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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七章 苦雨斋里的老人——在北平(三)(1927.11.-19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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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风雨故人来

  周作人9月2日抵京,9月4日,即往访刘半农夫人——刘半农已先于7月14日(周作人正在去日本的途中)因在西北调查方言染回归热病遽然而逝。周作人是在东京从朋友处得知此消息的,当时只觉得出乎意外,除了惘然若失而外,别无什么话可说。但当宾客散尽,深夜独处时,周作人是会感到有许多话要对这位亡友说的。周作人当会记得,就在发表五十自寿诗的那一期《人间世》上,同时发表了刘半农《双凤凰砖斋小品文》,在《题记》中,半农还写有:“昔苦雨斋老人得一凤凰砖,甚自喜,即以此名其斋。今余所得砖乃有双凤凰,半农他事或不如岂明,此则信之矣”等语,谈笑中有掩不住的真情。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写诗相和,并发表于7月1日出版的《论语》44期上。半农《自题画像》云:“名师执笔美人参,画出冬烘两鬓斑。桐眼注明劳碌命,评头未许穴窬钻。诗文讽世终何补,磊块横胸且自宽。蓝布大衫偏窃喜,笑看猴子沐而冠”。周作人和诗云:“宝相庄严许拜参,面皮光滑鬓毛斑。眼斜好显娥眉细,头大难将狗洞钻。脚下鱼鳞方步稳,壶中芝豆老怀宽。布衫恰是新章服,抵得前朝一品冠”①。原诗与和诗不但于刘半农神形毕肖,嘻笑之间正显出彼此的情深意笃。却不料竟成最后的戏语,人生如此不可捉摸,周作人又有何话可说。9月14日,北京大学举行追悼会,周作人致词中,只讲了两点:“其一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ma,一方面却是天真烂熳,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其二是半农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讲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不过在思想统一的时代,自然有点不合式”。九月份,周作人又写打油诗二首,其一曰:“昔时笔祸同蒙难,菜厂幽居亦可怜。算到今日逢百日,寒泉一盏荐君前”,这是追念1927年10月避难生涯的。

①17年前周作人与刘半农第一次见面时,刘半农脚着灰蓝细花缎帮鞋,玄同戏称为“鱼皮鞋”,故有“脚下鱼鳞”之语。

  直到11月30日,刘半农逝世四个多月,周作人终于写出《纪念半农》一文。文章说:“半农和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这回半农的死,对于我是一个老友的丧失,我所感到的也是朋友的哀愁,这很难得用笔墨记录下来。朋友们的交情可以深厚,而这种悲哀总是淡泊而平定的,与夫妇子女间沉挚激越者不同,然而这两者是同样的难以文字表示得恰好”——周作人“淡泊而平定”的悲哀下又藏着什么呢?……
  周作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悼念“故人”的离去了;三年前徐志摩突然堕机而亡时,周作人也曾写文章对这位过从并不密切、甚至曾以笔墨相讥的“故人”表示悼惜,因为他“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象脸上某处的一颗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个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①。还有一些“淡泊而平定”的悲哀,是用文字也表达不清的,例如一年前刚刚举行过公祭的大钊先生,他也是那般的温和与真诚。……

