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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传:苦雨斋里的老人——在北平(三)(1927.11-1937.7)

周作人传:
苦雨斋里的老人——在北平(三)(1927.11-19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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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子之死

  周作人将会永远记着这一天:1929年11月20日,她的爱女若子离他而去。——在这个世界上,她仅仅生活了15年。
  这对于处于精神的困境中的周作人,几乎是致命的一击。
  周作人后来在《若子之死》这篇短文中写下了那最悲惨的记忆——

  16日若子自学校归,晚呕吐腹泻,自知是盲肠,而医生误诊为胃病,次日复诊始认为盲肠炎,18日送往德国医院割治,已并发腹膜炎,遂以不起。用手术后病苦少已,而热度不减,19日午后益觉烦躁,至晚忽啼曰“我要死了”,继以昏呓,注射樟脑油,旋清醒如常,迭呼兄姊弟妹名,悉为招来,唯兄丰一留学东京不得相见,其友人亦有至者,若子一一招呼,唯痛恨医生不置。常以两腕力抱母颈低语曰,“姆妈,我不要死”。然而终于死了。吁!可伤已。

  周作人又这样叙述自己的追念——

  ……睹物思人,人情所难免,况临终时神志清明,一切言动,历在心头,偶一念及,如触肿疡,有时深觉不可思议,如此景情,不堪回首,诚不知当时之何以能担负过去也。

  在周作人的日记里,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12月4日,下午因心情忧郁,女子学院临时告假。
  12月19日,夜,想起一月前若子尚在人间及临终事,不禁泫然。
  12月22日,在家,终日怅怅无所之。

  直到1930年1月5日,周作人在致胡适信中还这样说:“去冬11月次女若子病故,心情恶劣,至今未能安心读书,自思对于死生别无甚迷执,唯亲子之情未能恝然,内人尤不能忘情,亦属无如何也”。
  虽然周作人自称是唯物zhuyi者,但他仍然为若子设祭棚,请僧人放焰口,诵经;遗体移放西直门外广通寺内后,又托僧人诵经。而且每年祭日都有诵经活动,从不中断。——既是抚慰若子的“在天之灵”,更是抚慰自己的痛苦得不能自制的心灵。即使这样,仍然不能平息周作人内心的痛苦。12月1日(若子逝世后12天)及2日,周作人连续两天在《世界日报》上大登广告,将若子之死归罪于山本忠孝大夫误诊。明知在法律上不能给山本大夫治罪,却要利用广告将其搞臭,这样的迁怒与报复心理和行为似乎已失常态。
  伤悼幼女之亡,本人之常情;但周作人表现如此特别,似应别有一层意义在。在周作人的人生哲学里,“人”的“生命”据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一再地严厉谴责chinazhongguo国民具有 “嗜shaa性”,既不尊重他人的生命,又不善于追求与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这是常使他痛心疾首的。人的生命的丧失,特别是亲爱者、年幼者的早夭,更是他所绝对不能容忍。似乎很少动情的周作人却常为此而作出最强烈的感情反应,原因即在于此。读者该记得,为四弟椿寿的早逝,周作人曾怎样地呼天抢地,痛不欲生①。现在人生祭台上奉献的是自己的亲女儿,周作人如此“反常”,倒是合乎他自身的思想与情感逻辑的。读者将由此而对这位自称“少情热”的“爱智者”的内心世界有了更深的理解吧?

①在此之前,还有幼妹端姑的去世,周作人由于年龄太小,未作出直接反应,但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忆及此事时,仍十分动情。

  年幼者的生命的陡然流逝,是更容易使年长的幸存者感到自身生命的短促的。于是,周作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已“人过中年”了。1930年3月,周作人作《中年》一文,时正43岁。文章说:“本来人生是一贯的,其中却分几个段落,如童年,少年、中年、老年,各有意义,都不容空过。譬如少年时代是浪漫的,中年是理智的时代,到了老年差不多可以说是待死堂的生活罢”①。对于周作人,此时自觉意识到已进入 “中年”的人生阶段,就意味着必须在人生选择与心理上,作出相应的自觉的调整。周作人宣布,要“顺其自然”,从青年的“浪漫”时代,转向中年的“理智的时代”;从此,要脱离“市街战斗或示威运动的队伍”,以“得体地活着”为人生目标与归宿,“用经验与理性去观察人情与物理”。——这里,周作人实际上已经为自己的后半生勾勒出一个总的轮廓。在文章结尾处,周作人说:“我这些意思,恐怕都很有老朽的气味,这也是没法的事情。年纪一年年的增多,有如走路一站站的过去,所见既多,对于从前的意见,自然多少要加以修改,这是得呢失呢,我不能说”②。

①②周作人:《看云集·中年》

  这是真的:得呢失呢,谁能够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