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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zhongguo的思想问题” 自然，周作人即使官僚化了，也还会有不同于他的同僚们的另一面。他风尘仆仆于官场土，俨然“周督办”，但回到苦住斋，关起门来，读书，写作，却又悠悠然自觉是“周知堂”了。后来，周作人搬出他的老师章太炎为自己的这种双重身份与角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变换作辩解。他说：“我还记得三十五六年前，大家在东京从章太炎先生听讲小学；章先生常教训学生说，将来切不可以所学为谋生之具”，“学者必须别有职业，借以餬口，学问事业乃能独立，不至因外界的影响而动摇以至堕落”①。如此说来，周作人的“为吏”，是借以糊口的，闭门读书写作才是他独立的学问事业所在。——尽管“独立”云云很可怀疑，但至少在周作人的主观追求与自我感觉上，关起门来，是另一个世界，这是确然不错的。 ①周作人：《苦口甘口·苦口甘口》 周作人的闭门读书写作，其实也是在闭门作梦。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不可救药的习癖。周作人专门写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梦想之一》。他是这样说的：“现在又在乱世……，人落在水里的时候第一是救出自己要紧，现在的zhongguo人特别是青年最要紧的也是第一救出自己来。得救的人多起来了，随后就有救别人的可能。这是我现今仅存的一点梦想，至今还在乱写文章，也即是为此梦想所眩惑也”①。尽管周作人仍然以“救出自己来”为“第一”，但他却没有忘记“别人”，至少没有把“救自己”与“救别人”对立起来，而试图更进一步将“救自己”与“救国”统一起来。在这一点上，与30年代的追求又似乎有所不同。“救出自己”与“别人”（以至gguuoojiia）的希望何在呢？周作人反复地说：“我们最大的希望与要求是zhongguo的统一，这应从文化上建立基础”②，“学术艺文之书，而有外交zhengzhi之用，谅当为东亚国土所可行欤”③。这是不是说，周作人对于zhongguo的以军事为后盾的“外交zhengzhi”是绝望的，但却对zhongguo的“文化”（包括“学术艺文”）怀有某种信心，他企望能够创造以“文化”起“外交zhengzhi（军事）之用”的奇迹呢？大概是这样吧。那么，这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至上”梦。从表面上看，与“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至上zhuyi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五四”那一代人（包括周作人在内）是把希望寄托于西方文化的，而现在，周作人却把目光转向了zhongguo的传统文化。 ①文收《苦口甘口》。 ②周作人：《立春以前·十堂笔谈·汉字》 ③周作人：《白川集·序》，载《文史》1期 其实，早在1936年周作人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就提出：要用“国语，汉字，国语文这三样东西”，“把诚实的自己的意思写成普通的zhongguo文，让他可以流传自西南至东北，自西北至东南，使得zhongguo语系统的人民可以阅读，使得zhongguo民族的思想感情可以联络一点”，以此来“强化zhongguo民族意识”，以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的一致来维护gguuoojiia的统一，抵御企图瓜分或独占zhongguo的外国势力①。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了zhongguo大片土地以后，身处沦陷区的周作人更是利用一切机会鼓吹这类“文化文字统一论”。他先是说：“zhongguo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辞，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反不似欧洲之易于分裂，此在平日视之或无甚足取，唯乱后思之，正大可珍重”，“现今青年以汉字写文章者，无论地理上距离间隔如何，其感情思想却均相通，这一件小事实有很重大的意义”②，并以此为根据，对“五四”先驱者的历史功绩作出了独特的评价。他认为，“五四”的先驱者们一方面顺应时代与文学发展的要求，对zhongguo传统文学语言进行了变革，同时又维护了现代汉语言体系的相对稳定，这不仅对保证zhongguo文化的延续有积极意义，对于促进民族思想情感的统一，gguuoojiia的统一的价值，更不可低估。在周作人看来，后者更为重要，“zhengzhi上实较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③。这是周作人第一次从zhengzhi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肯定性评价；更准确地说，他要赋予“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以及他自己所要研究的文化问题以zhengzhi意义。