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更名诸侯丞相为相的反映──《轻重戊》： “楚王闻之，告其相曰”；又云：“代王闻之，告其相 曰”；又云：“衡山之君告其相曰”。《轻重己》也说 ：“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案汉初诸侯王国，皆 设有丞相，与zhoongyaang同。至景帝中五年，始更名诸侯丞相 为相。见《史记．景纪》、《汉书．景纪》及《百官公 卿表》。楚在春秋战国时，皆有令尹而无相。衡山为汉 所立国。今此文言楚、代、衡山皆有相，则其所谓相， 必非“张仪相秦”及“苏秦并相六国”之相，而为汉景 帝中五年所改之相，实甚明显。

　　丁、属于武帝时代者──本书是汉末王莽时代的 人讨论封建gguuoojiia统制经济政策的书，而武帝一代，则是 这一政策创造和实行的主要时代。所以书中对于武帝一 代的历史事实之反映，分量也就特别的多。这里仅举其 最显着的数条于左：

　　一、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理财思想之反映── 《巨（筴）乘马》：“管子曰：国器皆资（赡），无籍 于民。”籍就是赋敛。这是说不必赋敛于民，而gguuoojiia所 需要的器械都能足用的意思。这类的句子，在本书中不 止一见。如：“故开阖皆在上，无求于民”（《乘马数 》），“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国蓄》）， “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同上），“则籍于财 物，不籍于人”（《山国轨》），“乘令而进退，无求 于民”（同上），“桓公问于管子曰：不籍而赡国，为 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轨守其时，有（又）官（管）天 财，何求于民”（同上），“齐之战车之具具于此，无 求于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同上），“军五岁毋籍 衣于民”（《地数》），“终身无籍于民”（同上）， “五官（管）之数，不籍于民”（《揆度》），“然则 自足，何求于民也”（《轻重甲》），“请以令断山木 鼓山铁，是可以无籍而用足”（《轻重乙》），“故国 八岁而无籍”（
《轻重丁》），“未尝籍求于民而使用若河海”（同 上）。盖本书着者正以无籍而用足为其理财之中心思想 。故极力主张施行轻重之策，而不主张直接向人民进行 赋敛。梁启超名之曰“无籍zhuyi”，是很有道理的。然 此种无籍zhuyi，实完全本之于汉武帝时之大理财家桑弘 羊而非着者所自创。《史记．平准书》记桑弘羊理财之 成绩云：

　　　　“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海上， 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 ，皆取足大农。……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 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 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一岁之中”是指的汉武帝元封元年。这是对桑弘羊 推行的盐铁、均输等官营政策的总结。据《汉书．萧望 之传》，张敞也说：“昔先帝（指武帝）征四夷，兵行 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盐铁论．轻重 篇》御史亦云：“大夫各（君）运筹筴，建国用，笼天 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 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 ”可见此种成绩，确为武帝时桑弘羊所创造之历史新记 录。虽《盐铁论．非鞅篇》及《禁耕篇》，大夫曾有“ 商君相秦……不赋百姓而师以赡”之言，《汉书．吴王 濞传》亦载“吴有豫章铜山，……以故无赋国用饶足” ，似“无籍zhuyi”，在桑弘羊前，秦相商鞅及吴王濞即 已先后行之。然两者皆不过财政经济上之自发的事实， 而尚未能演为完整之理论体系。至桑弘羊根据汉武帝一 代在财政经济上之实践，始以极肯定而强调之语气，正 式宣布于全国经济会议之前。而本书着者则又继承此一 理论体系而更发扬光大之。大抵全书之中，无一篇不是 以“无籍zhuyi”为其中心的主题；所提方案亦无一而非 实现此一中心主题之具体设计。故《管子．轻重》一书 ，我们竟可以称之为“无籍赡国论”。《巨（筴）乘马 》篇的“国器皆赡，无籍于民”，不过是无数具体设计 中之一端而已！

　　二、盐铁专卖政策的反映──古无以盐铁并称者 ，至秦汉时始有之。这一点，罗根泽在其所着《管子探 源》中，已有极详尽之论证，这里不必再赘。本书则往 往以盐铁并称。如《山国轨》云：“盐铁之筴足以立轨 官”，又说：“盐铁抚轨”，即其明证。至《海王篇》 则谓之“官山海”。官即管之假借。管就是今日经济学 上的所谓管制、独占。山产铁，海产盐。故官山海，就 是盐铁专卖。《海王篇》前半讲“正盐筴”，后半讲“ 铁官之数”，就是盐铁专卖政策的具体内容。此外《地 数》、《轻重甲》、《轻重乙》等篇也都有专章讲到盐 铁专卖。而历史上大规模实行盐铁专卖者实以汉武帝时 为最盛。本书所述，除《轻重乙》提出关于山铁民营系 对桑弘羊政策有所修正外，其余则与汉武帝所行之法完 全相同。至《地数篇》所云：“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 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 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则与孔仅、东郭咸阳所言 “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不仅制度 相同，即文字亦无大异了！

　　三、边疆四裔及其特产之反映──《轻重甲》言 吴、越产珠象，发、朝鲜产文皮●服，禺氏产白璧，昆 仑之虚产璆琳琅玕，而其地距zhongguo皆为八千里。《地数 》、《揆度》、《轻重乙》等篇，则言“珠起于赤野之 末光”，“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或曰“禺氏之玉”， 或曰“禺氏边山之玉”，或曰“玉起于禺氏之旁山”， 或又曰“玉起于牛氏之边山”，其地距周皆为七千八百 里。这些也都是以汉武帝时代之疆土情况为背景者。《 轻重甲》一开首即以“四夷不朝”为谈话之主题，便非 汉武帝以前之任何帝王所能说出的口气。而文中所列举 的四夷国名及其方位，亦唯汉武帝时代之疆域足以相当 。所谓吴越，当然是指汉武帝时代的两粤而言。赤野末 光，地望未详。但赤野或当作赤道之野讲，其地必在南 方，也是属于两粤的地方。所谓发、朝鲜，发就是北发 ，发与朝鲜连言，可能就是汉武帝时的秽貊朝鲜。所谓 禺氏或牛氏，禺牛一音之转，应该就是汉武帝时代的大 月氏。至昆仑之虚，虽汉武帝时代无此国名，然《史记 ．大宛传》云：“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 石，采来，天子按古图书，名河源所出山曰昆仑云。” 则所谓“昆仑之虚”者，似亦指今新疆之和阗及其以西 的西域各国而言。昆仑之虚很重要。昆仑与出玉之河源 于阗发生联系，至汉武帝时始有之。王国维以月氏为匈 奴所败，在汉文帝四年，而其西居大夏，则在武帝之初 ，因而断定月氏既败于匈奴以后，徙居大夏以前，其居 必在且末于阗间。其说甚是。但因此遂疑本书为汉文、 景时所作，置武帝时始有之昆仑之虚及武帝以后的其他 种种事实而不提，则未免有断章取义、不从联系看问题 之诮了！

　　四、平牡马价的反映──《揆度篇》：“阴山之 马具驾者千乘，马之平价万也。”案古无平马价之说， 汉武帝时始有之。《汉书．武纪》：“元狩五年，天下 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又《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梁期侯当千，太始四年，坐卖马一匹贾钱十五万， 过平，臧五百以上，免。”过平，是说超过了规定的价 格。元狩五年平价为二十万。此言“十五万过平”，可 见元狩五年以后，太始四年以前，又有一次平马价之举 ，而其价则在十五万以下。不论其价为多少，但都是汉 武帝时的事则可肯定。又阴山原属匈奴。至汉武帝太初 三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见 《汉书．武纪》），才正式收入zhongguo版图。此处说阴山 之马可以用平价收购，上文又言“阴山之礝□”，可以 做为“海内玉”之一。在汉武帝以前是不可能的。

　　五、衡山王赐使其太子孝客江都人救赫陈喜作輣 车镞矢的事件之反映──《轻重戊》：“桓公问于管子 曰：吾欲制衡山之术，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公其令人 买衡山之械器而卖之。”案各书皆不言春秋战国间有衡 山国。衡山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其 原文云：“始皇二十八年，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 郡，浮江，至湘山祠。……上自南郡、武关归。”《正 义》引《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岣嵝山，在衡州湘潭 县西四十一里。始皇欲向衡山，即西北过南郡，入武关 ，至咸阳。”若如此说，以衡山为南岳之衡山，是始皇 当日并未到达衡山了。但《史记》原文明明记载“之衡 山”三字于“渡淮水”之后，与至“南郡，浮江，至湘 山祠”之前。可知始皇当日在至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之前 ，确已到达衡山，而其地则必在淮水与南郡之间。且南 岳的衡山，在秦、汉时，尚未为人所重视，故不在天下 名山之内。《史记．封禅书》言秦汉关东名山凡五：即 石室（嵩山）、恒山、湘山（即始皇所祠者，乃洞庭湖 中的君山）、会稽、泰山是也。然则始皇所到之衡山， 必非南岳之衡山甚明。考楚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都邾 。《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 南二十里。本春秋时邾国。”其地在秦当为一郡，而项 羽因之以为国。此为衡山国之初见。汉时，衡山复为郡 ，属淮南王黥布。文帝十六年，立淮南厉王子安阳侯勃 为衡山王。是为衡山国之再见。景帝五年，吴楚七国反 ，吴楚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坚守无二心。及吴楚已破， 衡山王入朝，上以为贞信，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王 于济北以褒之。卢江王以边越，数使使相交，徙为衡山 王，王江北。是为衡山国之三见。武帝时，淮南王安、 衡山王赐谋反。元狩元年，衡山王赐以反自shaa。国除为 衡山郡。于是衡山国之名乃绝。又《史记．衡山王传》 称“王使（太子）孝客救（《汉书》作“枚”）赫、陈 喜作輣车镞矢。”这里所说的“輣车镞矢”很有意义。 这便是本书所指的“公其贵买衡山之械器而卖之”的械 器。这些械器的制作方法和它的威力，我们今天已不能 详知。但衡山王既要谋反，则他所制造的輣车镞矢，必 是一种有名的武器，实无可疑。因此，衡山的械器，遂 为当时人所盛称，因而也遂能反映到本书着者的脑海内 。而这件事正出在汉武帝时代。那么本书之成，决不得 在汉武帝以前，这又是一个旁证了。

