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海拾贝-[落鸿孤烟渔樵话——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杂想　/苏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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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落鸿孤烟渔樵话——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杂想　/苏炜
落鸿孤烟渔樵话--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杂想作者：苏炜 [关於张爱玲与胡兰成]落鸿孤烟渔樵话(上） ————关於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杂想苏炜　　　生死对於张爱玲的吊诡　　当年鲁迅死时有一句著名的悼亡诗，曰：有的人活著，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著。由此想及张爱玲，却并非为“虽死犹生”一类的俗想，实在是它吻合了生死对於张爱玲的吊诡。听说当初张爱玲的死讯传回北京，内地文坛许多人士的第一个反应即是：怎么，张爱玲原来还活著？一九八二年我在加州大学第一次读到《金锁记》，听葛浩文教授说张爱玲就住在洛杉矶，我吓了一跳：张爱玲不是死了好久了么？记得我曾读过好几种“纪念专辑”一类文字的。近读内地编的《张爱玲文集》，其封底就是一幅线描的仰脸闭目的女性侧脸《遗像》(恐是张爱玲当年亲自画的小说插图)，其中张写於一九八三年的《惘然记．序》提及：“最近有人也同样从图书馆里的旧期刊上(将它)影印下来，擅自出书，称为‘古物出土’，作为他的发现，就拿我当北宋时代人一样，著作权可以径自据为己有。口气中还对我在本书里收编了几篇旧作表示不满，好像我侵犯了他的权利，身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盗窃罪似的。”可见当时，中国内地上专事“张学”的人，早把张爱玲视为“黄泉知己”了。若干年前香港据张小说拍的《红玫瑰白玫瑰》，其字幕旁白的处理方式，就直令观众有“古物出土”、“故人名言”之感。这种“虽生犹死”的现象发生在张爱玲身上，似乎很经常也很平常。不说是她本人著意图谋的(从上文看，不确)，一般的说法，除了以往内地文学界“非文学因素”(王朔语)的刻意遗忘之外，至少，是张本人那种数十年杜门谢客、遗世独立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吧。平素里我很少关心“作家动向”、“作家行止”之类的佚闻，在我感觉里的“死亡意象”，对於张爱玲，主要来自於她的作品。　　作为小说家，张爱玲确是一出发即踏上巅峰、一出手即成经典了。今天重读《金锁记》与《倾城之恋》诸文，把它放在“五四”以来任何一位“经典作家”的名著之林，只有“谁能企及”的问题而不存在“ 是否逊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的问题。难怪早在五六十年前，傅雷就称之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了(见傅雷《张爱玲的小说》）。不错，张爱玲仿了不少《红楼梦》的句式，你在今天台湾几乎任何一位成名作家的文字里，也都可以读到不少熟口熟面的“张爱玲句式”。内地作家则是另一番样貌：你从今天苏童、格非、叶兆言、须兰等人的作品中，简直处处都可以读出“张爱玲”。苏童就曾一再为此抱怨说：他在写《妻妾成群》以前，从未读过张爱玲，谈不上受张的影响。我曾当面向苏童求证过这个看法。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正如写大家族的兴衰存亡，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北京人》等等，无人逃得脱《红楼梦》却无人可及曹雪芹一样，写旧时代庸常男女的庸常恩怨，从题材、主题到人物、氛围——末世情怀，洋场懒梦，旧人旧物，死亡败德，张爱玲一下笔就把它写透了，写尽了。　　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一出，仿如文学上的一记死吻，後人在相近的题材内便很难逃出它的“死亡之相”了。连同张爱玲自己，日後无论创作与人生，也都被那种深刻的“死相”所笼罩住了。如同西方的玛丽莲．梦露、猫王、詹姆斯．甸，正在巅峰、死在盛年而愈为世人迷恋的道理一样，我敢说，张爱玲设若死在二三十年前，其作品的魅力至今不会稍减。