①周作人:《看云集·志摩纪念》

  那是整整一代人的“真”。你可以说他们活得太苦,但他们认真,真率,真诚,甚至天真,他们的“活法”就特具一种魅力。唯其“真”,一切一目了然,彼此相处,可以用不着提防,一点也不累。周作人所珍惜的,正是这一点;然而这样的“真”的“故人”,去一个就少一个,尽管明知这是自然法则,但每当念及“又少一个了……”,总不免怅惘之后,又感到说不出的寂寞……。
  是的,寂寞。刻骨铭心的寂寞。尽管此时周作人已经有了新的朋友:不仅有以他为中心的那个“小圈子”,而且还有以后被称为“京派”的“大圈子”。在1934、1935年周作人日记中经常见到这样的记载:“午往丰泽园赴《大公报·文艺副刊》之招宴,到者:杨金甫,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郑振铎,沈从文等”(1934.9.22),这里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都是周作人所尊重的,彼此也确有许多共同语言。就以梁实秋而言,他与周作人之间,20年代虽曾有过关于“丑的字句”的论争(朱自清在30年代时谈到这场论争时说:“梁实秋氏主张有些诗不能入诗,周启明氏不以为然,引起一场有趣的争辩”),后来梁实秋批判五四文学“浪漫的趋势”,周作人也是对象之一;但在“丑的字句”论争之后,周作人即应梁实秋之邀,到清华文学社作了《日本的小诗》的著名讲演,梁实秋对五四浪漫zhuyi的批评,周作人也是折服,并引起了共鸣的。此时,他们在北京大学同一个系,过往更密,梁实秋主编《自由评论》,周作人即为重要撰稿人,很有影响的《谈日本文化书》就是写给梁实秋的。从后来梁实秋说周作人“他的生活思想沾染了深厚的日本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彩——日本人之比较温和和高雅的一面”,说明他对周作人是有相当的理解的。然而,在周作人的自我感觉中,他始终是苦雨斋里孤独的老人。梁实秋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就曾这样描写他眼中的苦雨斋和它的主人——

  八道湾在西城,是名副其实的一条弯曲的小巷。进门去,一个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个院子积存着雨水,我想这就是“苦雨斋”命名的由来了。临街的一排房子算是客厅,地上铺着凉席,陈设简陋。……上房是一明两暗,明间象是书库,横列着一人多高的几只书架,中西书籍杂陈,但很整洁。右面一个暗间房门虚掩,不知作什么的。左面一间显然是他的书房,有一块小小的镜框,题着“苦雨斋”三字,是沈尹默先生的手笔,一张庞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此外便是简简单单的几把椅子了。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茶具是日本式的,带盖的小小茶盅,小小的茶壶有一只藤子编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七分满。房子是顶普通的北平式的小房子,可是四白落地,几净窗明。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翻阅《金枝》,吟咏俳句,写他的冷隽的杂文小品①。

①梁实秋:《看云集·忆岂明老人》

  洁净,淡雅,冷落之中你会感到主人的淡泊与寂寞;“冷隽”的不仅是苦雨斋老人的文章,更是他的心境。周作人后来写过一篇题为《结缘豆》的文章,这样描述他的“寂寞感”——

  大约是从佛教进来以后,chinazhongguo人很看重缘,有时候还至于说得很有点神秘,几乎近于命数。……
  为什么这样的要结缘的呢?我想,这或者由于不安于孤寂的缘故吧。富贵子嗣是大众的愿望,不过这都有地方可以去求,如财神送子娘娘等处,然而此外还有一种苦痛却无法解除,即是上文所说的人生的孤寂。孔子曾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人是喜群的,但他往往在人群中感到不可堪的寂寞,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象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我们的确彼此太缺少缘分,假如可能实有多结之必要……
  这是怎样地令人绝望的命中注定的“缺少缘分”,这又是怎样可怖的“人群中”的“寂寞”……。


  周作人却仍要苦苦地挣扎。
  他说:“我现在去念佛拈豆,这自然是可以不必了,姑且以小文章代之耳”,“我写文章,平常自己怀疑,这是为什么的:为公乎?为私乎?”现在终于醒悟:“结点缘罢了”。这几乎又回到了五四时期“以文学沟通人的心灵”的观点上了;不知周作人在重提文学“结缘论”时,有没有想到当年曾经引起他强烈共鸣的有岛武郎的那句名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我因为欲得爱,所以创作……”①?