　　戊、属于宣帝时代者──

　　己、属于王莽时代者──

　　　　“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 ，遣使驰召莽，拜莽为大司马，与议立嗣。莽白以安阳 侯王舜为车骑将军，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后，是为孝平皇 帝。帝年九岁。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

同传又云：张竦为刘嘉作奏曰：“建平、元寿之间， 大统几绝，宗室几弃。赖蒙陛下圣德，扶服振救，遮扞 匡卫，国命复延。”又《平纪》云：“中山王即皇帝位 ，……帝年九岁。……大司马莽秉政。……群臣奏言大 司马莽功德比周公。”又《诸侯王表》云：“而本朝短 世，国统三绝。师古曰：谓成、哀、平 皆早崩，又无继嗣。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 俱弱，亡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召之称 。颛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阶序而运天下。”可见此文 内容，必系暗指王莽居摄而言，而且作者还有意识地把 这件事叫做“行义”，他的立场，显然是站在王莽一边 的。

　　二、黄虞思想的反映──《巨（筴）乘马篇》云 ：“虞国得筴乘马之数矣。”又云：“此有虞之筴乘马 也。”庞树典以“虞国即虞叔之国。在春秋前虞国盛时 ，必有善法，为管子所取法”。案此说无据。既曰“有 虞”，则非春秋之虞可知。此虞国及有虞，盖亦作者假 讬之词，然亦实为一定zhengzhi背景下之意识形态的反映。 考《汉书．王莽传》载：

　　　　“始建国元年，王莽曰：‘惟王氏，虞帝之 后也，出自帝喾。’于是封妫昌为始睦侯，奉虞帝后。 ”

　　　　“予前在摄时，始建郊宫，定祧庙，立社稷 ，……以着黄虞之烈焉。自黄帝至于济南伯王，而祖世 氏姓有五矣。黄帝二十五子，分赐厥姓十有二氏。虞帝 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妫，在周曰陈，在齐曰田， 在济南曰王。予伏念皇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 祀于明堂，宜序于祖宗之亲庙。……姚、妫、陈、田、 王氏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予之同族也。”

此外，传中及《元后传》，以“予之皇祖考黄帝，皇 始祖考虞帝”作“家史”宣传之处不一而足。由此可见 黄、虞二帝与王莽是很有关系的。故班固云：“而莽晏 然自以为黄、虞复出也。”今观本书，开宗明义第一章 ，就提出有虞为所谓“筴乘马之数”之创立者。《地数 篇》则以黄帝为“陶天下为一家”之典型人物。在《揆 度》、《国准》、《轻重戊》诸篇，或以黄帝与尧、舜 并称，或以黄帝、有虞并称，皆与一般叙述古代帝王世 系之以唐、虞并称者不同。这无疑是受了王莽宣传祖德 之影响有以使然。而本书作者对于王莽的态度，也就不 说自明了。

　　三、“宝黄冢赤”思想的反映──《轻重己》： “以春日至始数四十六日，春尽而夏始。天子服黄而静 处。”为了这一个“黄”字，引起了很多学者们的争论 。实则汉代尚赤，新莽尚黄。这里虽仅一字之不同，然 实为两个时代特征之反映。汉兴之初，因刘邦夜shaa大蛇 ，自以为蛇者白帝子，而shaa之者赤帝子，故服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尚赤。 其后，武帝太初改制，虽曾一度尚黄，但并不同时排赤 。且自刘向父子倡为汉得火德之说，于是服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尚赤，乃 成定论。至于新莽，乃大倡其“宝黄冢赤”之说。《汉 书．王莽传》云：

　　　　“梓童人哀章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 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 传予黄帝金策。’……即日昏时衣黄衣持匮至高庙以付 仆射。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坛，下书曰：‘赤帝 汉世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 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 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以十二月朔癸丑为建国元 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 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 上帝威命也。’”

莽又曰：

　　　　“予前在大麓，至于摄假。深惟汉氏三七之 阨，赤德气尽。思索广求所以辅刘延期之术，靡所不用 。……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 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

莽又下书曰：

　　　　“宝黄冢赤，其令郎从官衣绛。”

服虔注云：“以黄为宝，自用其行气也。冢赤，冢役 贱者皆衣赤，贱仆行也。”试以此与本篇互相对照，本 篇春始天子服青而絻（冕）青。夏始天子服黄而静处。 秋至天子服白而絻白。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静处。冬至 天子服黑而絻黑。有青、黄、白、黑四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而独无赤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
吕氏春秋》、《月令》及《淮南子．时则篇》，三夏 皆尚赤，本篇则代之以黄。这是具体史实之反映，决不 是偶然的。

　　四、京师郡国民歌舞祠西王母之反映──《轻重 己》：“以春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夏至而麦熟。… …皆齐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讳也。” 张佩纶谓“‘皆齐’为句，‘大材’当作‘
大牲’。父之妣曰‘王母’”。案如王母为父之妣， 岂有对父之妣不在家庙举行祭祀而出祭于外之理？此当 作“皆齐大材”为句。“齐”与“齎”通，持也。材即 木材。大材，指木材之大者而言。此文似亦为汉末民间 祠祭西王母一事之反映。《汉书．五行志》云：

　　　　“汉哀帝建平四年（前三）正月，民惊走， 持□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 ，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 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 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祭，张博具，歌舞， 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 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

棷，音邹，《说文》：“木薪曰棷”。仟佰即阡陌。 此文所言“皆齎大材”，就是《五行志》“民持棷一枚 ”的意思。所言“出祭王母”，就是《五行志》“京师 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祭……歌舞祠西王母”的意思 。又此文列“出祭王母”于夏至，《五行志》“京师郡 国民祠西王母”也在夏季。如此相合，决不能说是偶然 的。又《五行志》于叙述此事之后，随即引用杜邺之言 ，认为是哀帝外家丁傅之应。但最后又说：“一曰，丁 傅所乱者小，此异乃王太后王莽之应云。”观《汉书． 元后传》王莽下诏云：

　　　　“予伏念皇天命予为子，更命太皇太后为新 室文母太皇太后，协于新故交代之际，信于汉氏哀帝之 代。世传行诏筹为西王母共具之祥。当为历代母，昭然 着明。”

事在始建国元年（公元九）。然则“祠西王母”为“ 元后王莽之应”，王莽亦自承之了。

　　五、祀四望之反映──《轻重己篇》有“号曰祭 日”，“号曰祭星”，“号曰祭月”，“号曰发繇”四 语。案“发繇”二字无义。张佩纶以“发繇”当为“祭 海”之误。本文上言“祭日”“祭星”“祭月”，则此 句“祭海”，实属大有可能。如果这样，则此事又与王 莽有关。《汉书．郊祀志》载：

　　　　“平帝元始五年（公元五），大司马王莽奏 言宜如建始成帝年号，前三二──前二 九时，丞相衡等议复长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颇改其 祭祀，曰：“周官天地之祀，乐有别有合。其合乐曰以 六律六钟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 ，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乐奏六歌而天地神祇之物 皆至。四望，盖谓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 亲，海广大无限界，故其乐同。”

据此，则以日、月、星、海为四望，虽最早见于《周 礼．大宗伯》，但其具体列入祭祀之中，则至王莽颇改 郊祭之礼始有之。本文上言“
夏始服黄”，又言“出祭王母”，既皆王莽时事之反 映，则此以“日、月、星、海”为四望而分别祭之，亦 为王莽时事之反映，就不是什么牵强附会之谈了。

　　六、五均赊贷制度的反映──《国蓄篇》：“凡 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 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 。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 ，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 耜械器，钟（种）饟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 得豪夺吾民矣。然则（者）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 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 。”案此节所论，与王莽之五均赊贷制度，内容完全相 同。《汉书．食货志》云：

　　　　“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 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 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 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 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 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 钱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铜、连、锡，登龟取贝者， 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诸取众物鸟兽鱼 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 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 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 之，而以其一为贡。……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 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他所。众民 买卖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 考验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昂贵过平一 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氐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 ，以防贵庾者。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 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毋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 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 毋过岁什一。”

　　考汉代言财政经济者，桑弘羊言盐铁均输酒榷， 不言五谷，贾谊、晁错、耿寿昌言五谷及常平仓，不言 藏谷之外又须藏钱。又从贾谊、晁错、桑弘羊到耿寿昌 ，均不言赊贷。其以五均六斡赊贷并行者，实始于王莽 。今本书对于西汉一代所施行之各种财政经济政策，除 酒榷一事外，其余几于无一不谈。如所谓“守之以准平 ”，就是王莽“
市平”的意思。所谓“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 千万”云云，就是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的意 思。所谓“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饟粮食， 毕取赡于君。春赋以敛缯帛，夏赋以收秋实”，就是王 莽“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本，计所 得受息，毋过岁什一”的意思。其它如《乘马数》之“ 布织财物皆立其赀”，《山国轨》之“女贡织帛苟合于 国奉者，皆置而券之”，《山至数》之“皮革筋角羽毛 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 ，则都是王莽所谓“工商牧畜嫔妊皆自占所为于其在所 之县官”的反映。《山权数》之奖励农业、牧畜、森林 、园艺、医药、历数、蚕桑等七科，“官（管）五技” 与“能皆已官，得失之数万物之终始，君皆已官之矣” ，则都是王莽所谓“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 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的反映 。《轻重丁》之“孟春……谨守泉金之谢物，且为之举 。大夏……谨守泉（帛）布之谢物，且为之举”云云， 则都是王莽所谓“令市官收贱卖贵”（《汉书．王莽传 》）及“众民买卖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售者 ，均官有以考验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 昂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以防贵庾者”的反映 。诸如此类的例子，本书中随处皆是，这里就不一一列 举了。

　　七、其它王莽时代诸特有名词及术语之反映── 本书中所见名词及术语，大抵都是汉人口气。这样的例 子，除在上面各条中已经提出来的不计外，几乎到处皆 是。如“一切”、“章”、“若干”、“笼”、“不相 中”、“壤削”、“水断壤绝”、“府官”、“假”、“
揆度”、“请”、“决”、“兵决”、“折券”、“ 至数”、“作业”、“功臣世家”、“官（管）山海” 、“纤微”、“庄山之金”、“巧”、“山”、“轨 ”、“通施”、“相睹”、“鼓”、“大男、大女”、 “子大夫”、“养视”、“倍称”、“所”、“阴山” 、“昆仑”、“观于周室”、“肥”（俷）、“壤列” （地列）、“百倍”、“衡山国”、“旅壤而封”（列 地而封）、“决塞”、“轻车”、“辇”、“僦”、“ 庸”、“市庸”、“天财”、“国基”、“
乘天威”……等等，这些或则是汉代以前所从未见过 的，或者虽然见过而在汉代仍极流行。这里只就王莽时 代所特有的一些名词和术语，列举数例如左：