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张爱玲似乎从来不怕死，在她的文字言谈里，“死亡”於她也从来不成为一个诅咒的字眼——她选择的，本身就是一种如同死亡一样孤绝的生存方式，以及如同她的生存方式一样孤绝的死亡。就这一个意义而言，张爱玲数十年的“虽生犹死”，就是一部世间难得罕见的奇书。就死亡、末世、畸异、虚空等等意象的营造来说，惟一超过了她以往作品所提示的高度的，就是张爱玲自己的生命现象本身。据在内地经营书店的朋友告诉我，自张爱玲逝世以来，张爱玲的书始终是国内书市中文学类书的热卖品。更不必说，台、港、海外华文界持续多年不衰、每因偶事触发便升温的“张爱玲热”了(不久前，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教授夏志清在香港杂志连载刊发了他与张爱玲之间的数十封通信，就曾引起过文化界相当的关注)。　　张爱玲，因为她的死，反而重新真正地在她久违了的现实世界——尤其在中国内地，活生生、泼剌剌地活了过来。她的作品、她的装扮、她的为人行状，甚至她修补过的牙齿以及丢弃过的垃圾(曾有仰慕者根据她的牙医记录和丢弃的垃圾追踪她的行踪)，都纤毫毕见地活现在读者面前了。记得有几天夜里读张的《传奇》——《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诸文，久久浸淫在已死的张爱玲的早已死去的世界里。忽然又从《张爱玲文集》中读到她写於1980、1990年代的文字，读到她谈内地“伤痕文学”、谈芭芭拉．史翠珊的歌，特别是提到自己也熟悉的身边的人和事——比如美国 NBC电视台的节目、曾在哈佛教授中国古典小说多年的美国汉学家韩南等等，这种忽然被强行拉近的距离蓦地让我生出一种恍惚，觉得张的活著的魅影就坐在我的书房里，好像还是由龙应台陪著她一起来的，正和我促膝细论著红尘俗世间的营营种种。——张爱玲究竟是活著还是已经死去？她的扑朔迷离的生命与文字，又营造出另一个真假魅惑的世界了。　　　　张爱玲的意义，又绝非一个叙述魅力这么简单　　都知道张爱玲的文字功力了得。我时时觉得她的文章是写在针尖、dao尖和舌尖上的，犀利，爽亮，细碎，嘈切。翻开《传奇》，随便拈出几个句子，在在都是顺手拈来却凡人难及的。台湾作家张大春曾在读完《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以後，盛赞苏童是“张爱玲以後最具有叙述魅力的一支笔”(大意)，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於苏童的近乎“溢美”的至高评价。可见，张爱玲的“叙述魅力”，是多年来两岸新进作家们心仪的一道高标杆。就文字触觉的飞扬灵动而论，斗胆地说，张爱玲，恐怕是曹雪芹之後，汉语文学中最具有叙述魅力的一支笔了。我自己，读张爱玲的小说如同读《红楼梦》一样，可说是又爱又恨。爱读，怕读，文字的诱惑力太大，怕一不小心就染出一笔的“曹味”与“张味”来——虽然“张味”即自“曹味”而来，却又自成一种大格局了。太雷同什么伟人的“味儿”总是要让人生厌的，张爱玲小说中某些太像《红楼梦》的句式也如是。仿走了眼的“张味”最容易沦为“文艺腔”，我在台港作品中读到许多诸如 “她那苍凉的背影”、“你是我今生的传奇”之类的句子就禁不住要皱眉头。前些年我对《废都》一直无法喜欢起来有许多原因，技术上，就在於它太多的“伟人味儿”、“名著味儿”。“五四”以来，运用汉语白话文写作而语言技巧上乘的作家其实是不多的。不同背景的人们可以举出鲁迅、沈从文、朱自清、白先勇或者汪曾祺等等，但是愈到世纪之交——汉语白话文的写作历史刚刚贯穿了过去的一个世纪，现代汉语史就愈来愈难忽略她——张爱玲。我想，张爱玲的意义，又绝非一个文字技巧、“叙述魅力”这么简单了。　　“个人即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 ”张爱玲这一段话，原是写在一九四六年再版的《传奇》前言中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被著名评论家、哥大教授王德威在他那篇评论苏童、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一文引用过以後，已经成为世纪之交众多关於中国社会“世纪末”现象讨论中被广泛引述的、“定义性”的文字。若说“前卫”，在世纪的中叶就点透了末世的荒凉，确是“前卫”之至了。出身满清官宦世家的张爱玲，对朝代更叠之间一个古老文明的走向毁灭，有一种逼在眉睫的恐惧，更有一种洞烛机先的预言。今天一般人印象中的张爱玲，容易把她归入“闺房作家”一类。写庸常男女之间的勃蹊，大的悲愁之下的小计算，她确是落笔精微而处处生彩的。