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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卷入时代旋涡中 尽管周作人内心深藏着难言的悲哀，外部世界却日渐从死寂的革命低谷中走出。以1925年五卅运动为起点，zhongguo再度掀起了民族zhuyi的革命热潮。而早已宣布自己成了民族zhuyi者的周作人，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时代的旋涡中去。 开始，周作人仍然尽可能地保持冷静态度；他在一篇文章中公开承认：“我很惭愧自己对于这些运动的冷淡一点都不减轻”，并且表示了对于前途的悲观：“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zhongguo此后也不会有，将来舞台上所演的还是那几出戏，不过换了脚(se-dangjin)，衣服与看客”，他说：“其实我何尝不希望zhongguo会好起来？不过看不见好起来的征候，所以还不能希望罢了”①。但帝国zhuyishaa害zhongguo人的qiang声却唤起了、激怒了周作人，使他再也不能“不介入”。于是，在北京大学学生会主撰的《京报》副刊《沪汉后援专刊》上，我们读到了周作人的如下文字：“关于这回上海英国人的行凶事件，我们十分愤慨。因为他们不拿zhongguo人当人。我们希望国人力争，当与英国断绝经济关系（没有别的法子），至达到平等待遇的目的之日为止”②。出发点是维护zhongguo人的尊严，与纯粹的民族zhuyi立场并不完全相同；但那“同仇敌忾”的情绪却是与五卅时代气氛相一致的。而以周作人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他的上述言论，就已经足以把他推到群众爱国运动的前沿，这大概是周作人料所不及的。但周作人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并没有被盲目的排外情绪支配与淹没；相反，在运动全过程中，他一再地提醒人们：“此次反对英国——是反对那些不拿zhongguo人当人的凶横的英国官僚，并不是各个明白的英国人民，目的是在自卫，并不是报复；所以我们对于个人不得有所迫害，对于英国的文化——学问艺术仍有相当的崇敬”③，切不可“由打倒英日帝国zhuyi一转而为打倒英日，再转而打倒英日人，三转而为打倒一切外国人”④。如此苦口婆心，显然是试图将理性精神注入群众运动之中，免其陷入盲目排外的狂热而误入歧途。周作人同时警告说：切不可因为“一致对外”，而“对于（国内）军阀官僚没有反抗的表示”⑤；尤其要警惕有人乘机大搞封建复辟，“以守国粹夸国光为爱国”⑥。这里所提出的如何将对外反帝与对内反封建相统一，正是在五卅运动高潮中，俞平伯与郑振铎展开过“雪耻与御侮”的论争⑦；俞平伯提出“欲御外侮，必先自雪其耻”，而郑振铎主张当务之急是“唤醒群众”一致对外，进而批评俞平伯的主张必引起“国内的残shaa，以减轻英人对于这次大残shaa的责任”。周作人自然是站在俞平伯这一边的。他在一篇文章里，明确表示“我的意思是与平伯相近”。他同样以为“反抗自己更重要得多”，zhongguo人“丧失了他们做人的资格”，这“才算是国耻”，“自己不改悔也就决不能抵抗得过别人”。他也同样地“不很相信群众”，他强调“单是口号，游行，也不能打倒帝国zhuyi”，而主张增强实力，“他们用机关qiang打进来，我们用机关qiang打出去”⑧。有趣的是，在五卅运动中，鲁迅的立场观点竟是与周作人惊人的相似，而且发挥得更为透彻。鲁迅引用一家报纸的社论：“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慨，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gguuoojiia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并且说：“我想，这 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们应该时时记得的”。他提醒人们，要警惕那些借口“一致对外”，而乘机剥夺人民的扒手⑨，并告诫“点火的青年”：“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⑩。因家庭纠纷而刚刚反目的周氏兄弟在重大的社会、zhengzhi问题上，又迅速地保持了一致，但彼此的关系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善：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的复杂，有什么办法呢。 ①周作人：《谈虎集·代快邮》 ②周作人：《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载1925.6.20.《京报副刊》。 ③周作人：《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载1925.6.20《京报副刊》。 ④周作人：《演讲传习所》，载1925.6.25《京报副刊》。 ⑤周作人：《演讲传习所》，载1925.6.25《京报副刊》。 ⑥周作人：《演讲传习所》，载1925.6.25《京报副刊》。 ⑦参看《语丝》32期俞平伯《雪耻与御侮》，《文学周报》180期郑振铎《杂谭》，《语丝》36期俞平伯：《质西谛君》，《语丝》39期俞平伯：《答西谛君》，郑振铎：《答平伯君》等文。 ⑧周作人：《文明与野蛮》，载1925年6月23日《京报副刊·沪江后援专刊》。 ⑨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 ⑩鲁迅：《坟·杂忆》 如果说五卅运动中的“雪耻与御侮”之争主要集中在zhengzhi层面，那么，1924、1925年间在《语丝》等杂志副刊上同时展开的“国粹”与“欧化”之争，则是五四时期东、西方文化选择的继续与发展。论争首先是在周作人、刘半农与钱玄同之间展开的。《语丝》4期（1924年12月8日出版）发表周作人《致溥仪君书》，信中有“可惜zhongguo国民内太多外国人”，“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这意思与前述周作人反复强调的“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是一致的。此信引起了刘半农的共鸣，他立即从巴黎来信表示支持。刘半农的来信以“巴黎通信”为题载《语丝》20期（1925年3月30日出版），同期发表了钱玄同《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提出不同意见。文章针锋相对地提出，“zhongguo国民内固然太多外国人，却也太多zhongguo人”，对于帝国zhuyi底压迫是绝对应该抗拒的，但对于“国故”（最广义的）也绝对地应取“排斥”的态度。因此，钱玄同对鲁迅“要少——或者竟不——看zhongguo书”的主张极表赞同，而宣称“我所爱的zhongguo”是“欧化的zhongguo”；据钱玄同在《回语堂的信》（《语丝》23期）中解释，“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惟有拼命追赶这位大哥”。周、刘、钱的这一次讨论涉及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为以后进一步论争奠定了基础。1925年3月1日，《京报副刊》上在“论国民文学的三封信”的总题下发表了穆木天、郑伯奇、周作人的通信。穆木天首先提出“我们要复活我们祖先的话语”，实现“我们祖先传来的思想的极致”，“发掘我们民族的真髓”；郑伯奇在回信中也强调“要追怀古代的光荣”，“向残虐无道的外国资本zhuyi算总帐”，他们因此而提出了“国民文学”的口号，这显然是反映了当时日趋高涨的民族zhuyi情绪中孕含着的某种复古的倾向。周作人则一面肯定“zhongguo人里面外国人太多，西崽气与家奴气太重，国民的自觉太没有”，“国民文学的呼声可以说是这种堕落面貌的一针兴奋剂”，一面又提醒人们要“竭力发掘铲除自己的恶根性”，“提倡国民文学必须提倡个人zhuyi”，否则“容易变成狂信，这个结果是凡本国人必好，凡别国的必坏，自己的国土是世界的中心”。周作人显然看出，并且警惕着封建复古zhuyi的趁势复活，与他前述在zhengzhi上“反抗自己更重要得多”的观点是一致的。沉寂了几个月以后，1925年7月6日出版的《语丝》34期又发表了周作人、穆木天、张定璜、钱玄同等的通信。穆木天仍然坚将“唤起已死了百千年的国民精神作坚牢的大石”，钱玄同则力主“应该将过去的本国旧文化遗产拔去，将现代的世界新文化‘全盘承受’”。周作人似乎于二者都有所反对，他说：“保存国粹正可不必，反正国民性不会消灭，提倡欧化也是虚空，因为天下不会有象两粒豆那样相似的民族”，“现在要紧的是唤起个人的与国民的自觉，尽量地研究介绍今古的文化，让它自由地渗进去，变成民族精神的滋养料，因此可望自动地发生出新汉族的文明来”①。这也正是周作人一贯主张的“古今中外法”。而强调以“个人的自觉”为基础，这倒是这一时期周作人的“中心思想”。他认为，五四传统中最有价值，最应大加发扬的，是“救出你自己”的个人本位zhuyi。那么，周作人在再度卷入了民族zhuyi的时代热潮旋涡中时，他是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个人”独立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是更加成熟了。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 自然，对周作人产生更大冲击的，还是发端于五卅运动之前，在五卅运动以后又继续发展的女师大学潮。 关于女师大学潮的消息最早见诸于1925年2月28日周作人日记：“女师旧生田、罗二女生来访，为女师大事也”。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这时女师大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已经很是高涨，渐有趋于决裂的态势；来访学生自称中立派，要求周作人代为斡旋，只要换掉校长，风潮便自平息。周作人当即将学生此意转告当时代理部务的教育部次长马叙伦，但不久内阁改组，改由章士钊出长教育，调解之事也就搁了下来。但周作人对女师大风潮仍持“平息”立场，并不热心于推波助澜。在4月17日所写的《与友人论性道德书》里，他还这样表白自己：“我实在可叹，是一个很缺少‘热狂’的人，我的言论多少都有点游戏态度，我也喜欢弄一点过激的思想，拨草寻蛇地去向道学家寻事，但是如法国拉勃来（Rabelais）那样只是到‘要被火烤了为止’，未必有殉道的决心”。后来他写文章劝告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六位被开除的学生，说学校当局固然可憎，“同学的义愤也不可久恃”，不如“决然舍去”，大可不必“做了群众运动的牺牲”①，也是这“不要被火烤”的意思。