　　（一）金之平贾万──《揆度篇》有“马之平贾 万也，金之平贾万也”语。马有平价，是汉武帝时事的 反映，上已言之。金有平价，则是王莽时事的反映。《 汉书．食货志》云：“莽即真……黄金一斤，直钱一万 ”。事在始建国二年（公元一０）。

　　（二）通货──《轻重乙》：“黄金dao布者，民 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案“通货” 《国蓄篇》作“通施”，《盐铁论．错篇》也作“通 施”。证明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召开盐铁会议 时，还没有“通货”之名。这里独作“通货”，显与王 莽改制有关。《汉书．食货志》：“莽即真，以为书‘ 刘’字有金dao，乃罢错dao、契dao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 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是为钱货六品，……银 货二品，……龟货五品，……布货十品。凡宝货五物六 名二十八品。”是其证。

　　（三）菁茅──《轻重丁》：“江淮之间有一茅 而三脊，母（贯）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请天子之吏环 而守之。夫天子则封于泰山，禅于梁父。号令天下诸侯 曰：‘诸从天子封于泰山、禅于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 以为禅藉。不如令者不得从。’……菁茅之谋也。”案 历史上封禅泰山者，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两人。（《地 数篇》和《史记．封禅书》、《管子．封禅篇》都说封 禅之王七十二家，不足信。）秦始皇封禅，席用苴□。 至汉武帝封禅，始用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禅藉，然尚无“ 菁茅”之名。其以“菁茅”二字连用而认为一物者，实 始于王莽。《汉书．王莽传》：“始建国四年（公元一 二）六月，更授诸侯茅土于明堂”，曰：“陈菁茅五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 之土。……”颜师古注云：“
《尚书．禹贡》：‘苞匦菁茅’。儒者以为菁，菜名 也；茅，三脊茅也。而莽以‘菁茅’为一物，则是谓善 茅为菁茅也。”可见“菁茅”一词，乃是王莽所特创， 颜师古也早就知道了。

　　（四）月价──《山至数篇》：“冯会龙夏牛马 牺牲月贾十倍异日。”案“月贾”一词，于古无闻。王 莽始建国二年（公元一０），设立五均官，令“诸司事 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 平，毋拘他所”，才有所谓“四时中月上中下之贾”， 也就是所谓“月贾”的出现，在此以前是没有的。

　　（五）省──《揆度篇》：“善正商任者，省有 肆。”省者，指宫禁或官府而言。《汉书．昭纪》：“ 共养省中。”伏偃曰：“蔡邕云：‘本为禁中，门合有 禁，非侍御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为禁中。孝元皇 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这里应该注意下列二 点：

　　其一、蔡邕是东汉时人。他对汉朝的历史和制度 ，应该比后人了解得更清楚。

　　其二、“省”字始见于昭纪，不一定就是昭帝时 所避改。避改的原因必和元后有关。

　　以此我认为这也是王莽时代的意识形态的表现。 因为元后是王莽的亲姑，王莽的得以篡汉，完全是依靠 元后的提拔和支持。王莽在未篡汉以前，对于元后的逢 迎是无所不至其极的。为了取得她的欢心，替她的父亲 避讳，表示尊敬，是很合乎情理的。所以王莽居摄时， 所居庐就叫做“摄省”（见《汉书．王莽传》），也是 一个旁证。

　　（六）江阳之珠──《山至数篇》：“江阳之珠 一筴也。”《揆度篇》也有“江阳之珠一筴也”语。但 同篇篇首则曰“尧、舜之王，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 之珠”。可见江阳之珠，就是江汉之珠。案江阳有二： 一为汉之江阳，犍为郡属县，即今四川省泸州市。（《 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有“江阳侯苏嘉”，索隐云： “县名，在东海。”又《汉书．王子侯表》“元凤六年 封城阳慧王子仁为江阳侯”，自注亦言在东海。但《汉 志》东海郡无江阳县，《水经．江水注》则列苏嘉所封 国于犍为之江阳。证明“汉表”自注之误，郦道元早已 知之。）该处从古未闻有产珠之说。二为王莽之江阳。 据《汉书．地理志》，就是汉江夏郡西陵县。原文云： “江夏郡，西陵有云梦官。莽曰江阳。”西陵故城在今 湖北省黄冈县西北。云梦官者，管理云梦泽之官。云梦 有二泽，分跨今湖北省境大江南北，江南为梦，江北为 云。面积八九百平方里。泽中物产丰富，故汉时除西陵 县有云梦官外，在南郡编县（今湖北省荆门县西）也有 云梦官一处。秦、汉之际，江、汉一带产珠，各书记之 者不一。《吕氏春秋．重己篇》：“人不爱昆山之玉， 江汉之珠。”又《贵生篇》云：“以随侯之珠，弹千仞 之雀。”又《淮南子．说山篇》也有“不爱江汉之珠” 语。随即今湖北省随县，在汉水中游。然则江、汉之间 ，古固尝产珠了。今本书《山至数》及《揆度篇》，两 言“江阳之珠”，又言“江汉之珠”，可见所谓江阳一 定是指王莽改西陵为江阳之江阳，而非犍为郡之江阳了 。

　　（七）王邑──《轻重戊》：“令左司马伯公将 白徒而铸钱于庄山，令中大夫王邑载钱二千万求生鹿于 楚。”伯公是什么人，我们且不去管他。但这里突然出 现了一个“王邑”的名字。如果把这件事和上面所述各 节及“左司马”与“中大夫”皆王莽所立官名（见《汉 书．王莽传》）联系起来看，那么这个王邑，也很有可 能与王莽时先为大司空，后为大司马、大长秋的王邑有 关。当然，这种联系，只是着者随手拈来，并无任何内 在因素，和书中其它各篇中的“泰奢”、“
佚田”、“梁聚”、“请士”、“特”、“伯高”、 “曲逆”、“女华”、“癸巳”、“癸度”与本篇下文 的“王师北”，性质盖完全相同。

　　　四、两个最后堡垒的突破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 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 。”

这是说要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上来看问题。我之所以 把这两个堡垒放在最后来解决，其理由就在于此。

　　现在，先从第一个堡垒──《史记》说起。

　　关于此点，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看司马 迁是否读过《管子．轻重》这部书？又一方面则要看两 书中在几个重要问题上的态度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根据我个人研究的结果，不仅司马迁看不到本书，而且 本书中有许多理论和实例，还是从司马迁的《史记》里 批判继承和发展而来。关于前者，我有下列几条证据：

　　第一、《管子》书中根本没有《山高》和《九府 》的篇名。《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九府 》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这话也不可 靠。因为这样还是承认刘向得见本书的说法。实则《管 子．轻重》列在《管子解》之后。《管子》而有解，足 证其书已在《管子》书之后。今《管子轻重》又在《管 子解》之后，其为刘向以后人所附加甚明。据刘向自叙 言《管子》书八十六篇，但今日按照他所列举的数字重 新计算，则其式为：《中管子书》３８９篇＋《卜圭书 》２７篇＋《臣富参书》４１篇＋《射声校尉立书》１ １篇＋《太史书》９６篇－４８４篇＝５６４篇－４８ ４篇＝８０篇显系后人附加本书于《管子》书时，把原 有的数目字也弄乱了。刘向且不得见本书，司马迁在刘 向以前，如何能看得见？

　　第二、《史记》对于古代财政经济学家，凡是有 理论及重要事实者，总是尽可能地加以扼要的引用和叙 述。例如对范蠡、计然及白圭的学说，都把它的内容恰 如其分地节录保存了下来。甚至那些所谓“
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的大商富贾代表人物， 所有“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的种种活动方 式及其生活习惯和工作作风，都无不描绘得惟妙惟肖。 独对于曾自称为“详哉其言之也”的《管氏轻重九府》 ，则仅有下列的极其简单而又含糊的记载：

　　“桓公既得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史记 ．齐太公世家》）

　　“管仲既任政相齐……贵轻重，慎权衡。”（同 上书《管晏列传》）

　　“管子……设轻重九府。”（同上书《货殖列传 》）

　　“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同上书 《平准书》）至于甚么是“轻重”？甚么是“通轻重之 权”？它的“详哉其言之也”，“详”在哪里？则一句 话也没有提到。这除了说明司马迁没有见到本书之外， 是无法加以解释的。

　　第三、《史记》自写成到今天，已经过很多人次 的窜改和增添。如《贾谊传》云：“而贾嘉最好学，与 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孝昭乃昭帝刘弗陵死 后谥名，司马迁如何能预知他的死后事？又《伯夷列传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下《索隐》云：“盖杨恽、东 方朔见其文称‘余’而加‘太史公曰’也。”杨恽、东 方朔既能有所增加，后人当然也同样可以增加的。

　　关于后者，我认为不仅司马迁没有机会抄袭本书 ，正与此相反，司马迁的《史记》，倒是本书写成的主 要根据。除我们在中篇即将阐明的《管子．轻重》的书 名就是从《史记》中窃取而来一点外，这里特以下列三 篇作为典型加以说明。

　　（一）本书与《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关系── 《太史公自序》中转载了他的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的全文。该文在论墨家学说时，对墨家思想，大部分 是否定的。但对于它的“彊本节用”的主张，则完全采 取肯定的态度。一则曰：“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 ”再则曰：“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 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把问题提到既是“不可 废”，又是“虽百家弗能废”的重要地位。而本书着者 则从他的轻重理论出发，认为所谓“彊本节用”，不仅 “不足以为存”，而且与此相反，还可以助长人民的苟 且偷安的心理，甚至和晋国的范氏原文 作“纪氏”，误。此依《盐铁论》校改。一样，弄 得“国亡而身无所处”（《轻重乙》）。本来，战国时 的荀子在其所着《天论》中也说过“彊本而节用，则天 不能贫”的话。但这里有一个“存”字，很值得注意， “存”与“废”互为对文。这明明是针对司马谈的话而 提出的。一个说彊本节用这种学说“
不可废”，“虽百家弗能废”；一个说按照这种学说 去治理gguuoojiia，只能助长人们的苟且偷安的“益愈”的心 理，却并不能使这个gguuoojiia永存而免于灭亡。这就很明显 地告诉我们，他不是在批判荀子，而是在批判《史记． 自序》的了。

