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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性与命
性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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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ngguo人言性命即犹言人之生命。实则性命二字,当作分别观。中庸言:“天命之谓性。”人性禀赋于自然,若天所命。人之为生,贵能知性兼知命,而善加保全,并加发扬。诸葛武侯曰:“苟全性命于乱世。”乱世性命不易保。苟全则指其他一切于不计,唯求全其一己之性命,则正见其事之不易。饥思食,寒思衣,亦性亦命,而一身温饱,不得谓之性命之全。

  性与命之分别,性在已在内,而命则在天在外。孝亦性,在己之内。所孝为父母,则在外。人之父母各不同,此皆天所命。舜与周公,父母兄弟各不同,斯即命不同,但其孝则同。舜处境之艰,远异于周公。而其孝,乃若更大于周公。

  zhongguo人又称不孝曰不肖。实则舜之不肖其父母,即其孝。周公圣父贤兄,求肖若更难。则所谓不肖,实非谓其不孝。尧子丹朱,舜子商均,同称不肖。一则不能肖于其父之为大圣,一则不能肖于其父之担当当时大下之大任。其所谓不肖当如此。非谓其不能孝。若不能孝,则不唯不孝其父,并亦不肖于人矣。抑且尧禅舜,舜禅禹,乃禅以天子之大位。丹朱、商均当仍居于其父尧、舜所传邦国诸君之小位,为当时一诸侯,非废为一庶民。此虽史所不详,亦可推而知。而丹朱。商均之孝其父母,或尚更胜于常人。此可不再论。

  由上言之,境有顺逆,行有难易。舜处逆境,其孝若难实易。周公处顺境,其孝若易实难。丹朱、商均处境更顺更易,而实更难。故性与命有别。孔子志学周公,而其处境则较周公为难。故周公得成为一西周,而孔子不得成为一东周。后人处境,多似孔子,少似周公,故师孔子,不师周公。孔子乃为至圣先师,而周公则否。故周公之zhengzhi事业,虽大于孔子,而文化事业则为逊。此则不在其性,而在其命。

  故人文修养有两大原则,一曰尽性,一曰安命。诸葛武侯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而刘先主三顾之于草庐之中,武侯遂不得不出。推荐武侯者为徐庶。徐庶母见拘于曹操,徐庶不得不北上以侍其母,乃无一辞一行以终其身。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徐庶之与诸葛,在三国时代,一出一处,诚可谓知命而安之两大贤。zhongguo历史类此人物,不惶枚举,此皆zhongguo传统人文修养之所成。

  宋儒张横渠西铭,以事天地与事父母并言。而日:“富贵福泽,将厚我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王汝于成也。生我顺事,死我宁也。”富贵之与贫贱,一顺境,一逆境,皆天命,皆当顺受。此即孔子之所谓知命,亦即孟子之所谓尽性。尽性乃所以顺命,而知命则所以尽性,故性命虽别,而尽性安命,修养则一,非有异。今人或不知尽性,而仅求安命,或不知安命,而仅求尽性,则胥失之。

  知命乃知其外,尽性则尽于内。人生内外一体,不能有外无内,亦不能有内无外。尽内所以事外。如孝,如凡五伦之道皆然。人相与则为伦,人不能无伦,不能离伦以为人。伦在外属天,顺事之,则本性。喜怒哀乐爱恶欲谓之七情,果无外,则何来有情。而情则在己心之内,方其未发谓之中。发于外,乃谓之和。人之五伦其相处亦贵能中和,能内外和合而为一。于人如此,于天地万物亦如是。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主宰则在己之一心,尽性安命,非有二也。

  昧者不察,认为喜怒一在心,不悟吾心仅能喜能怒,而所喜所怒则在外。乌得有能而无所,有心而无物。释迦主外不见物,即内不见心,此为大涅槃。但此为死道,非生道。儒、佛不同。曾子曰:“死而后已”,横渠曰:“殁我宁也。”自古皆有死,然死道即在生道中,唯生乃有死,故死道亦十道之一。人生贵求生道,死道乃亦兼在其内,此孔子之所谓执其两端。

  西方人唯求所喜所乐之事,而不知能喜能乐之己。仅求之外物,不重其内心。不知有能喜能乐,乃亦不知有当喜当乐。一切科学发明,仅求可,不求当。故重功利而轻道义。以外在之命为敌,而不知以内在之性为主。有敌无主,则争亦成空。故凡人之喜怒哀乐。皆当一内外,兼能所。喜不专在外,亦在内。有能喜乃知所喜。不有所喜,亦何见能喜。外面一切空,己亦不存在。庄子曰“至人无己”,此非真谓无己,乃谓无人己之分为无己。贵能和于人以成其为己,有己无人,则必并已而失之。

  故外面一切存在,实皆存在于己心。而己之心则并不专存于其己,上自千古,下迄千古,人同此心,则此心乃千古万古心,非一时一己心。诗曰:“孝子不匾,永锡尔类。”舜与周公,与历代之孝子,其心同。zhongguo人以孝为道为德。道在外,行之千古。德在内,存于一己。则己即千古,千古即已。道德即人之性命。性得于一己,故曰人性。命行于千古,故曰天命。行于千古,在外有命,使人不得不安以顺之。但顺之即若主之,则若命之在我。张横渠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如舜与周公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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