但张爱玲笔锋间常有一种史笔，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人间世”的况味，一股犀利逼人的须眉大气，却容易被人忽略。读《倾城之恋》，范柳原指著海边那段斑驳的灰墙说的那段话：“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傅雷曾赞叹道：“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同上引傅文)在香港轰炸的夜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一片荒芜废墟间拥被度夜，这堵墙的意象再一次出现。有了这堵墙，张爱玲在白、范各怀心绪、缠绵悱恻的爱恋纠葛中便托出了一个大的背景，使得终篇那段“伟岸”的文字有了依托：“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著，跟著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下去。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忽如奇峰突起而又举重若轻，文气至此陡见天苍地白却又戛然而止。让人读来一唱三叹，真是过瘾无比。顺及，张爱玲爱听戏，特别爱听粗厉狂野的西北高腔“蹦蹦戏”，这恐怕也是超乎一般人想像的。读张的小说，其峰回路转、疏密张弛的节奏韵味，是很让人有听老京戏中言派老生、程派青衣一类的享受的。　　　　张爱玲与左翼文坛的一段公案　　张爱玲一再声明过她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过政治”。她的稍具“政治倾向性”的作品《秧歌》与《赤地之恋》在她的作品中非属上乘之作，她自己也屡屡表示不以为意(但今天读来，我以为，仍旧属於同类题材中独具人性深度的作品)。其实，那些写於刚刚逃离劫难的文字，不过是她一贯的对“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政治的还是哲学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余烬录》，一九四四年)，作一次文学上的明确拒绝罢了。这与她在小说走红的当时，便对“高高坐在上头，手执鞭子的御者”的“理论关怀”的拒绝是相一致的。张爱玲是一个不愿意接受“指导”的人，同时也无意为任何的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派、人群做代言，其中也包括“ 非共”、“反共”的一派。在不久前夏志清整理公布的他与张爱玲的通信中，张曾提及：五六十年代间，张爱玲在美国为《金锁记》等作品的翻译出版奔波，曾遭遇多家出版社的退稿。有出版商云：这些作品如此揭露中国传统家庭的黑暗，不就像是communistgcd的宣传吗？张在信中愤然道：就像鼻烟壶、小脚之类，他们欣赏的，正是我要撕碎的(大意，见《明报月刊》2000年连载)。可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把张爱玲视为一个“反共作家”，不管是出於善良的用意还是贬损的目的，都是对张的曲解和低视。　　在日伪沦陷区的上海，张爱玲忽如一颗文学彗星骤然照亮了当时寂寞的文坛，曾引起过左翼文化阵营特别而善意的关注。上引的傅雷文章便是其中之一。垄灵、夏衍等人出於当时“进步阵营”的道德感和责任感，甚至曾经为张爱玲“设计”过她的文学道路，比如“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等等(见垄灵《遥寄张爱玲》）。张爱玲则一直用一种委婉而决断的方式，对这种“关怀”表示敬谢不敏。今天对照著重读张爱玲回应傅雷批评的那些文字，你不能不承认，年轻的张爱玲在当时对於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与文学的定见上，实在又比苦口婆心劝张爱玲写“英雄”、写“悲壮”的傅雷，要深刻、明晰许多，完全是站在另一种人性高度，在另一个话语层次去思考问题了(客观地说，傅文在左翼文评中，又算极难得的温和恳切之作了)。我甚至怀疑：当时 “关怀”张的左翼作家们是否读懂了张文都是一个问题，因为据垄灵《遥寄张爱玲》的看法，认为张回应的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很不礼貌”。实际上，张爱玲的这篇《自己的文章》，不但写得礼貌而且大度，是一个成名作家坦诚剖析自己的文学观和人生观的严肃文字。只不过，她对“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的认识，她对“时代却影子似的沉下去，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的观感。　　