　　（二）本书与《史记．货殖列传》的关系──《 货殖传》是司马迁为了反对汉武帝和桑弘羊所施行的官 营工商业政策而写的一篇专门论文。他和董仲舒主张“ 盐铁皆归于民”一样，一方面为汉武帝的zhengzhi路线所打 击的主要对象──富商大贾，即所谓“当世千里之中贤 人所以富者”的“贤人”树碑立传，另一方面又从正面 发挥了他自己的经济理论。而本书着者对于前者，完全 采取反对态度，认为富商大贾都是轻重之筴的主要打击 对象。这样的例子，书中到处都是，无须一一列举。对 于后者，虽不是全盘否定，但也不是全盘肯定，而是有 所吸收改造，有所批判发展的。

　　说本书对《货殖传》有所吸收改造，首先就表现 在它对《货殖传》所歌颂的富商大贾虽然采取完全反对 态度，但对于这些人的所谓“
治生”之术，则无不尽量吸收，加以改造，使其由为 个人服务转变为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它除了我们在下面 即将说明的对计然学说的继承发展外，对陶朱公的“择 人而任时”，子贡的“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白圭的 “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及“趋时若鸷 鸟之发”，猗顿的“用盬盐起”，邯郸郭纵的“以铁冶 成业”，乌氏□的以畜牧求奇缯物，与戎王交易什倍的 马牛，乃至蜀卓氏、程郑氏、宛孔氏、曹邴氏等的以冶 铸起家，刁间、师史或用“桀黠奴”“逐鱼盐商贾之利 ”，或用“学事富家”的“贫人”“转毂以百数”“贾 郡国无所不至”，宣曲任氏的窖藏仓粟，桥姚的从事牧 畜，无盐氏的贷放子钱等等，几乎毫无遗漏地反映在它 的各篇之中。所不同者，只不过是把个人私营，改造成 为封建gguuoojiia的官营罢了。

　　说本书对《货殖传》有所吸收改造，还表现在全 书各篇所假讬之国名，大多数和《货殖传》相雷同。统 计《管子．轻重篇》所假讬的国名，共有虞、夏、殷、 周、齐、晋、孤竹、离枝、城阳、济阴、秦、楚、燕、 梁、赵、宋、卫、濮阳、越、吴、发、朝鲜、禺氏、范 氏、莱、莒、滕、鲁、代、衡山等三十国。其中吴、楚 、鲁、衡山、齐、城阳、燕、赵、梁、济阴、代等十一 国，见于《史记．景记》及《
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夏、商、周、齐、鲁、楚、越 、燕、赵、代、卫、秦、梁、莒、城阳十四国见于《史 记．儒林传》，滕国见于《史记．惠景间诸侯年表》， 发（即北发）、朝鲜、越见于《史记．平准书》、《朝 鲜传》及《南越传》。又除莱、莒、滕、范氏、离枝、 孤竹、禺氏、城阳、济阴等九国分别见于《史记》其它 各篇外，其余二十一国，则皆见于《货殖传》中。仅《 轻重戊》一篇所列虞、夏、殷、周、齐、楚、鲁、梁、 莱、莒、代、衡山、燕、秦、赵共十五国中，就有夏、 殷、周、齐、鲁、梁、楚、代、燕、赵、莒、秦十二国 与《史记．儒林传》相同，鲁、梁、楚、代、衡山、燕 、齐、赵八国与《史记．景纪》及《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相同，虞、夏、殷、周、齐、秦、鲁、梁、楚、代、 衡山、燕、赵十三国与《货殖传》相同。而且《货殖传 》不言“韩、魏”，本书各篇也不言“韩、魏”。《货 殖传》以“梁鲁”连言，本书《轻重戊》亦以“鲁梁” 连言；《货殖传》以“燕代”连言，《轻重戊》亦以“ 燕代”连言。特别是《货殖传》讲古代史，是以唐、虞 、夏、殷、周为五代的，而本书《国准》及《轻重戊》 两篇则皆以黄帝代唐。这是王莽黄虞思想的反映。而两 书的孰先孰后也就不证自明了。

　　说本书对《货殖传》有所吸收改造，也表现在它 与《货殖传》同一引用古书，而其目的则大相歧异一点 上。“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这两句话，本是《管子． 形势篇》首先提出来的。本书《地数篇》和《货殖传》 也都引用了。在《国蓄篇》还引申为“智者有什倍人之 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证明它对这一社会事实，是 认识的。但其引用的目的，在《地数篇》中，不是指的 个人，而是指的封建统治者。所以下文就说“封禅之君 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在《国蓄篇》则一 反司马迁的“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百，则 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和“故善者 因之，……最下者与之争”的自由放任zhuyi，而采取坚 决的干涉zhuyi。并且由此得出民之所以有“相百倍之生 ”，完全不是什么“物之理”，而是“人君不能调”， “不能散积聚，均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的必然 结果。与此相同，它和《货殖传》也都引用过《管子． 牧民篇》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 句话。但《货殖传》的引用，是用来说明司马迁的“人 富而仁义附焉”的崇富思想的。而本书的引用，则与此 完全不同。在《事语篇》引用这话，是指gguuoojiia的备战备 荒而言，是做为“无委致围，城肥致冲”的理论根据的 。而在《轻重甲篇》，则认为“实”者和“足”者如果 是指个人，那么，“民富则不可以禄使”（《国蓄》） ，“民富则不如贫”（《山权数》），人君就不应该提 倡，而且还要采取与此相反的“散积聚，调高下，分并 财”的政策，加以限制。否则gguuoojiia虽然“强本趣耕，发 草立而无止”，还是不能避免“民犹若不足”的不良 后果的。

　　说本书对《货殖传》有所吸收改造，还表现在它 对“三归”一词提出了独树一帜的新解释上。“管氏有 三归”，本是《论语》最先记录的一个传统说法。司马 迁在《货殖传》中，把这句话和与经济有关的“富于列 国之君”的话联系起来。这比那些以“娶三姓女”（何 晏说）、“筑三台”（朱熹说）或地名（见《晏子春秋 内篇》）来解释“三归”的要合理得多。但究竟甚么是 “三归”？为什么有了“三归”，就可以“富于列国之 君”？司马迁并没有讲清楚。到了本书才破天荒地独树 一帜，把“三归”直截了当地说成是与扫除生产障碍有 关的所谓“归其三不归”的政策（《轻重丁》、《轻重 戊》）是一件事情。虽然它所提出的具体策略，如我们 在下篇所指出，未免近于幼稚可笑，但对于《货殖传》 来说，则不能不认为是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说本书对《货殖传》有所批判发展，只需举出下 列两点，就足以充分证明：

　　其一、对于“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论的针锋相 对的批判。──这一点，我们将在下篇专章详加说明， 这里暂不先赘。

　　其二、对于计然贵贱论的演绎和发展──本书最 津津乐道的一条基本经济规律，即《国蓄篇》所谓“物 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的供求规律，也是 从《货殖传》所记录的计然的贵贱论演绎发展而来。计 然说：

　　　　“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 ，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这是说 一切货物之价格，由货物数量与货数量之比例决定之 。货物数量或货数量发生重大变化，一切货物价格即 有涨跌。就是说货物量增加，价格下落；货量增加， 价格腾贵。反之，货物量减少，价格腾贵；货量减少 ，价格下落。这是第一点。但当货物腾贵时，人们看见 经营此一货物之企业得利独厚，故群起向这一企业投资 ，而卖者间的竞争以起。卖者既多，社会上需要此一货 物者并不因之增加，其价格必下跌。反之，由于价格下 跌，经营者见无利可图，又不得不纷纷改业，于是卖者 既少，而社会上之需要则仍旧未变。因此，又产生供不 应求的现象，其价格又必因之上涨。所谓“贵上极则反 贱，贱下极则反贵”的意义就是如此。这是第二点。以 上是说明货物价格贵贱的原因。从事商业之人了解了这 个原因，便可以想出应付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要 把眼光放亮些，手段放灵活些，时时刻刻观察市场情况 。看到物价上涨到了一定程度时，就应该马上出售，把 它看成粪土一样，不要爱惜。看到物价下落到一定程度 时，就应该马上买进，把它看成珠玉一样宝贵，不要错 过机会。这是第三点。但计然还只发明了这个规律的一 半，还只是就市场中物价涨落的自然现象加以利用。他 还没有意识到用人工制造物价贵贱的道理。到了本书， 则从“物多则贱，寡则贵”的自然规律，又进一步演绎 发展出一个“散则轻，聚则重”的掌握自然规律的人为 规律来，作为实施轻重政策的根据。所谓“散则轻，聚 则重”者，盖谓一切货物之价格，虽是由货物数量与货 数量之比例来决定，但事实上影响一切货物价格者， 并不是全国所有之货物量与货量，而只是出现于市场 中之货物量与流通于市场中之货量。至于储藏不用之 货，对于一切货物价格，则不发生任何影响。保存不 售之货物，对于一切货物价格，也不发生任何影响。这 样，运用“物多则贱，寡则贵”的原理时，便不必将全 国所有之货物量与货量，予以真正之增加或减少。但 需以“散”“聚”之手段，实行“敛轻”“散重”，使 流通于市场之货量，或待售于市场之货物量，依照客 观之需要而增加之或减少之，即可达到抬高或压低物价 的目的而有余了。本书各篇所提出的种种控制物价的方 案，除少数地方是利用自然规律外，其余大多数则都是 以人为规律为主。故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 一下，不得常固。”又曰：“衡数不可调，调则澄，澄 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 （用），故曰衡无数。”这种先用人工制造物价的涨跌 ，然后进而利用之的方法，对于计然的“贵贱论”，显 然是一个发展。这和本书在流通理论方面，主张“行流 ”、“持流”、“夺流”、“守流”、“受流”、“抟 流”、“战流”，是对计然的“财欲其行如流水”的 主张是一个发展，是一样的。这是社会实践的后来居上 的必然结果。假使司马迁果真见到本书，则他既能将计 然的学说予以记录保存，为什么对于比计然更发展了的 所谓“详哉其言之也”的《轻重九府》学说，却只字不 提呢？