①转引自周作人:《瓜豆集·结缘豆》

  对于周作人,读书,而且是读杂书,也是摆脱寂寞,“结缘”之一法。30年代,朱光潜先生写有《陶渊明》一文,说陶渊明“他的清风亮节在当时虽无同调,过去有同调底人们正复不少,使他自慰‘吾道不孤’,他好读书就是这个缘故”;正是读书,使陶渊明“打破了他现在的界限而游心于千载,发见许多可‘当友’底古人”,他的精神生活因此获得了新的超越与自由。这也正是周作人所追求的读书境界与人生境界(这两者对于周作人是“合而为一”的)。尽管此时周作人已经躲进苦雨斋里,但他并不甘心于仅仅“咀嚼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①。他仍然追求着一个阔大的精神世界,响往着思想的自由驰骋,这是周作人高于他的“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因而不免露出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②的学生的地方大家风度。现实中既然与一切“绝缘”,周作人就只能象当年陶渊明那样,“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在与“遗烈”结缘、对话中,使自己寂寞的内心得到慰藉,精神也得到升华。读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物我”的回响交流的过程,一方面用自己的胸襟与眼光去“发现”古人,另一面,又通过这种发现进一步肯定自己,扩大、丰富自己,建立起支撑自我的精神柱石。朱光潜先生说这有如佛家所说的“千灯相照”,这自然是对佛教有着深刻理解的周作人所追慕的。翻开这一时期周作人所写的《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瓜豆集》、《风雨谈》,差不多尽是读古书的笔记,这很容易给人以“文抄公”与“复古”的印象,这其实包含着可悲的误解。周作人自己就辩解说,他所作的是“披沙拣金”的工作,自有自己的标准:“因此,我看书时遇见正学的思想正宗的文章都望望然去之,果真连一眼都不瞟”,“我的标准是那样的宽而且窄,窄时网不进去,宽时又漏出去了,结果很难抓住看了中意,也就是可抄的书。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理想固难达到,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肯轻易放过”③。周作人这一代人既已经过五四的洗礼,进入了“世界文化”的大系统,他们就绝不可能再原封不动地“回复”到封建文化封闭体系中。他所谓“人情物理”标准,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化启迪下形成的“人道zhuyi的理知精神”,以此去重新审视、映照chinazhongguo传统文化,必然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再度“别择”与“发现”。也就是说,周作人从浩如烟海的古书中重新“发掘”出来的古人,必然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的④,而且也是与周作人的个性有着某种相通的。唯其如此,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周作人才有可能与之“结缘”;周作人也就通过这种努力,将“自我”与历史联系起来,也就是在历史存在中找到自我存在的根据与理由。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chinazhongguo新文学大系novelxiaoshuo二集·序》
②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chinazhongguo新文学大系novelxiaoshuo二集·序》
③周作人:《苦竹杂记·后记》
④周作人:《永日集·〈杂拌儿〉跋》


  周作人在《风雨谈·小引》里,曾经引用《诗经·郑风》中“风雨”三章及栖霞郝氏《诗问》中所载王瑞玉夫人的解说,来描述他深夜读书的“意境”,这是别有情趣的。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凄凄,寒凉也。喈喈,声和也。……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瘥”——潇潇,暴疾也。胶胶,声杂也。……暴雨如泣,群鸡乱鸣,此时积忧成病,见君子则病愈。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晦,昏也,已,止也。……雨甚而晦,鸡鸣而长,苦寂甚矣,故人来喜当何如。


  “风雨凄凄”,以至“如晦”,“无聊甚矣”,以至“积忧成病”,写尽了读书前与择书过程中,未见“故人”时的苦境。一旦打开书册,“风雨故人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周作人说,“不佞故人不多,又各忙碌,相见的时候颇少,但是书册上的故人则又殊不少,此随时可晤对也。不谈今天天气哈哈哈,可谈的物事随处多有,所差的是要花本钱买书而已。翻开书画,得听一夕的话,已大可喜,若再写下来,自然更妙。虽然做文章赔本稍为有点好笑,但不失为消遣之一法”①。