今天回看张爱玲与左翼文坛的那段公案，你真不敢设想，如果张爱玲接受了左翼前辈们“发自内心” 的“关怀爱护”，把小说集《传奇》诸文压到“开明书店”的箱底，以待“河清海晏”再发表，会是怎样的一种结果。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张爱玲”一定已经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张爱玲了，甚至也不会是丁玲(丁玲的经历就够“恐怖”的了)，恐怕光凭“爱穿奇装异服”一条(更别提“汉奸文人”了)，就足够让她“背过气去”好几回。连当日翘待“河清海晏”的垄灵日後都感慨：“张爱玲留在内地，肯定逃不了( 文革)，完全没有必要作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为此代她庆幸。”(同见《遥寄》文)。只是这“无谓牺牲” 一语，放在本文讨论的语境之中，显得有点滑稽。　　重读张爱玲，还让我再一次确认了自己向来的固执：在艺术范畴，形式永远大於内容，高於内容。“ zhuyi”是没有意义的，“个性”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当年傅雷对张爱玲一片苦心的开导规劝，关於 “技巧对於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关於“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关於“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等等，都不能不说是言深意确之语。但是，我又深自庆幸张爱玲的我行我素，从一开始就答曰：NO！一以贯之地那么“技巧”、那么“狭窄”、那么“词藻光芒”地写著，活著。多少年过去，今天谁能说，文学中与人生中的张爱玲，缺乏“深度”与“实质”呢？深度已经内化在“张味”十足的形式(包括生存方式)之中了，而“张味”也成了张爱玲小说的“实质”本身。从“ 正确”与“不正确”的角度去讨论文学是笨拙的。且不说，那些内容一贯很正确的作家及其作品，大多是一些乏味的写作，今天早不知道消散到哪儿去了；同理，有些内容“正确”得让人乏味生厌的作品，设若形式上乘，便仍有可能具备高於内容的美感魅力。“文革”样板戏中今天仍让人琅琅上口的那些唱段和片断，即是一个例证。——形式，就是这么一种古怪的，“不好惹”、“大不吝”的东西。由此，回看今天汉语文学中对於许多争议话题的讨论，也许有助於我们增添一点除了“正确”之外的视角与眼界吧？落鸿孤烟渔樵话(下）——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杂想苏炜　　　　　　　　　关于胡兰成、“颓废”及其它　　谈到“正确”，就想到“颓废”——这是常常和张爱玲联系在一起的字眼，于是就不能不提及胡兰成了。因为“正确”的原因，胡兰成多年来一直是两岸文化话题中的一个忌讳。作为张爱玲前夫的胡兰成， “曾任汪精卫和平运动时期《中华日报》总主笔。抗战胜利流亡日本”。此乃台北新版之胡兰成《今生今世》的简介。按照习惯的看法，作为“汪伪zheengffuu”的文化要员，胡的政治行为是要受到历史正义的鞭挞的。若干年前三毛以张、胡之恋为本改编成的电影《滚滚红尘》获金马大奖，曾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胡之主要著作《山河岁月》、《今生今世》，也是直到近年才能在台湾以全本面世(删节本也主要是删去写汪精卫与南京zheengffuu的专节)。如果说，“张爱玲”常常意味着对于“正确”的冒犯，“胡兰成”，则简直就是对于“正确”的逆反了。或许，这正是胡兰成“难谈”、“不方便谈”，虽然近年海外华文圈子里许多人都在读胡兰成，却很少见形诸笔墨的谈论的原因吧。　　“颓废”一词，是对西文decadence的习惯中译。据一些学者的分析，西文原意，主要指的是文学艺术从极盛到衰微的变化，是和审美、鉴赏、附庸风雅的趣味联系在一起的，并非全像中文的意思那样，容易让人联想到精神的萎靡和堕落。“颓废派的唯美zhuyi是一种唯视觉的理想zhuyi，它把美置于一切经验方式之上。”（佩格利亚《性角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语，参见康正果《魅力的构成及其颓废》）不管是“从极盛到衰微的变化”也好，“审美、鉴赏、附庸风雅的趣味”也好，“把美置于一切经验方式之上”也好，此“颓废”之西文本意，以之讨论胡兰成，确实是再恰切不过的。在笔者的阅读经验中，读胡兰成最容易让人想到“异质”、“另类”、“不羁”一类的字眼。无论从叙述文体、文本风格、言事理路到资源底蕴，“胡兰成” 都是很难被归类的。