但周作人仍然最终被卷了进去：他先是参加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集的会议，与鲁迅一起被推为校务维持会会员，后又列名于鲁迅起草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特别是1925年8月1日杨荫榆带兵回校，武力驱逐学生，周作人觉得再也不能沉默，终于挺身而出，公开谴责杨荫榆“丧心病狂，可谓至矣尽矣”，并点名道姓地指出：“秋桐总长对于这回女师大事件决不能逃责”②。对于自己终不免卷入学潮中，周作人在著名的《与友人论章杨书》里有过说明：“并不全由于对学生的同情，乃是出于对章杨的反感”，即反感其镇压学生“手段恶辣”，不满其发表“反对白话的‘文以载道’论”，特别是章士钊出言轻薄，侮蔑女性人格，更使周作人难以容忍。他说：“我现在对于学问艺术没有什么野心，目下的工作是想对于思想的专制与性道德的残酷加以反抗，明知这未必有效，更不足以救zhongguo之亡，亦不过行其心之所安而已”③；这就是说，周作人的“不介入”，是以不妨碍他所追求的思想自由与性道德为原则的，超出这条“线”，他仍然要出而反抗。同时，他又一再宣称，他的反抗是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与出于爱国救亡的zhengzhi目的的有组织的反抗无关：周作人在卷入群众运动浪潮中时，仍然试图保持自己的个人独立性④。这样的努力似乎并不见效；因为群众运动的历史大潮有自己的客观逻辑，裹挟其中，也就身不由己，必须顺流而下，直奔某种结局（结论）。周作人就是如此：1925年8月13日，他作为一个名叫张静淑的学生（此学生后来在三·一八惨案中身中四弹，险遭不测）的保证人，参加了教育部召开的家长会议，本来也无非是去看看当局的态度；但当出席会议的章士钊宣布要强行解散女师大，改为女子大学，声(se-dangjin)俱厉地要求与会家长“约束学生，服从命令”，在座者皆默默无言时，他终于忍耐不住，带头发言抵制，与会者纷纷响应，一片“反对”之声，章士钊拂袖而去，周作人即被视为“闹事者”而推到了与当局短兵相接的第一线。第二日，周作人便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代作呈文”，显然成为学生风潮的推动者。正当此时，胡适联合一批北大教员，发表宣言，要求对章士钊一伙讲究“忠厚”；周作人立即著文反驳，针锋相对地指出，“以忠厚待人可，以忠厚待害人之物则不可”，“应付老虎只有极简单的两条路，不剪除它则为虎作伥”，“古人有言，养虎自贻患，愿胡君留意”。文章最后竟然 高呼：“宽容，宽容，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可不戒欤”⑤？周作人大概已经忘记他自己也曾经热心地提倡过“宽容”。其实，周作人也未必真的放弃了他的宽容论，是形势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就必须说这样的话。因此，当这年12月，段祺瑞下台，章士钊逃往天津，女师大爱国学生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周作人便立即著文，重弹“宽容”老调，甚至提出“不打落水狗”的主张，并且说：“一旦树倒胡狲散，更从那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胡狲，也有点无聊，卑劣，虽然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体统与身份”⑥。而在同时写的《雨天的书·自序二》里，周作人干脆对自己“旧性难移，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检阅旧作，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表示忏悔：他的“自我”天平明显地向绅士这一边倾斜。“不打落水狗”的主张一提出，尽管有林语堂表示赞同，但很快就遭到了鲁迅的迎头痛击；而被周作人宣布为“死老虎”的章士钊及其党徒也“挫”而“不死”，或者“死而不僵”：章士钊一伙在北京迅速成立“女大公理维持会”，发表宣言，shaa气腾腾地宣布要将女师大的教职员（当然包括周作人在内）“投畀豺虎”。仅此一举，也足以使周作人清醒。于是，12月20日，即《失题》一文发表13天以后，周作人又以岂明的笔名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大虫不死》一文，对“挂出不打死老虎的招牌”的“有绅士气的乱党”提出批评，实际上是进行公开的自我批判，承认“章士钊决不是孤生独立的，他是zhongguo恶劣势力的代表，他背后有成千成万的坏人挨挤着，推着，他一个人偶然倒了，他背后……多数的无名之老虎是不会倒的”：周作人的“自我”再一次向“流氓”、“叛徒”这一面倾斜。徘徊于“绅士”与“流氓”、“叛徒”之间，不断地处于“今是而昨非”的自我否定中，正是历史大动荡的时代周作人这样的具有过渡(se-dangjin)彩的知识分子必然的历史命运。 ①周作人：《女师大改革论》，载1925.8.3《京报副刊》。 ②周作人：《续女师大改革论》，载1925.8.5《京报副刊》。 ③周作人：《答张岱年先生书》，载1925.8.21《京报副刊》。 ④周作人曾这样申明：“我不是研究系，不是教育改进社”，“我不是无zheengffuu党或所谓communistgcd，也不是国民党”，“我的意见是根据我个人的特质加上外来的影响而合成”。（《答张岱年先生书》） ⑤周作人：《忠厚的胡博士》，载1925.8.18《京报副刊》。 ⑥周作人：《失题》，载1925.12.7《语丝》5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