玩,不再担心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享受物理
                 
  就在那个星期内某天,我坐在餐厅里,旁边有些人在玩耍,把一个餐碟丢到空中。碟子冉冉升起时,我注意到它边飞边摆动,边缘上的红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康奈尔校徽也转来转去,而且校徽运动的速度比碟子转动的快。
  我反正闲着,于是着手计算碟子的运动。结果发现当角度很小时,校徽转动的速度是摆动速度的两倍,刚巧是2比1,而这是从一个很复杂的方程式推算出来的。我想:“有没有更基本的方法来处理这现象,例如从力或动力的角度来了解为什么刚好是2比1?”
  我记不得过程细节了,但最后我计算出碟子上各质点的运动,以及所有加速运动怎么相互平衡,使得速度比刚好是2比1.我跑去跟贝特说:“嘿!我发现了些很有趣的现象,当餐碟这样转时……是2比1,原因是……”我告诉他加速运动等等。
  他说:“费曼,那很有趣,但那有什么重要?你为什么要研究它?”
  “哈!”我说:“那没什么重要,我只是觉得好玩而已。”他的反应丝毫没有使我泄气,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享受物理,随兴之所至。
  我继续推算出盘子转动的方程式。随后我思索电子轨道在相对论发生作用的情况中会如何运动,接着是电动力学里的狄拉克方程式,再接下来是量子电动力学。我还来不及细想究竟怎么回事(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就在“玩”——事实上是工作——以前我很喜爱、但因为到罗沙拉摩斯而中断研究的题目,以及许多老旧、但美妙的现象。
  一切是那么毫不费力,这些题目玩起来是那么容易,就好像打开瓶盖一样,所有东西都毫无阻塞地流出来。我差点产生抵抗之心了!我做的毫无意义,可是结果呢,却恰好相反:后来我获颁诺贝尔奖的原因——费曼图以及其他的研究——全都来自那天我把时光“浪费”在一个转动的餐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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