把他放在传统文化的背景里，他非儒、非道、非佛，又亦儒、亦道、亦佛；把他放在 “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里，他是既不“启蒙”也不“救亡”、既不“乡土”也不“现代”、既不“学院” 也不“通俗”的。（在政治上把他一古脑儿归入“汉奸文人”倒是轻省简单，但那等于什么都没说。）可以说，胡兰成是中国现代文化链条中“脱序”的独特存在。就笔者读过的有限胡书中，最引动阅读兴味的，正是这“脱序”二字。以胡兰成的夫子自道，无论道德文章、行事为人，他都属于“逆忤”、“不宜家室”的一路人。“世上人家惟是深稳，但是亦是要有像霍去病樊梨花林黛玉这样不宜家室，看来像离经叛道的人，才深稳里还有风光泼辣。”（《今生今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P.413。下引文同）当今开放时世，也不妨以此一角度去读看胡兰成，或许会比“因人废言”或“人以文存”一类的俗说更有些“意思”吧。　　　　以“审美”读世，可说是胡兰成一大特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 　　所谓“颓废”——无论中、西文义，都有一种唯美zhuyi、耽美自恋的倾向，“审美大于lunli”以至“ 审美凌驾lunli”的倾向。以手头边的《今生今世》论，把一切世事感触皆归结为审美式的观照，把审美判断融入世俗日常之中而构筑另一式的价值判断系统，“审时度势”于是成了以“审美”读世，可以说是胡兰成的一大特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也是读胡兰成时每觉奇气逼人、奇思奇见倏忽而来的地方。“中国民间是向来不谈政治，却有渔樵闲话与弹词。政治到了不可以入渔樵闲话，不可以入弹词，它就是微不足道的了，而亦就是天下要大乱了。”（P.501）而以“渔樵闲话”命题的一节，恰是日后在台初版被删禁的写“汪(精卫)先生 ”的一节，亦足见胡兰成论世见解之奇诡处了。《今生今世》此书，按“原序”的说法，“是爱玲取的书名……写的是中国民间，江山有思”（P.7）。这个“民间”，是胡兰成臧否世事的故事载体(写的是胡个人的自传故事)，也即是他说的“渔樵闲话”的大文本; 此“江山”，则是书中笔墨沉醉的“民国世界” 与“中华文明”;而其“有思”，在胡的笔底，使用最频密的有两个字眼，一是“格物”，二是“直见性命”。　　所谓“格物”，《大学》里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在胡文的语境中，却语义纷繁，几乎无事无关“格物”，无断可离“格物”。按笔者的杜撰，胡之“格物”，便也乃即“万事皆可作审美式观照”是也。以超然的美感判断替代价值判断，在对周遭之“物”一“格”之下，可以恩怨相忘与利害相忘。“王阳明格物，格亭前的竹子，我今却是格忧患。”（P.381）论一己身世，胡兰成一直是“中华民国 ”zheengffuu追缉的“汪伪逃犯”，其书中相当的篇幅，正是写抗战胜利后他被民国zheengffuu搜捕而亡命浙东的经历。出亡日本之后，胡兰成更是成了“民国世界”唾弃的人物。但胡笔下之“民国世界”，由始至终，则几有一种伊甸园、“乌托邦”式的“清和简静”（此乃胡文喜用之语）——“民国世界山河浩荡，纵有诸般不如意，亦到底敞阳”(P.17），“这里叫人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其中男耕女织，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民国世界的上海亦依然好比是这样”(P.585）。而全书最用心、动情写的人物——张爱玲专章，其题则为“民国女子”（这也是一般人认为《今》书“最有看头”的一章）。此“审美大于lunli”一也。不消说，胡兰成是“反共”——对communistgcd没有好感的。按书中描述，胡之出亡日本，其实是在五十年代早期上海“三反五反”伊始之时(而非简介所言的“抗战胜利之后”)。但胡兰成笔下多处篇什，却欣赏身边communistgcd人、解放军尤其是“大秧歌舞”的“民间起兵开创新朝”之“贵气”。“眼前这些儿女正是江山一代人。‘月儿弯弯照九州’，是这样的民间，所以才出来八年抗战，后来还出个人民解放军，击鼓渡长江”(P.354)，“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三月，解放军渡长江，maozedong的总进攻令，真真神旺，那文章令人想见周武王誓师孟津当年”(P.511)。此“审美大于lunli”二也。早被坊间定位为“汉奸文人”的胡兰成，不消说也是“亲日”的(且勿论“卖国”了)，但胡兰成笔下，对“八年抗战”的讴歌不说，对大多日本人 (尤其日本文化)也似无甚好感。“偶或见了日本人，那人热情得很，必要握手，说‘我们都是朋友’，我只答：‘还要等做起来看。’”