①周作人:《风雨谈·小引》

  起于“寂寞”之感,止于“与故人晤对”之乐:此苦雨斋老人“夜读”之趣也。
  那么,经常造访苦雨斋,风雨之夕翩翩而至的“故人”,都是些什么人呢?
  周作人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思想家,首推汉末的王充,他应该是苦雨斋常客中的长者了。周作人最钦佩王充“疾虚妄”的精神。自号“知堂”,固然源出于孔夫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圣教”,但究其“神”,还是王充的“疾虚妄”。
  周氏兄弟都很景仰魏晋南北朝人的风采。但苦雨斋的座上客,却不是愤世嫉俗的阮籍、嵇康,而是态度蔼然、中和的陶渊明、颜之推。同是陶渊明,周氏兄弟的观察也不尽相同。在鲁迅眼里,陶渊明不仅飘逸,而且有时“摩登”,更有“金刚怒目”,“陶渊明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①。鲁迅这话是针对朱光潜的;朱光潜在30年代曾撰文,说陶渊明混身“静穆”,“超一切忧喜”,也“泯化一切忧喜”②。周作人与之结缘的陶渊明,既不同于“鲁”,也不同于“朱”,他是一切顺乎“人情之常,出于自然”的③。周作人特别注意陶渊明在与子女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人情味,以为这是最为难得的。周作人又把《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列为陶渊明之后的第二人:“陶公无论矣,颜君或居其次,然而第三人却难找得出了”④;周作人所倾心的,也是颜之推的“理性通达”,说他的思想“比有些道学家要宽大得多,或者这就是所谓杂也未可知。但总之是不窄,就是人情味之所在”⑤。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②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③周作人:《夜读抄·鬼的生长》
④周作人:《夜读抄·颜氏家训》
⑤周作人:《夜读抄·颜氏家训》


  周作人亲近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这是众所周知的;一本《chinazhongguo新文学的源流》早已将他们“结缘”。但看来周作人真正欣赏的,未必是三袁,——正如废名所说,周作人“没有那些文采,兴酣笔落的情形我想是没有的,而此都是公安及其他古今才士的特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①;倒是李贽,傅山,还有他的同乡王季重与张岱,周作人更会感到亲切。他不隐讳赞赏李贽是因为他是晚明文坛上的所谓“旁门”,“我的偏见以为思想与文艺上的旁门往往要比正统更有意思”②;周作人因此给李贽“我亦人也”的自觉意识③,男女问题上的平等观以很高评价,引述友人的评语以为“在zhongguo16世纪的后半纪,这种见解的确是了不得的”④。周作人心目中的傅山(青主)也类似颜之推:“思想宽博,于儒道佛三者都能通达,故无偏执处”⑤。傅青主的“真率”、“明达”,反对“奴俗”,这也是周作人所独能共鸣的。至于王季重与张岱,已是童年时的老友,就不必多说了。