　　（三）本书与《史记．平准书》的关系──和上 面所说的一样，我认为也是本书抄袭《平准书》。证据 很多。除上面已叙述过的汉武帝修昆明池一条外，其余 如有关“官山海”及“盐铁专卖”问题（《
海王》及《地数》）、三等制问题（《国蓄》、《 地数》、《揆度》、《轻重己》）、马政问题（《山国 轨》《地数》），就全从《平准书》抄袭而来。此外《 轻重甲》之“唯轻重之家为能散之耳，请以令轻重之家 ”，则是对《平准书》“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的模仿 ，《轻重丁》之“石璧谋”“菁茅谋”，则是对《平准 书》“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荐璧然后得行”的模 仿。《山国轨》之“官国轨”及“别群轨”，则是对《 平准书》“而桑弘羊为大农丞，管诸会计事”的模仿。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本书中所大力鼓吹的“无 籍赡国论”。实完全本之于《平准书》而非其所自创。 我们在上面就已论证过了。

　　其次，让我们来谈谈第二个堡垒──《盐铁论》 吧！

　　和《史记》一样，本书的财政经济乃至zhengzhi理论 和文字，也有很多与《盐铁论》相雷同。过去的学者差 不多都众口一词的说是《盐铁论》抄袭本书。但我个人 的意见却不如此。统计本书与《盐铁论》相雷同之处， 除上述三十个国名中的二十四个及各种汉人通用名词及 术语外，其最突出者，共有下列各段。兹列表如左：

　　　　《管子。轻重》与《盐铁论》同文一览表

　　上表所列，只不过是举其最显着的几条而已。实 则两书中互相雷同的地方，还可以举出很多。但就是在 这几条中，也就可以看出来两书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了。这里有几点，为我们所不可忽视的：

　　（一）《盐铁论》这部书，乃是我国历史上最有 名的一次封建统治者内部关于汉武帝一代“总论zhengzhi得 失”（《汉书。田千秋传》颜师古注）的大论战的详实 记录。它讨论的都是当代的现实问题。对于这些问题， 双方各持己见，营垒分明，有如冰□之不相容。但从上 表所列看来，本书与《盐铁论》相雷同者，属于代表封 建地主当权派之大夫（桑弘羊）及御史（桑弘羊属吏） 方面者共为七条，属于代表在野地主之贤良文学方面者 共为十条。而本书对于此等雷同之处，又可以分为下列 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即将两派意见合而为一，例如《山权 数篇》“禹水汤旱”一节，在《盐铁论》中，乃大夫和 文学两方面争辩之词。大夫方面只提到禹水汤旱，禹汤 以金铜铸赠民而止。至以三耕余一，九耕余三之原则 ，积蓄备灾，则是文学方面的意见。今本书则将双方意 见合而为一，并以之全属于管子。如果是《盐铁论》抄 袭本书，则在双方辩论时，不可能把管子一个人说的话 ，分为两段，而各自引用其一段。而且以庄山之铜铸 ，至汉文帝赐幸臣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见《史 记。佞幸列传。邓通传》）始有之。显是本书作者把两 派之言合而为一了。

　　又一种情况是全盘接受大夫方面的意见。如关于 反对“彊本节用”，以贫富为力不力之结果，“分土若 一”云云，及《国蓄篇》对于《错篇》之全文照抄等 皆是。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情况，就是无条件地全盘 接受了贤良文学方面的意见。

　　例一、“豫”字（除《轻重甲》“水豫”之“豫 ”及《国准》“
王数不可豫致”之“豫”外）在《盐铁论》中凡二见 ，皆文学所提，意思是说诳价。此乃贤良文学艳称之儒 家zhengzhi理想的特用术语。《荀子．儒效篇》云：“孔子 为司寇，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又《史记．循吏传》 云：“子产为相，一年……市不豫价。”本书对于“物 有豫”和“工商相豫”（二豫）也是坚决反对的，与贤 良文学主张完全相同。

　　例二、关于桀好女乐，战国秦汉时人本有此传说 。《太平御览》引《墨子》云：“桀女乐三万人，晨噪 闻于衢，服文绣衣裳。”又《
管子。七臣七主篇》也有桀、纣“材女乐三千人”之 语。但《七臣七主》下文又云：“遇周武王，遂为周氏 之禽。”是又以“女乐亡国”为“商纣”之事。而且两 处都没有说到伊尹。《盐铁论》说到了伊尹，但又没有 说到伊尹怎样利用女乐把“桀之国”灭亡掉。到了本书 ，在文学所说的基础上，用轻重理论来加以附会，这个 故事，才算有了新的内容。

　　例三、关于《轻重乙篇》“不如与民”一节，本 来是西汉前期自由zhuyi与干涉zhuyi两种经济思想斗争的 一个重要内容。从汉武帝一开始举办盐铁官营，就曾引 起了自由zhuyi学派代表人物董仲舒的“请盐铁皆归于民 ”（《汉书．食货志》）和司马迁的“故善者因之，其 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史记．货殖列传》）的“沮事之议”（《史记． 平准书》）。到了徐偃，则更进一步伪造天子命令（矫 制），让胶东、鲁国公开鼓铸盐铁（《汉书．终军传》 ），有计划地破坏zhoongyaang集权的统一的财政经济政策。在 盐铁会议时，贤良文学不止一次地旧话重提，但桑弘羊 却始终坚持并捍卫汉武帝的行之有效的干涉zhuyi经济政 策，对贤良文学的意见，全力反对。本书则提出了和桑 弘羊相反的主张，把采矿权和铸造权（伐山木，鼓山铁 ）都让了出来，仍由民营，而采取君三民七的比例分配 产品。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鉴于汉成帝阳朔三年（前 二二）和永始三年（前一四）先后发生颍川铁官亡徒申 屠圣等百八十人及山阳铁官亡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的 大暴动（见《汉书．成纪》及《五行志》）的影响（所 谓“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另一个是本书 作者素持“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见下篇）的理财 原则，所以就采取了这样的两种经济政策互相调和的政 策。这不是什么“与”与“不与”字面上的问题，而是 两个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的具体反映。也可以说是对桑 弘羊的财政经济政策的修正。据《汉书．货殖传》载， 武帝时代司马迁曾为之树碑立传的那些大商富贾，如蜀 卓、宛孔、齐之刁间，都由于“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 之入，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 不轨之恶”以致衰亡，而继之而起的，则为成、哀、王 莽时新出现的成都罗裒，雒阳张长叔、薛子仲，京师富 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纲、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 ，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之流。或则“为天下高訾”，或 则“訾亦十千万”，或则“五千万”，“其余亦皆钜万 ”。这些大概就是从董仲舒到贤良文学们所口口声声力 争要“与民”的“民”。在盐铁会议时没有得逞的，到 本书着者则自动地把它让了出来了！

　　例四、最后，特别值得注意的，莫过于《山权数 篇》“请问心禁”一段。本书各篇，基本上都是以财政 经济问题为讨论对象，独此处忽然提出了一个法律问题 。这明明是以《盐铁论》中御史与文学关于从商鞅变法 以来就已创行的“连坐法”之争论为背景。御史方面是 效果论者，认为“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 《诏圣篇》），故明君必须实行连坐法，才能“长制群 下而久守其国”（同上）。但文学方面，则坚持儒家的 唯心zhuyi的动机论，认为断断不能实行。故其言曰：“ 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 合于法者诛。”（《刑德篇》）双方争论，互不相下。 而其所依据之理论武器，在御史方面则为法家学派之商 、吴、申、韩（见《刑德》、《申韩》等篇）；在文学 方面则为儒家学派之《春秋》（见《周秦篇》）。商鞅 、吴起都是魏国人李悝的学生。申不害、韩非皆为韩人 。两者同属于三晋。《春秋》在汉初专指公羊，而《公 羊春秋》之始创者公羊高和汉初传《公羊春秋》之胡母 生，则皆为齐人（见《史记．儒林传》）。由此，可以 得出结论：其一，公羊之学始于汉景帝，盛于武帝。其 后宣帝提倡谷梁，谷梁之学乃代之而兴。但公羊学仍未 因之废弃。观王莽居摄三年（公元八）群臣奏言“《春 秋》‘善善及子孙’，黄帝之后宜有土地”，又天凤五 年莽曰“《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诛焉”云云， 则至王莽时，公羊学仍有法律效力，可以为证。其二， 公羊高虽为战国时人，但《公羊春秋》这部书，则至汉 景帝时始由其玄孙公羊寿编写成书（见徐彦疏引戴宏序 ）。以《春秋》治狱，虽始于董仲舒，而公羊学派与申 韩学派发生面对面的直接争论，则在盐铁会议以前实无 所闻。今本书着者用极其隐蔽而又简练之手法，将《盐 铁论》中双方争论之中心问题，概括之为对所谓“公过 ”问题处理态度之分歧。而对于争论之双方代表人物， 则概括之为“齐”、“晋”两派。故这里所谓的“齐” 、“晋”，既不是指春秋时代之齐国与晋国，也不是指 战国时代之齐国与晋国，而是指汉昭帝时代在盐铁会议 上发生直接争论之公羊学派与申韩学派而言。而着者在 这一点上，也完全是站在公羊学派一边的。

　　例五、除了以上各条外，本书还提到《诗》《春 秋》《易》等儒家经典，又不断提到“仁义”（《山至 数》三见，《揆度》二见，《
国准》一见，《轻重丁》一见），“礼义”（《山至 数》一见，《轻重甲》一见），“仁”（《山权数》二 见），“义”（《山权数》一见，《轻重戊》一见）， “慈孝”（《山权数》二见），“孝子”（
《山权数》二见），“礼节”（《轻重甲》）等儒家 道德教条。本来，所谓“义”“利”之辨，乃先秦儒法 思想斗争重要内容之一。孔丘讲“克己复礼为仁”，孟 轲讲“仁义”和“仁政”。《孟子》七篇，开头就提出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司马迁在《史记． 孟荀列传》中，虽是孟、荀并列，但对孟轲此一主张， 特别表示赞扬，证明他也是偏于孟轲这一边的。在盐铁 会议中，贤良文学开口仁义，闭口仁义，而桑弘羊，则 在其一百一十四次发言中，没有一次讲到“
仁义”两字。但到了本书，则把“仁义”“礼义”“ 礼节”“忠孝”等等，也从儒家那里接收过来，作为实 现其所谓“但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重要剥削手段 了。此种将儒法两家思想调和在一起的做法，在汉武帝 时就已经开始出现，到盐铁会议以后更是继长增高。汉 宣帝有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 书．元纪》）。特别在王莽时代，从利用儒家艳传的周 公居摄的故事作为幌子，乘汉统三绝的机会夺取政权， 至实施五均六管、恢复分封制度、井田制度及奴隶制度 等等，无一不以儒家经典如《周礼》《乐语》《论语》 之类为依据。班固所谓“莽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 义”（《汉书．食货志》）。又说“莽意以为制定则天 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 “莽诵六艺以文奸言”（《汉书．王莽传》），与此正 同。然则本书之成，不得在《盐铁论》以前，此又其一 旁证了。