(P.196)“日本的国策，则远在破灭之前已自惭形秽了。”(P.197)究其原因，竟是认为日本人之不识“格物”。“惟亲与敬，才是格物……日本人是亲与敬不足，故特重义气”， “日本人于格物尚未至，固有此大败战”(P.375)。如此等等。此“审美大于lunli”三也。　　“直见性命”则可为胡知人论世、品文论藻的“最高标尺”。民俗民谣的好，是“直见性命”；张爱玲的好，是“直见性命”；儒绅淑女的好，是“直见性命”；《白蛇传》、《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或者碧山秀水、渔樵灯火、闾里烟岚的好，也是“直见性命”。这个“直见性命”，按笔者的解读，首先，是强调真率的美感造成的心灵震撼。因此胡文里，伴随“直见性命”的，常常好用两个字眼作美感判断，一是“艳”（“XXX真是艳”），二是“惊”，“世人多知恶的东西往往有大威力，如云恶煞，会惊得人分开顶门骨，轰去魂魄，不知好的东西亦可以有大威力，它使人直见性命，亦有这样的惊” (P.289)。其次，则是重呈现，反表现，直面事物的本真本性，反对人为的制作与演绎。用今天的流行语言，是“存真意，去包装”，用胡兰成特有的表述语式，就是“平易之情”，就是“人在日月山川里”， “岁序不言，风日无猜”。基于这样一种自然zhuyi的态度，《今》书中胡一再提及厌恶“神道”和“巫魇 ”(顺及，胡兰成喜作奇语，《今》书中自有一套胡自创的术语和概念)。“神道”者，用今天的语言说，既指威风八面的权力权威，正义凛然的“宏伟叙事”，也包括高堂讲章式的经院体系是也。“我不喜《蒋介石伟大》那样的书名，不喜东条英机，也不喜麦克阿瑟，一种东西，若是像城隍庙里的神道，威灵显赫，或像白蛇传里的法海，是个超自然的大力，且总归是他有理的，我都不喜，见他倒下来，我比谁更开心。”(P.513)所以，胡兰成虽曾熟读马克思却不喜“革命”、“斗争”，对慷慨激昂之士多有鄙语，对学院一派学问，胡自认“受过严格思想训练”，却从张爱玲处顿悟：“不如解散的好，……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P.280)所谓“巫魇”，在胡文中虽有歧解，但大体指的是对宗教式狂热的拒斥,对人生之戏剧化或戏剧化之人生的漠视。《今》书细写世变离乱、朝代兴亡间的人生诸景，却写来波澜不惊，文意沁凉清冷，带着一种平实的自嘲和悲悯，书中极力弘扬亲敬清和、世俗平凡的入世情怀，故对任何你死我活、堂<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天<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堂地狱式的执持都甚为反感。“现代西洋人是连音乐亦只能采用野蛮人的巫魇的热情，而又要求解脱，如此就成了单是技术的，止于感官的。”(P.428) 　　　　在无zheengffuuzhuyi、民粹zhuyi的底蕴上新旧驳杂　　自然，以“审美判断”对胡兰成一言蔽之，难免以偏概全之嫌。胡兰成的言事理路(或称价值系统)，虽繁却杂，虽深亦简。在笔者看来，从社会理念、道德取向到行事风格，是远儒而近侠，远佛而近仙，远官而近盗。用现代语式，则可谓：主流心态，边缘立场，在无zheengffuuzhuyi、民粹zhuyi的底蕴上新旧驳杂。此 “主流心态”也即书中之“中原心态”，对胡兰成这样经历的人似乎有点费解。胡之一生可说从未进入过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主流，却是一位真真确确“心悬魏阙”的人物。即便在隐姓埋名的逃亡期间，他也时时记挂着日后的“中原复出”(海外学人喜论“中原意识”，胡可谓士人中之至早“执迷者”矣)，并为此以“张嘉仪”之假名长期与正在西南办乡学的梁漱溟通信，结为莫逆。四九年后，这位“张嘉仪”议论国事、指点江山的信函甚至“直达天听”，由梁漱溟送抵maozedong手中，以至梁要正式致函“张嘉仪”，邀他进京共襄国事。“妾身未名”的胡兰成竟然束装就命，正是在赴京途中，经上海目击“三反五反”，他才决意去国亡命的。《今》书中多次提及他对克鲁鲍特金之《田园都市手工场》的研读；又好自炫“侠气 ”，对有“侠气”之人无论高低雅俗均有好感; 却也对民俗中富多神教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彩的“仙道”颇感兴趣，喜论某人有无“仙气”，对张爱玲用的“欲仙欲死”一语惊叹不已。至于“近盗”，则不能不提及胡之对任何类型、zhuyi之“民间起兵”的特殊好感。从水泊梁山、武昌起义到communistgcd“三五支队”以至青红帮会，都以 “民间起兵”名之。为此，胡对上海“白相人”——黑道人士甚至有专章述及，语多羡褒，立论角度相当奇特。则更见其之“新旧驳杂”了。　　“新旧驳杂”者，其实是新少旧多，厚古薄今。