这对于一向以脱离zhengzhi相标榜的周作人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思想动向。但其间隐约流露的“以文化代替zhengzhi”的倾向，也给人带来某种担忧：它会引出什么样的后果呢？ ①周作人：《国语与汉字》，载1936年6月28日《独立评论》207号。 ②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前途·附记》 ③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前途·附记》 周作人首先从语言文字这一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核与基础入手，这眼光与方法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价值。但他并未停留于此，进而对zhongguo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作了新的审视。周作人此番重新审视是有着明确的zhengzhi目的的，即是要以儒家文化作为足以与外来文化（具体地说，就是日本文化与西洋文化），以至外来zhengzhi、经济、军事力量相抗衡的力量，说白了，就是要把儒家文化当作“救出自己，别人，以至gguuoojiia”的“救命稻草”。他因而必须对儒家文化本身进行重新改造。这一改造是从两方面进行的。首先着手的是对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不断吸收左、右的文化而变得日益庞杂的儒家文化，进行一番分解与剥离。周作人指出，“zhongguo的儒家是一种化合物，根本的成份只有道家与法家，二者调和乃成为儒”①。因此，儒家文化系统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他有前后两家分子掺合在一起”，这就是，“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古来的儒家思想”，以及以后“表面上成了一种流行，实际反是僵化了”的儒家思想。在周作人看来，在儒家取得独尊地位，成为一种“宗教”之时，即是儒家文化厄运的开始。儒家文化的真正破坏、歪曲者正是后世的儒教徒。他们一面加重法家的成分，讲名教则专为强者保障权利，一面又接受佛教的影响，谈性理则走入玄学里去，这就造成了儒教的“师爷化”与“禅和子化”，发展到极端，即变成了“酷儒”与“玄儒”②。这与原来的“纯儒”不仅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是背道而驰的。特别是具有更多的法家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彩的那一派，“起于有史以来，至秦而力量更加大，至宋而理论更加强”，终于发展成鼓吹“三纲五常”的“君权时代的正宗思想”③，这正导致了儒学自身的衰微。因此，周作人认为，儒家文化的根本出路，乃至汉文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将“师爷化的酷儒”与“禅和子化的玄儒”从原古的“纯儒”中剥离、分解出去，“恢复到原来状态”，周作人以为这个恢复过程，“估计最少须得50年工夫”④。实际上，周作人早在1924年提出“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时，就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思；但直到这时（1940年左右）才作出更加系统、明确的理论上的阐述，这其间已经经历了十五、六年的时间。 ①周作人：《药堂语录·女人三护》 ②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传统》 ③周作人：《药堂杂文·zhongguo文学上的两种思想》 ④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传统》 自然，剥离与分解只是改造的第一步。周作人要使儒家文化足以与日本文化以至西方文化相抗衡，还得对他所抢救出来的原古的儒家学说加以新的阐释，即进行“现代化”处理。他在《zhongguo的思想问题》及《zhongguo文学上的两种思想》里，明确地提出，zhongguo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根本思想”有二：一是“仁”，“分别之为忠恕”，“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则更进一步“以人之所欲而施之于人”，“忠恕两尽，诚是为仁之极致”。周作人在这里实际上是引入了一个“为他人”的观念；他援引清学者焦循的解释，以为儒家lunli观的基本原则是“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之说尽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①，一言以概之，即把“我”与“他人”都当作“人”，大家要共同活下去，这比之“五四”以来周作人所奉行的“救出你自己”的原则，算是一个“发展”吧②。