　　（二）表中所列泰奢之数，在《盐铁论》中，乃 大夫方面之主要经济观点。盖大夫关于崇尚奢侈之议论 ，在《盐铁论》中，实数见而不一见。如《刺权篇》文 学指摘当时权贵家族之骄奢淫佚的情形云：“自利害（ 官）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 。……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 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骛，临 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 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 絺纻。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僭侈相效，上升 而不息。”又《救匮篇》贤良也说：“故良田广宅，民 无所之。不耻为利者满朝市，列田宅者弥郡国，横暴掣 顿，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大夫对于后者，只 是“勃然作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默而不应”。对于前者，则不仅未加以 否认，反应之曰：“官尊者禄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 德而子孙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广者鱼大，父尊者子 贵。……故夫贵于朝，妻贵于室。”可见贤良文学所指 摘，并非虚构，即大夫自己也是承认的了。但在本书中 ，则对于此项主张，严予驳斥。一则曰“非数也”，再 则曰“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这样，问题就出 来了。如果在盐铁会议时，本书已先存在，又使大夫方 面果得亲见此书，则对于本书着者批评此项主张之意见 ，不能熟视无睹，而贸然取人所批评为“非数”者作为 与论敌辩论之武器。且以管子所驳斥之人之意见作为管 子自己的意见，而称之为“管子曰”云云，这就和把杨 朱、墨翟、告子、许行等人的议论之为孟轲所驳斥者， 如“为我”啦，“兼爱”啦，“生之谓性”啦，“并耕 ”啦，都认为是孟轲的主张，都写在孟轲帐上，是同样 没有道理的。又两书相同之处甚多，但在《
盐铁论》中，皆不着“管子曰”三字。独此一处及《 本议篇》“大夫曰：管子曰：‘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 于财者，商工不备也’”一段有“管子曰”，而由今看 来，一则本书中根本没有这些文字，一则为管子所驳斥 之言论。因此，我颇怀疑《盐铁论》这两段文字，可能 是引自《管子》其他佚篇（据刘向自叙称《管子》书本 有五种，共五百六十四篇）。本书着者不同意大夫方面 之意见，故又用“泰奢”的名义，把它转引过来作为批 判的对象。这和《轻重乙篇》批判“彊本节用”的传统 说法时，也是将《史记．自叙》中司马谈称赞墨家学派 的“彊本节用”和《盐铁论。力耕篇》文学方面所主张 的“尚力务本”的意见引来加以批判是一样的。盖被批 判者之意见，必在批判者之前。如孟轲斥杨、墨，杨、 墨必在孟轲之先；荀子非十二子，十二子必在荀子之先 。这乃是古今着书之通例，本书也是不能例外的。

　　（三）上面说到《轻重乙篇》批判“彊本节用” 一点，如果孤立地来看，似难以使人相信是本书抄袭《 盐铁论》。但如果把同篇中下列几点联系起来看，问题 也就容易弄明白了。

　　一、“通货”一词的出现；

　　二、“壤列”制度中增加了所谓“兼霸之壤三百 有余里”一级；

　　三、在《盐铁论》“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 重”外，又增加了“天下多我寡”一句；

　　四、反对“山铁”官营，提出“不如与民”的主 张。

《国蓄》“通施”，《盐铁论》也作“通施”。本篇 独改作“通货”。而“通货”则是到王莽时代才有的。 分封制度，《孟子》、《王制》、《贾谊新书》、《春 秋繁露》、《史记》、《盐铁论》，甚至《
汉书．地理志》都没有所谓“兼霸之壤三百有余里” 一级。独本篇及《揆度篇》所言“千乘之国，中而立市 ，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与《汉书．刑法志》所载 “诸侯之大者一封三百一十六里”之说相符。证明此说 必系晚出。“天下多我寡”一句很重要。那是对《盐铁 论》的一个发展，这我们将在下面另行说明。至反对山 铁官营，乃汉成帝以后产物，而其所谓“善者不如与民 ”则完全是从《盐铁论》文学们的意见吸收而来，我们 在上面也已经论证过了。那么，是本书抄袭《盐铁论》 ，而不是《盐铁论》抄袭本书，也就不证自明了。

　　（四）特别有意义的，就是“汝汉之金”这句话 的问题。黄金出产于楚之汝汉，古籍中都没有说到，只 有《盐铁论》和本书才正式提了出来。《盐铁论》中虽 然只出现了一次，但这里有一个“今”字，最值得我们 注意。甚么是“今”呢？今就是现在，就是桑弘羊讲话 的时候。更具体地说，就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 举行盐铁会议的时候。这里明明告诉了我们，在汉武、 昭时代的对外贸易，不仅出口丝织物（纤微之贡），而 且还出口黄金（《史记．大宛传》张骞第二次西征时“ 所齎金帛直数千巨万”可证）。而黄金的主要来源， 则在汝汉水流域。本书没有直接说明“汝汉之金”的时 代，但它在《揆度篇》中，特别把“汝汉之金”，和“ 禺氏之玉”、“阴山之礝□”、“江阳之珠”，同列为 “海内玉七筴”之一。禺氏和玉发生联系，据王国维 考证，乃汉文、景间事。阴山亦至汉武帝大败匈奴时， 才收入汉代版图（见《汉书．匈奴传》）。而江阳之名 称，则直到王莽讬古改制后才由汉西陵县改名而来。可 见通西汉一代都是用的“汝汉之金”，而其下限，则在 王莽时代，这还能说是《盐铁论》抄袭本书吗？
 
 
 

论管子轻重中──关于管子轻重之理论 的体系

　　　一、轻重一词之起源及其涵义

　　　　“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 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权轻重以 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 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 重，于是有子权母而行，大小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 民失其资，能无匮乎？’王弗听，卒铸大钱。”

但细绎此文之意，不过是说大钱的分量重，小钱的分 量轻。其所谓的“轻重”，乃具体的表现在物质上的轻 重，与本书所谓轻重之为抽象的表现在人们心理上的轻 重者，内容完全不同。历史上开始用“轻重”一词，与 本书有同一之意义者，只有贾谊一人，贾谊谏汉文帝除 盗铸令使民放铸文云：

　　　　“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 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汉书． 食货志》）

这里所谓的“轻重”，已不是钱本身的分量大小的轻 重，而扩大为货物的多寡贵贱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的“ 轻重”。在贾谊以前，这种说法是没有的。但他还没有 把“轻重”一词和管仲联系起来。把“轻重”和管仲联 系起来说，是到司马迁才开始的。除我们在上篇所引述 的《史记》各条外，《太平御览》四七二“富”下引《 太史公素王论》也说：

　　　　“管子设轻重九府，行伊尹之术，则桓公以 霸。”

由于我们在上篇已经证明《史记》一书是本书取材的 主要来源之一，因此，本书命名为《管子．轻重》，是 从《史记》中窃取而来，也就无须多费笔墨了。至本书 提到的“自理国虙戏以来，未有不以轻重而能成其王者 也”，以及“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那 与《淮南子．修务篇》所谓“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 故为道者必讬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同是马克 思所指出的“召唤过去的亡灵来为自己效力”的一种作 法。当然，所谓轻重理论，决不是一个早晨就能够形成 ，而一定是经过很长的时间，逐渐积累起来的。我们只 要从书中所反映的汉代史实，从汉高祖起一直到王莽止 ，差不多可以找到近百条之多，也就可以看出，本书所 记载下来的许多卓越的有关财政经济的新见解，很难想 像是出于某一个时代、一个作者的创见了。

　　甚么是“轻重”呢？《史记》的注者说：“轻重 ，钱也。”又说：“轻重，耻辱也。”这是文不对题的 。从《轻重》诸篇综合分析，所谓“轻重”，实含有广 狭二义：

　　第一、从广义言之。本书有《揆度》、《国准》 及《轻重戊》等三篇，都采用讲古代史的方法来说明轻 重之策的重要性。而其具体内容，却不全同。这虽然是 由于三篇作者不是一人，故有传闻异词的现象。但这些 暂不管它，我们应注意的，是本书对“轻重”一词涵义 的具体说明，从“造六□”、“作算术”，到“树五谷 ”、“兴火食”、“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 ”、“逐禽兽”，“钻燧取火”、“封土为社”、“置 木为闾”、“疏江凿湖”、“修建城郭”、“立皂牢” 、“服牛马”、“用珠玉”、“合阴阳”等等，无不为“
轻重”的研究对象。可知凡是古代统治者所推行的政 治和经济措施，全被本书作者们概括在轻重理论范围之 内。

　　此外，轻重理论还可以应用于法律方面，如《山 至数篇》所谓：“恶恶来刑，善善来荣”，《揆度篇》 所谓“轻重之法”是。有时也应用到军事方面，如《事 语篇》所谓“无委致围，城肥致冲”，《轻重甲篇》所 谓“水豫”，及《轻重乙篇》所谓“素赏之计”等是。 有时又应用到教育方面，如《山权数篇》所谓“教数” 及“君□”等是。有时还应用到用金钱收买间谍，以倾 覆敌国，如《轻重甲篇》所谓“汤之阴谋”是。又《轻 重戊篇》云：“帝王之道备矣，不可加也。公其行义而 已矣。……天子幼弱，诸侯亢强，聘享不至，公其弱强 继绝，率诸侯以起周室之祀。”这样，“轻重”之涵义 ，竟扩展到用历史上所艳传的周公辅成王的故事，为王 莽篡国夺权制造舆论上去了。

　　第二、从狭义言之。据上面所分析，本书着者对 于轻重理论之应用，范围是很广泛的。凡是关于封建国 家的zhengzhi、军事、法律、经济、教育等等，都是他们的 重要研究对象。不过在总的精神方面，关于轻重理论的 应用，只是说封建gguuoojiia应通过运用“物多则贱、寡则贵 ，散则轻、聚则重”的供求规律，实行“敛轻散重”的 物价政策，以达到“无籍而赡国”即“不益赋而天下用 饶”的财政目的。换言之，就是要封建gguuoojiia自己经营商 业，采用商人所进行的不等价买卖的榨取的方式作为充 裕gguuoojiia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国蓄篇》云：