新学之中，“左”、“右”诸般zhuyi中胡兰成都似曾涉猎，但却独缺“自由zhuyi”一脉的痕迹，其对西方基督教文明下的人情世态，始终语多讥讽。胡对中国旧学浸淫既深，沉迷亦久，可说常常沉迷至不可自拔的地步。经书子集、儒道墨法、黄老佛禅、民俚民俗，随手拈来，辄出奇见，且喜对中西文化作“一锤子买卖”式的宏观断论。“西洋人视人如物，印度人视物如人，亦似平等，可是不好”(P.376)，“世上唯汉民族能如此壮阔活泼喜乐”(P.481)，“西洋人的母爱真是侮辱儿女，……世界上唯有中国，儿女与父母是平人”(P.60)，这种“唯中国文明有，西方(外国) 文明无”一类的大堆头断评，今天看来自是武断吓人，但放在胡文语境中，却仍有启人思迪之处。“民间 ”之说，即是其一。“民间”，是贯穿《今生今世》的言说本事，也是作者念兹在兹的义理经维。上言之 “民粹zhuyi”，在今日知识界的言说语境中或诸多歧义，却是没有谁比当日之胡兰成更纯粹服膺、贯彻彻底的。一般没有耐性的读者，或会对《今生今世》自开篇伊始即事无巨细、细描重描的世俗日常生活琐屑，感到不耐。好几位友人告我：读《今》书，只需读写张爱玲的《民国女子》一章即可。但以笔者浅见，《今生今世》一书，若以自传论，胡兰成的经历并无多少惊人跌宕之处(相较大陆中国人过去数十年间的个人经历，胡的“坎坷”则几近“小儿科”了)。此书的可以圈点之处，全在胡之经历的每一关节处，文字言说所指涉的“民间”——所谓“寻常巷陌，闾阎人家”的世俗日常及其风俗图卷，在时代变迁中铺陈出人际世态的乍暖还寒，以及从中生发出来的家国之思与兴亡之叹。　　胡的述事论理的路数，每喜欢在油盐柴米的世俗伦常中忽作宏语——自杯盘杂碎跳写胸中块垒，从儿女私情忽见眼底河山，而其文字触觉，则多涉“民间”。“亲亲的人世是天下文明”(P.376)，“中国民间则从来不信坏事情坏东西会长久，长久的只有是好的事情，好的东西”(P.90)，“中国的民间气概，要打就打江山”(P.31)，“是这样直谅而调皮的中国民间，所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P.455)”，等等。古来中国士人之“传统”，要么孔孟老庄，经史子集；要么帝王将相，圣贤大夫。所谓“渔樵闲话”、野台戏文、童谣禅偈、民间俚俗之类，是从来不入“正统”的廊庙论说，或者“严肃”的文本书写的。但是，历劫千年百载的中华文明之所以可以香火接续，即便发生诸般朝代更替、异族入侵、国土分裂、旱涝灾劫之巨变依旧屹立千年于不坠，其奥妙之处，正在这“民间”。经历过“文革”浩劫的我辈一代人对此确是感同身受: 自“五四”反传统推至“大革文化命”的顶端，庙堂砸掉了，典籍烧尽了，圣人毁遍了，三四代人完全没有受过基本的“传统”与“国学”的书本训练，在“正统”意义上的“文明”与“传统”，确实毁得差不多了。所以八十年代有“文明断裂”一说，海外华文与汉学界更是对此痛心疾首、难遣悲怀。但是，置身其境的我辈中人却又切身深知：“传统”并没有死，也死不了，一待“海晏河清”，它便又呼拉拉、泼剌剌活转过来了。正如古人所言的“礼失求诸野”，说到底，一个文明的生命血脉，其源头与动能，每每不在“廊庙”与“正统”，而潜在“民间”与“世俗”。恰恰是浸淫融解于世俗精神里的传统文明的力量，足资成为支撑一个劫难民族的文明得以存活承传的脊梁与根基。近年国内学人研讨“民间”话语颇成风气，上海陈思和、北京陈平原对此用力犹深。海外华文论说之中，则以旅美作家阿城在多种场合、言说中一再强调“世俗精神”为见地过人。窃以为，此“民间”论说，现代士人之中，胡兰成可算“先行者”之一。闻说阿城对胡兰成也颇多褒语(没有具体求证)，读阿城闲说中国文化的那本小册子(《小说闲谈》？书名一时记不确)，其精妙处（可拍案惊奇）、其拙涩处(屡见“大堆头”牵强论断)，笔头路数，似颇带“胡”味——是可以见出胡兰成的明显影响的，但愿我的感觉不至于太武断吧。　　　　“学张爱玲生，学胡兰成死”？　　从文化灵性、辞章造诣上，张爱玲始终是胡兰成心目中的制高标杆。他在逃亡中一边写《山河岁月》，一边为别的女人(胡有过太多的女人)跟张爱玲闹离婚，心里想的还是“我想可以和爱玲比一比了”，“ 我觉得我可以超过爱玲了”。但细读胡之“力作”《今生今世》，平心而论，胡虽经营用心，时见精警论见，文辞清简而句法奇崛，但其叙述招数、阅人视界及其“文字体温”，则差张爱玲远矣。胡兰成的文字本于旧学根底，宋明话本、佛经偈语、童谣戏文，化用无痕而俱见神韵，写来句短词白，古意盎然。但作为自传文字，其对叙述情境的把握，还未脱尽旧式“互文性”的写作套路——即如旧诗词里的“用典”、传奇、话本的“有诗为证”，须凭借前人的文本意义以转述己意，初读只觉文藻淹博，奇句迭出；久则，便感单矣赘矣——叙述意趣反因引文繁密而见出单薄，文辞典雅却令文气愈加呆滞累赘了。有一回在纽约与台湾老一辈散文名家王鼎钧(大家尊称他“鼎公”)聊起胡兰成，王老说: 张爱玲可学，胡兰成不可学；学张爱玲生，学胡兰成死。