周作人进一步认为，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也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且具有“一切为人民为天下”的现代意义，“不但这是zhongguo人固有的思想，一直也是zhongguo文学的主调”，也是“五四”以来zhongguo新文化、新文学的基本思想。周作人把以“仁”与“民为贵”为中心的原始儒家思想，称之为“儒家人文zhuyi”，实际上是赋予儒家思想以西方现代人道zhuyi、民主zhuyi的思想内涵。这样，他就完成了将“儒家文化现代化”也即“现代思想儒家化”的任务。后来周作人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对此作过一番解释，说他自己并不相信孔孟会有民主思想，所以要鼓吹儒家人本zhuyi，不过是“托古改制”，“自己知道说的不是真实，但在那环境中也至少是不得已的”③。这自然不失为一种辩解。但周作人在《zhongguo的思想问题》等文章里，确实是在认真地构制一种“思想体系”，而“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思想更是酝酿了几十年的，恐怕不是用“不得已”一句话就可以把自身思想、文化发展中的这段“历史”交代过去的。 ①周作人：《药堂杂文·zhongguo的思想问题》 ②周作人还写过一篇《记杜逢辰君的事》（收《立春以前》），借纪念一位十年前病逝的学生，宣扬“为他人活着”，“忍受着孜孜矻矻的做下去”的人生哲学。 ③《周作人的一封信》，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2期。 事实是，周作人在将zhongguo儒家文化如此这般的改造以后，他认定，他的“儒家人本zhuyi”不仅是zhongguo文化固有的“中心思想”，而且可以充当“大东亚文化”的“中心思想”。他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心思想》。文章说：“所谓中心思想，就是大东亚zhuyi的思想。再进一步去研究，大东亚zhuyi的思想的出发点，还是在儒家思想之内，即所谓儒家所提倡的‘仁’的思想”。周作人如此热心地为经过他精心改造的儒家思想争取文化中心的位置，他的目的何在呢？他在一次公开讲演里，曾经谈到zhongguo在五代、辽、金、元、清等异族统治时，“zhengzhi上有所变化，在文化上却始终是整个不变，没有被打倒过”；周作人只讲了半句话，还有一层不便公开的意思是，统一的汉文化不但未被打倒，而且将入侵的异族“同化”了。大概正是这样的历史事实使周作人也产生了最终“同化”日本文化的幻想吧？周作人曾经说过，“人类文化中可以分作两部，其一勉强称曰物的文化，其二也勉强称曰人的文化”②，周作人是不是也在幻想在“物的文化”（zhengzhi，经济，军事）遭到失败的zhongguo，仰仗着“人的文化”的优势最终将对手战而胜之呢？ ②周作人：《风雨谈·日本管窥（三）》 周作人这时还引人注目地将他的“日本店”重新开张。1940年正值日本纪元2600年纪念，周作人应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之请，写了《日本之再认识》，对他过去的日本文化研究作了一个根本性的修正。他说：“如只于异中求同，而不去同中求异，只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考察，要想了解一民族的文化，这恐怕至少是徒劳的事”，“因此我觉得大有改正的必要，应当于日本文化中忽略其东洋民族共有之同，而寻求其日本民族所独有之异，特别以zhongguo民族所无或少有者为准”。寻求的结果，他发现，“关于信仰上日华两民族很有些差异”，“盖zhongguo的民间信仰虽多是低级的，而并不热烈或神秘者也。日本便似不然，在他们的崇拜仪式中往往显出神凭或如柳田国男氏所云神人和融的状态”。后来，周作人又写了一篇《关于祭神迎会》，通过对中日民间祭祀的比较，强调日本的宗教情绪是“超理性”的，而“zhongguo人是人间zhuyi者”，即使是迷信，“其意义大都是世间的”，“其所根据仍是理性”。周作人如此强调日本文化中的“非理性”成份，或许正是以此来解释日本上下均卷入了非理性的侵略战争的原因吧。而他所肯定的zhongguo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其主要代表就是儒家文化。这就又回到了原来的论题上：周作人强调儒家人文zhuyi文化中心论，确实是含有在文化上抗御，以至同化外来者的意图在内的。 但“抗御”、“同化”云云，至多也是周作人一厢情愿的梦。它的现实实现，却必然要走向反面。所谓“儒家文化中心论”，真正有现实意义的是它的前提条件：承认作为“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大东亚文化”的存在。这就在实际上向日本军国zhuyi为了侵略的需要而竭力鼓吹的“大东亚文化圈”靠拢与认同。在周作人具体地阐释儒家人文zhuyi时，这种靠拢与认同的倾向就更加明显。