　　　　“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 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 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 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可得而平也。凡轻重之大利， 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 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

善者，指善于治理gguuoojiia或治理天下的人。委，积蓄。 施，放散。操事，把持、掌握、控制。●音晃，帏屏或 兵栏。这里借用为zheengffuu管制下的物价。这和“笼”字、 “章”字一样，都是本书在财政经济学上的专用术语。 财准平，指平准基金，犹唐、宋时的常平本钱。不变， 不波动。因为有平准基金在起作用，故万物虽有满虚， 也不会发生甚么波动。衡，秤。绝，断。重，轻重。秤 杆断了，轻重就显出来了。比喻失去了平准作用，物价 就会出现涨落。这是说人民所轻者，zheengffuu就应该买进； 人民所重者，zheengffuu就应该抛出。这和《揆度篇》所谓“ 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是一样的意思。此外，本书 作者认为任何货物的市场运动规律，都是轻则流散，“ 轻则见泄”；重则成为争夺的目标，“重则见射”。因 此，zheengffuu应付前一局势时，就得采取措施，酌量提高价 格，收购在市场上跌了价的某种货物。如此者谓之“以 重射轻”，也就是计然所谓的“贱取如珠玉”，白圭所 谓的“人弃我取”，桑弘羊所谓的“贱则买之”。反之 ，在应付后一局势时，就得以较低的价格，将所掌握的 某种货物，向市场抛出，使市场的价格趋于平衡。如此 者，谓之“以贱泄平”，也就是计然所谓的“贵出如粪 土”，白圭所谓的“人取我与”，桑弘羊所谓的“贵即 卖之”。作者所以这样主张，有两个目的：即一方面在 这种买进和抛出的过程中，zheengffuu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 “君有什倍之利”；而另一方面可以使货物价格接近于 适当的水平而不致过高或过低，“财之●可得而平”。 当然，要实现这一总的方针，不能为无米之炊，而是必 须有雄厚的平准基金即“财准平”，才可以“长袖善舞 ”的。这样，《国蓄篇》下文所谓“万钟、千钟之藏” ，“藏繦千万、百万”，便成为必不可少之举了。

　　　二、轻重理论中的若干基本原则

　　第一，视时立仪──这是本书《国准篇》提出来 的。本书着者是相信历史进化的观点的。认为历史是不 断向前发展的。时代在变化，社会上的事情也在不断地 变化。因此，各种制度和措施，也必须不断地根据变化 发展了的现实情况来制订，绝不能因循守旧，至死不变 。更不能预先主观地为未来画出一个框框，把自己的手 脚束缚起来。所以说：“国准者，视时而立仪。”又说 ：“王数不可豫致。”（《国准》）这是对古代经济学 家商鞅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商君书．更法》），韩非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 变”（《韩非子．五蠹篇》）和桑弘羊的“射者因势， 治者因法，虞、夏以文，殷、周以武，异时各有所施” （《盐铁论．大论篇》）的历史进化观点的继承和发挥 ，也是对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 仲舒传》）与贤良文学的“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 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盐铁论．刑 德篇》）和王莽的“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义”（ 见上篇）的复古zhuyi思想的有力批判。当然，历史是不 能割裂的。过去历史的一切文化遗产，是可以而且应该 批判继承的，但不能不问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 搬来，而应该采用那些与当时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 收对当时有益的经验。所以说：“兼用五家而勿尽。” （《国准》）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本 书着者主张继承法治思想的。特别是发展了荀子、韩非 、桑弘羊等反对“诬能”的主张，对那些“自言能为官 而不能为官”的人，上自“司马”，下至“
重门击柝”者，都分别制定了从“shaa其身以衅其鼓” 或“衅其社”，直至“□以为门父”等具体法律条文。 这显然比汉宣帝的“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又前进了一 步。但他们又认为谨有法还不行，还得先从经济上入手 ，把经济搞好，特别是要做到“均齐贫富，裁有余以补 不足”，然后法治才能顺利进行。所以说：“法令之不 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不能调通 民利，不足以语制为大治。”（《国蓄》，《揆度》略 同。）这是本书着者对法家学派所谓“君臣上下贵贱皆 从法，此谓为大治”（《管子．任法篇》）的法治说的 批判继承。他们对于调通民利，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讨论 。一则曰：“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 调民事”，即“不能以为治”（《国蓄》）。再则曰： “故为人君不能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君虽强本趣 耕，发草立而无止，民犹若不足也。”（《轻重甲》 他们对农民起来暴动对统治者不利，是比较有清楚的认 识的。认为农民之所以要起来暴动，是由于“谷地数亡 ”、“谷失于时”，而“君之衡籍而无止”所引起的。 因此，再三提醒封建统治者不要随时“作功起繇，赋敛 无度”，激起农民的不满，等到发生了暴动，又用武力 去加以镇压。如果这样，便是等于自己和自己打仗（“ 谓之内战”──《巨（荚）乘马》），或者等于自己屠 shaa自己的人民（“中内摲民也”──《揆度》；“则是 下艾民”──《轻重甲》）。这些都和他们始终坚持“ 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事语》及《轻 重甲》）的唯物论观点与针对着它所处的时代即王莽时 代的社会背景来对症下药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与天壤争”──这是本书作者在财政经 济理论上提出的一条最精采、最有进步意义的基本原则 ，是《轻重乙篇》提出的。“
与天壤争”者，天壤即天地，争即斗争。但于此有应 注意者，即此处之“与天壤争”，与今日之“和天斗” “和地斗”，亦即maozedong同志所号召之“向自然界开战 ”（见一九五七年六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十三页）有其本质上的区别。 后者是说劳动人民以自力更生之革命精神，敢于和天地 自然进行斗争，敢于向天地自然要粮食要财富，为人民 增进福利。而前者则是指万物虽有毁败消耗之时，然天 地则仍生生不已。他从无数自然现象中，看到了“海出 泲就是煮盐的卤水。原文与《轻重甲》 篇皆误为“沸”，此据下文及《地数篇》改。无止 ，山生金木无息，草木以时生，器以时靡弊，泲水之盐 以日消”，从而得出万物生生不已，“终则有始”的结 论。故坚决反对在自然界面前无所作为、消极等待的所 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思想，大胆提出“与 天壤争”和“与天壤同数”（《山至数篇》）的豪迈口 号。所谓“与天壤争”“与天壤同数”，就是说善为天 下者，必先通于“终则有始”的道理，而继续不断地施 行其轻重之策。天地出泲无止，则轻重之策亦随之而无 止；天地生金木无息，则轻重之策亦随之而无息。此正 结上文“天下之朝夕终身不定”之意。这比荀子的“制 天而用之”（《荀子．天论》）和“
天地之生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荀子．富国篇 》）的光辉唯物论思想又大大地跃进了一大步。

　　第四，“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这是《轻重 甲篇》根据久已失传的古书《道若秘》中的格言提出来 的，可以说就是本书作者的中心主张。“聚”即“聚则 重”之聚，就是把货物聚集在自己手中，以便进行贱买 贵卖。这是说直接从事生产活动，所获收入，不如通过 囤积居奇的方式所获利润之大。此种情况，在古代大都 如此。商鞅、桑弘羊曾先后指出农民劳动，“最苦而赢 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
《商君书．外内篇》）及“富在术数，不在力耕”（ 《盐铁论．通有篇》）。司马迁也说：“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史记．货殖列传》）下至十七世纪时，威廉配第也有 “……制造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比制 造业多得多”的话（见所着之《zhengzhi算术》，商务印书 馆一九六０年初版第十九页）。与此处所言可谓巧合。 但这种巧合，只限于形式。至其所代表之阶级实质，则 大有不同。威廉配第处在封建生产方式崩溃、资本zhuyi 生产的第一阶段，故其所谓工商业者，是指新兴之资产 阶级而言。商鞅、桑弘羊、司马迁及本书作者虽同处于 封建地主经济前期或中期，而其间又自有区别。司马迁 是自由zhuyi经济学派，故主张此种赢利最大之工商业， 应由私人即富商大贾自由经营。而商鞅、桑弘羊及本书 作者，则皆属于封建地主经济初期或中期之干涉zhuyi经 济学派代表人物，故其对于此种赢利最大之工商业，主 张应收归封建gguuoojiia实行管制或垄断。这一点是我们首先 要弄清楚的。

　　第五，决定物价贵贱的几种不同因素──这里又 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自然的，另一类是属于人为 的。自然的因素为：

　　甲、年岁的丰歉──如“岁有凶穣，故谷有贵贱 ”（《国蓄》）及“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二 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什倍”（《揆度》）是。

　　乙、季节的影响──如“故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 ，已得四者之序，发号施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 物不得有常固”（《轻重己》）是。

　　人为的因素，则为：

　　甲、囤积的作用──如“聚则重，散则轻”（《 国蓄》），“谷一廪十，君常操九”（《山国轨》）及 “藏则重，发则轻”（《揆度》）是。

　　乙、政令的缓急──如“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 ”（《国蓄》），“令有徐疾，物有轻重”（《地数》 ），“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地数》）是 。

　　第六，谷、、万物三者之间的轻重对比关系─ ─

　　甲、货购买力之高下与万物价格之高下成反比 例。如“财物之赀，与高下”（《乘马数》），“彼 重而万物轻，轻而万物重”（《山至数》）是。

　　乙、在货与万物间的相对关系中，由于谷物是 “独贵独贱”，不包括在万物之内，故谷与万物之间也 形成一种对比关系。如“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 ”（《乘马数》），“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 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国蓄》）是。

　　丙、谷物既不包括在万物之内而是“独贵独贱” 的，所以它和货也形成一种对比关系。如“故粟重黄 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轻重甲》）是 。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有人谓“管子分析货与万 物的轻重关系时，谷物是包括在万物之内的”，这似乎 是误解。因为《乘马数》篇明明说过：“谷独贵独贱。 ”如果包括在内，怎么还能说是“独贵独贱”呢？至谷 何以能独贵独贱？也不难理解。在古代农业社会中，谷 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它是人生之所必需，所以说：“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国蓄》）又说：“凡五 谷者，万物之主也。”（《国蓄》）因而在一定时期， 还可以取得“以谷准”（《巨（荚）乘马》《山国轨 》）的资格。这样，人们要把它和货一样的来看待， 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第七，劳动与财富的关系──《揆度篇》云：“ 君终岁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宫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 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赐之。”这和韩非所说的“今夫 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 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 ，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韩非 子．显学篇》）及桑弘羊所说的“共其地，居是世也， 非有灾害、疾病，独以贫穷，非惰则奢也；无奇业旁入 而犹以富给，非俭则力也”（《盐铁论．授时篇》）， 同是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表面上看来，好像也 有道理。但实际上，则如马克思所已经指出过的：