大概便是指的胡之笔路，属于“不按牌理出牌”的一类，非分析，非逻辑;跳跃式，顿悟式；忽而纤毫皆现，忽而天马行空；此一行艳丽欲流，下一句却晦涩如偈。粗读之下似不过尔尔，沉静入读却又百味回甘，倒是别见另一种文采风流。我理解王鼎钧老的意思，但世事也总有例外。台湾的文学世家朱西宁和他的两个女儿朱天文、朱天心，既是胡兰成之生前好友，也对胡兰成的学问文章每多崇敬，朱家姐妹更是对胡执弟子礼，不遗余力推动胡之著作在台北的出版。朱天文与朱天心都堪称台湾文坛公认的“张(爱玲)派传人”，但胡兰成的影响在她们的著述中也在在可见。其中朱天文的《荒人手记》，文体另类，句法瑰奇，令人惊艳，是深得胡兰成三昧的。作者对此“胡”味(受胡的深刻影响)，也深以为然。　　《今生今世》中，这样的句式是“胡味”十足的：写离乱心情、兴亡之慨是《今》书主旨，也是《今》书读来最牵扯人处，“船在中流行，两岸绿树如荠，依稀有炊烟人家。……人世于我的亲情如此分明，却毫无狎玩姑息，我不禁微有凄惶，但不是弱者的哀意。我不过是一败。天地之间有成有败，长江之水送行舟，从来送胜者亦送败者，胜者的欢哗果然如流水洋洋，而败者的谦逊亦使江山皆静”(P.369)，“听说对岸山边炊烟村落有个清照阁，宋朝李易安避金兵之乱，到此居住过，但是我不想去看。词客怕登高望远，对景难排，我倒不是为忧愁。我每到江山胜极处，反为感慨都无，宁是看见了我自己，照影惊心，只觉不可亵渎。李清照当年，即我今日，人如莲花，不可以近玩”(P.404)。张爱玲因女人事决意与胡兰成绝交，拒接胡信，胡只好写信给张的好友炎樱，“……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是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惟托梅花以传情。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之花，于海酿酒不成，我有时亦如此惊怅自失。 ”(P.474)胡兰成还喜欢将旧戏文的故事、古诗词的情境直写入文，然后嵌进现实细节的描写，造成一种文气的似古若今、回环跌宕: “大厅上仍挂着康有为写的中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但此地是杭州，三月阳春，满城柳絮如雪，飞入闲庭，成团逐逑的扑面舞空，门外细雨初过，深巷有卖花声。一次太太经过前厅，柳絮扑在她的发际，她停步在穿衣镜前伸手拂除，抬头看见我，她连忙招呼，难为情的好笑起来。”(P.144)从辞赋意象一下跌入现实描写中的绝句意境，又定格在世态人情的具体细节之上，这样一种跳跃、剪接式的句法，造成一种“文字蒙太奇”似的阅读快感，在《今生今世》一书中，倒是独见风味的。　　　　短长休问，柳丝堪折　　文题借用的是《今》书中胡兰成落难乡间时友人夏瞿禅的词句：“念劫短长休问，又柳丝堪折。” (P.482)这里却是化写别意。二十多年前北京《读书》杂志草创时，曾有过“读书无禁区”的讨论，成为开放年代打开国人视野、引动百家争鸣的第一声清唳。日后张爱玲、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解禁，正得益于此。对周作人、胡兰成一类人物的历史评价，事关体大，还是留待史家、时间去论断好了。本文只是以文论文，倒并非因循“审美大于lunli”式的“颓废”，而是在自己的域外阅读中，觉出胡兰成之 “脱序”，或可为海内读者洞开多一眼知人论世的另类窗口，值得把笔一谈而已。即便从历史角度看，对文化人物的政治评论，和对政治人物的文化评论，应该是两回事情，是应该有分疏，有区隔的。从“义理 ”与“道学”的角度去臧否文化人物，常常是削足适履的。历史上王安石与苏东坡在政治上是死敌，无论王安石的“变法”与苏东坡的“守旧”及其在宋史中的正、负面作用，史家都有异断异见，但并不影响人们对苏、王二人文学成就的确认。《史记》可谓中国史学的渊源正溯也。但正如司马迁自嘲的“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一样，论“正统”与“正确”，班固在《汉书》中即批评司马迁曰：“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参见黄仁宇《司马迁和班固》）因此黄仁宇才感慨：“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的写作。”胡兰成等自是难及“太史公”之濡沫矣，但时当北美雪夜，胡兰成的昔时“禁书”终能一书在手，并且读出斯感斯怀，雪映灯壁而书连朔漠，亦可以学黄仁宇，叹一句“读书人的运气好”了！　　　　2002年2月13日　　马年农历初二于耶鲁校园　　（※按：轉自「耽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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