例如，周作人引用《礼记》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后发挥说，“饮食以求个体之生存，男女以求种族之生存，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但人不同于其他生物，在“我自己要生存”之外，“也要让别人生存，要互相扶助，团结合作，要共济”，“共济即是现在说的烂熟了，的共存共荣”，这才是点题之笔。正是这“大东亚共存共荣”论成了周作人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理论基础与前提。周作人在《zhongguo的思想问题》里，反复强调，“zhongguo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简单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道德不愿损人以利己，却也不能如圣人的损己以利人”，在“他感觉无望的时候”，就会“铤而走险”。他说：“我曾查考zhongguo的史书，体察zhongguo的思想，于是归纳的感到zhongguo最可怕的是乱，而这乱都是人民求生意志的反动，并不由于什么zhuyi或理论之所导引，乃是因为人民欲望之被阻碍或不能满足而然”。他的结论是：“zhongguo思想别无问题，重要的只是在防乱。而防乱则首先在防造乱，此其责盖在zhengzhi而不在教化。再用孟子的话来说，我们的力量不能使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也总竭力要使得不至于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不去造成乱的机会与条件”。这里强烈地表现了周作人对于社会动乱的畏惧。对于周作人，这是一个古老的忧惧，从自小对洪杨之乱、义和团之乱的直观的恐惧，到“五四”时期“小河”的隐优，直到《zhongguo的思想问题》的忧生悯乱，构成了一个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忧患情结。这种忧患情结又往往与“水”的意象联结在一起。“五四”时期的《小河》是如此，这一时期所写的《苦茶庵打油诗·其十五》：“野老生涯是种园，闲衔烟管立黄昏，豆花未落瓜生蔓，怅望山南大水云”（夏中南方赤云弥漫，主有水患，称曰大水云）亦是如此。周作人引用《诗经·王风·黍离》的诗句表白自己的内心：“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具有历史的讽刺意味的是，“知我者”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是抗日的爱国志士，他们是希望在社会动乱中摧毁日伪政权的；也不会是那些只图眼前利益的日本军zheengffuu中的死硬派；倒是日本军zheengffuu中那些有远虑的“明智派”成了周作人的真正知己者：他们在对于潜伏的人民暴乱的危机的预感和忧虑，他们“防乱”的利益与要求，都于周作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周作人大声疾呼：“明知洪水在后面会来，却不设法为百姓留一线生机，俾得大家有生路，岂非天下之至愚乎”，是讲给他们听的，说穿了，就是献上“治安策”。周作人最终参加日伪政权，与日本军方“合作”，大概也是出于这样的利益要求与心理动因。他知道“己亦在人中”，并早“有沦胥及溺之感”①，他期望通过自己在政权内部的影响，在zhengzhi上采取“防造乱”的措施，即使不能实行使百姓安居乐业的“仁政”，也要改变“竭泽而渔”，“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愚蠢作法。他的想法也许十分简单：只要社会安定，不发生动乱，自己就有救了，至少可以继续维持他在苦雨斋里闲散、舒适的生活方式；老百姓可以获得一线生机，自己也因此保持“为民谋利”的令誉；这于“皇军”的“长安久治”自然也是有利的：岂不是“三全其美”？但即使我们承认周作人主观动机的“真诚”，这仍只一个自欺欺人的“梦”。周作人不懂得，日本入侵者在zhongguo实行“竭泽而渔”的“非仁政”，乃是由其侵略战争的本质，以及日本本土资源匮乏，不将殖民地掠夺殆尽，自身无以生存等zhengzhi、经济、军事的深刻原因所决定了的，绝非少数“明智派”“理性的清醒”所能改变。周作人更不懂得（或者假装不懂得），日本侵略者之所以要拉他这样的文人学者入阁，并非真的要他发挥作用，而是借助他在思想文化教育界的地位、影响，欺骗人民；他的文化研究也必然要纳入侵略者的轨道。无情的现实是：不管周作人主观上是否另存大志，客观情势规定了他，在日伪政权中，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充当日本侵略政策的吹鼓手与辩护士。当日本侵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相继占领菲律宾、缅甸等地以后，有着日本军方背景的“华北宣传同盟”主持召开“华北教育家笔上座谈”，周作人发表了如下“意见”：“这次战争，就是出之于儒家‘己饥己溺’与‘民胞物与’的精神”。周作人显然是用儒家学说为日本侵略“贴金”，使其获得一种道德的崇高性，这可以说是迫不得已，也是必然的。连自身的独立性都丧失殆尽，儒家学说的“中心地位”，不过一枕黄粱美梦。 ①周作人：《立春以前·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