　　　　“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它财 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 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作奴隶。”（《哥达纲领批判 》）

也就是说，在剥削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条件之下， 要想光靠自己的劳力来避免贫困和发家致富，是绝对不 可能的。因而这一原则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第八，国际间的轻重关系──轻重原则在国际间 的应用，其主要目的有二：一在保持本国的重要物资不 使外流。所以说：“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 吾泄矣。”（《山至数》）一在吸收天下财物使归于我 。所以说：“天下之宝壹为我用。”（《地数》）又说 ：“故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 。”（《轻重甲》）大抵本书作者之对外贸易政策，与 中世纪欧洲之重商派及近世之资本zhuyi者所持之见解实 大有不同。后两者之对外贸易政策，皆以出超为其主要 之目标，故往往竭其全力以奖励本国货物之输出。而前 者之对外贸易政策，则除在少数之特殊情况下可以将某 种货物大量输出，如《山至数篇》之“漏壤之国”，推 销“雕文梓器以下诸侯之五谷”，《地数篇》与《轻重 甲篇》之以高价推销海盐于梁、赵、宋、卫、濮阳，而 吸收其黄金，及《轻重戊篇》之以高价推销五谷于所欲 征服之鲁、梁、莱、莒、楚、代、衡山等国外，其余则 一律以输入外国之货物为重。如《海王篇》之“因人之 山海，假之名（若）有海之国雠盐于吾国”，《地数篇 》之“人来本（国）者，因吾本（国），食吾本（国 ）粟，骐骥黄金然后出”，《轻重甲篇》之“高杠柴池 ，以致天下之牛马”，《轻重乙篇》之“为诸侯之商贾 立客舍，使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及《轻重丁篇》所 谓“石壁谋”“菁茅谋”者之吸收“天下诸侯之黄金、 珠玉、文采、布帛”等等，无非抬高物价，奖励输入之 具体表现。盖在农业经济时代，各国国内生产皆不发达 ，货物需要超过供给。故货物输入愈多，则其国度愈富 ，而国力亦因之而愈强。但是，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呢？ 作者也提出了以下的两条原则：

　　甲、最起码的条件，必须使本国的物价水平和外 国看齐。《乘马数篇》所谓“乘马（计算、计划）之准 ，与天下齐准”，《山权数篇》所谓“重与天下调”， 《地数篇》所谓“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 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轻重丁篇》所谓“天下高 亦高，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都是这个 意思。

　　乙、要经常保持“天下轻我重”的局面，以免本 国财物外流而利于吸收外国财物的不断输入。《揆度篇 》云：“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 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 。我动而错之，天下即已（泄）于我矣。”《轻重乙篇 》云：“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 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就都是这一条原则的说明 。惟这里有两点应该注意。其一，所谓“有以重至而轻 处者”，“处”就是“不去”的意思，与上面“去”字 互为对文。这是说天下之物，虽因价贵，纷纷而来；然 及其既至，或因到货太多，或因zheengffuu忽于此时有意识地 将旧藏之货物大量抛出，供给超过需要，价格自会低落 。而货主为免除往返运输之损失，不得不减价出售。物 本为重至而轻去者，今则虽以重至而轻亦留而不去。此 法古人应用之以赈救灾荒而获其效者颇多。如宋神宗熙 宁中，赵抃知越州。两浙旱蝗，米价踊贵。诸州皆榜道 路，禁人增米价，人多饿死。抃独榜通衢，令有米者任 昂价粜。于是米商辐协，米价顿贱，而民无饿者。就是 一个好例。其二，所谓“天下多我寡”这句话，是《盐 铁论》中没有说过的。《盐铁论．力耕篇》只提到“天 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这里却在两句之外，又 增加了“天下多我寡”一句。《力耕篇》只提出了原则 ，这里则补充了一条体现原则的具体措施。这显然是一 个发展。但所谓“天下多我寡”，并不是要把国内已有 的货物尽行销毁，有如美国加里福尼亚州阿特西亚牛奶 公司将三万八千多加仑的鲜牛奶倒进臭水沟里。（见一 九七四年九月四日《人民日报》谷雨：《牛奶为什么倒 掉？》）而是设法把它控制起来，不让它在市场上流通 。《山至数篇》云：“吾国岁非凶也，以藏之，故国 谷倍重，故诸侯之谷至也。”以藏之，流通于市场者 就只见其寡，不见其多了。

　　第九，具体运用轻重原则时的几个先决条件──

　　（甲）要“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上已说 明本书作者认为封建gguuoojiia的号令之缓急，可以变动物价 。《国蓄篇》又说：

　　　　“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 之贾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二。

　　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半。朝令而夕具 ，则财物之贾什去九。”这是说人君征收过急，就会影 响物价。如果征的是货，则农民为了换取货以完成 纳税任务，就不得不急于把农产品卖出。这样农产品的 价格就会降低。规定纳税的期限越短，商人的压价也越 厉害，商品跌价的现象也越严重。此外，gguuoojiia如果急征 某种物品时，这种物品也会涨价。恩格斯指出：

　　　　“收税的日期到了，农民必须有货。商人 愿意给什么价格，农民就会凭什么价格出卖他们的产品 。”（《资本论》第三卷第九四六页恩格斯补注）

正因为号令有这样的作用，所以本书作者特别重视号 令，主张“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国蓄》），主 张“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山国轨》）。通过号 令，改变货物的轻重关系，时而使谷在上，在下；时 而使在上，谷在下；时而谷重轻，时而谷轻重。 人为地造成物价“相什而相伯”的剧烈波动，进行贱买 贵卖，大作其投机生意，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商业利润。 《山权数篇》所谓“君以令为权”，就是这个意思。

　　（乙）要把贫富予夺之权完全掌握在封建统治者 手中，但又须建立在使人民不易觉察的基础之上──这 是本书作者对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最特别的观点。他们在 社会上发生贫富不均的原因问题上，也和司马迁一派自 由zhuyi经济学者的意见一样，都认为是智愚巧拙不同， 也就是知识上的不平等的结果。所以他们都有所谓“巧 者有余，拙者不足”（《史记．货殖传》和本书《地数 篇》）的说法。此种观点，虽有倒果为因的错误，但对 于儒家所散布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可 以说是一个有力的批判，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而且他们 虽然从这个观点出发，却不同意司马迁的“贫富之道， 莫之夺予”的结论，而采用了干涉zhuyi经济学者商鞅主 张的“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 贫，国彊”（《商君书．说民篇》）和尹文子主张的“ 故古之为国者，无使民自贫富，贫富皆由于君，则君专 所制，民知所归矣”（《尹文子．下篇》）的意见，要 求把贫富予夺之权，完全掌握在封建统治者手中。所以 说：“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 ”（《国蓄》）又说：“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 天下。”（《揆度》）又说：“故夺然后予，高然后下 ，喜然后怒，天下可举。”（《轻重乙》）当然，这里 所谓的“夺”，并不是要剥夺富有者的财产以实行均富 。本书作者在贫富问题上，也充分发挥了商人的本性。 其所谓“夺”，基本上是指封建gguuoojiia运用轻重之筴以防 止富商大贾和高利贷者的乘机获取暴利。也就是说要把 这些暴利从富商大贾和高利贷者手中“夺”过来，归封 建gguuoojiia所独占。这就是所谓“夺”的内容。至于“贫能 予”的“予”，也不是白白地把财物送给贫者，而是通 过“贷放”的方式即“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 。总之，本书作者提倡“富能夺”，表面上似是反对兼 并，但实际上并没有取消兼并，只是把各个商人的兼并 转化为封建gguuoojiia的兼并罢了。

　　因此，本书作者所谓的“夺予”，是建立在使人 民不易觉察的基础之上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国蓄篇 》说：“夫民者信亲原作亲信，误，据 文义改。信亲，信服对他亲爱的人。而死利，海内 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 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轻 重乙》略同。）此如《海王篇》所谓“今吾非籍之诸君 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 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筴，则百倍归于上 ，人无以避此者，数也。”从表面看来，把盐卖给人民 ，是对人民有所赐予，而实际上是把高额赢利加在盐价 之中。是夺之于无形，使他们看不出来。当然，所谓“ 百倍归于上”，对人民进行的剥削是很沉重的。但是， 应该指出：第一，本书所说的各种数字，只是为了加强 说明轻重之筴的利益之大，并不是财政上具体的决算数 字。与《盐铁论．非鞅篇》大夫说商鞅“外设百倍之利 ”的“百倍”二字，性质完全相同。有人把“百倍”改 为“自倍”，是错误的。第二，把这些利益归入到封建 gguuoojiia手中，总比让“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 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端坐而民豪”（《盐铁论。禁 耕篇》桑弘羊语），要有限制一些。

　　（丙）要在货物未生产前就进行安排，这就是所 谓“守始”（《
乘马数》）或“操始”（《揆度》），也叫做“守物 之始”（《轻重丁》），又叫做“国轨：布于未形，据 其已成”（《山国轨》、《山权数》、《轻重丁》略同 ）。此如“置公”于五谷未登之前，“置券”于“女 贡织帛”未成之前，而据守之于已登已成之后。若等到 已登已成之后，则必为富商大贾和高利贷者所乘机占有 ，虽欲与之竞争也来不及了。

　　（丁）物价不宜求其永久稳定，要“使物一高一 下”，才能获利无穷──本书作者虽主张掌握货以平 衡万物之价格，但并不要求万物价格之永久稳定。与此 相反，他却主张“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 常固”。这是本书价格理论的基本精神。这里所谓“高 下”，兼含有两种性质：一指地区性之高下，如《揆度 篇》所谓“故守四方之高下，国无游贾，贵贱相当，此 谓国衡”是。一指季节性之高下，如《轻重丁篇》所谓 “王霸之不求于人，而求之终始，四时之高下，令之徐 疾而已矣”是。这两者对于封建gguuoojiia都是有利的。所以 说：“举国而一则无赀，举国而十则有百。”（《轻重 丁篇》）又说：“故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得四者之 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 。”（《轻重乙》）

　　　三、体现轻重原则的两个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