①废名:《关于派别》
②周作人:《风雨谈·梅花草堂笔谈·等》
③周作人:《秉烛谈·妇人之笑》
④周作人:《秉烛谈·妇人之笑》
⑤周作人:《风雨谈·关于傅青主》


  周作人说他最佩服的三位前人,王充、李贽之外,就是俞正燮;而俞正燮是清朝人。蔡元培先生在《chinazhongguolunli学史》中,说清朝思想界中有三个大人物,即黄梨洲、戴东原、俞理初,周作人则认为,“清朝三贤我亦都敬重,若问其次序,则我不能不先俞而后黄戴矣”①。他还说:“俞君之价值因自存在,在近代chinazhongguo思想家中盖莫能与之比肩矣”②。最使周作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俞正燮下列言论:“礼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男子亦不当再娶”,“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乃贤者未思之过。未同衾而同穴,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僚友,直无男女之分”,“夫买妾而妻不妒,是恝也,恝则家道坏也”。这都是骇世惊俗之言,周作人则以为“见识乃极明远”,“能尊重人权,对于女性问题常有超越前人的公论”,其“平等的两性观”,实为chinazhongguo的第一人③。周作人并因此而感慨系之:“我们生于20世纪的中华民国,得自由接受性心理的知识,才能稍稍有所理解,而人既无多,话也难说,妇人问题的究极仍属于危险思想,为老头子与其儿子们所不悦,……俞君生嘉道时而能直言如此,不得不说是智勇之士”④。想来周作人在“妇女问题仍属危险思想”的20世纪30年代,能够得到生活于18世纪的俞正燮这样的忘年交,在苦雨斋与之畅谈妇女与小儿,当是极为愉快的事。而使周作人尤为满意的是,俞理初虽思想锋利,“义正而词亦严,却又情理湛足,如以绮语作譬喻,正可云凛若冰霜而复艳如桃李也”⑤。与这样的“故人”作一夕之谈,在情、理、文上都能得到最大的满足,真是最高的享受了。

①周作人:《秉烛谈·关于俞理初》
②周作人:《秉烛谈·妇人之笑》
③④⑤周作人:《秉烛谈·关于俞理初》


  何况具有类似风格的“伟大的常人”不只俞理初一人,周作人在清代群贤中,还发现了:“思想清楚通达”、“大而入细”、“奇不乖绝”的蒋子潇①,学术思想类似颜之推,“切实而宽博”的郝懿行②,“清朗通达”,“不夹杂道士气”的刘青园③,等等,他们往往与俞理初邀约而来,常作竟日之谈。除此之外,人与文均有小疵的郑板桥言论虽“近于夸张”,却也有“透彻”之处,李翁之文虽“未免甜熟,却颇能畅达,又间出新意奇语,人不能及”④,也是可以谈谈的……。

①周作人:《苦竹杂记·蒋子潇游艺录》
②周作人:《风雨谈·记海错》
③周作人:《苦竹杂记·刘青园〈常谈〉》
④周作人:《瓜豆集·谈养鸟》


  于是,周作人冷落的苦雨斋经常“高朋满座”了,时有朗朗笑声飞出窗外,惊破满院的寂静;更多的则是会心的微笑。每当宾客散尽,周作人就连忙把这会心之处,连同微笑,一齐记录在纸上……。不隔几天,《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人间世》、《青年界》、《论语》……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上,就出现了署名知堂、岂明、难知、不知……的千字文或数千字的读书笔记体的精妙的散文。细心的研究者一一拜读之后,很容易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周作人的“故人”无不生活在chinazhongguo社会“王纲解纽”、思想相对解放的历史时代。人们由此而把握了周作人及其同代人与chinazhongguo思想文化学术传统的历史联系,也更深入地认识了周作人其人与其文。郁达夫在1935年编选《chinazhongguo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时,周氏兄弟的散文就占了大半篇幅;郁达夫并且评论说,周作人近年的散文“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周作人确有知音,他可以知足了吧。
  但周作人仍然叫唤“寂寞”。这不仅因为郁达夫这样的知音太少(把这一时期写作读书笔记体散文的周作人斥为“文抄公”的“批评”,一直没有断过),而且从根柢上,周作人是时时怀疑这一切的。他早就说过——

  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地难,我们说话作文,听别人的话,读别人的文,以为互相理解了,这是一个聊以自娱之如意的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了的时候也还不肯立即承认,知道是梦了却还想在梦境中多流连一刻……”①。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沉默》

  就是平常谈话,也常觉得自己有些话是虚空的,不与心情切实相应,说出时便即知道,感到一种恶心的寂寞,好象是嘴里尝到了肥皂……②。

②周作人:《雨天的书·济南道中之三》

  于是,尽管闭门读书自娱,偷得一点“风雨故人来”的乐趣,周作人却永远也不能排遣自己内心的孤独与寂苦③。

③1937.5.24周作人在寂苦中又梦见了乾荣子:梦中他们“一室共语,欲乘间说明心事终未果,怅然而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