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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亲历复辟事件 真正重要的，是病愈一月后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张勋复辟事件。周作人说：“当初在绍兴的时候，也曾遇见过不少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洪宪帝制等，但因处在偏陬，‘天高皇帝远’，对于zhengzhi事情关心不够，所以似乎影响不很大，过后已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在北京情形就很不同，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较近较真，影响也就要深远得多；所以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这便是我在北京亲身经历的结果了”①。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说明。处于zhengzhi旋涡的中心地带，想远离zhengzhi，zhengzhi也会找上门来，根本不可能回避。北京城市文化中强烈的zhengzhi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彩第一次显示出对于周作人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力。 ①周作人：《猫打架》，载《新晚报》1964年5月5日。后收《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 周作人永远也不会忘记，张勋复辟丑剧开场的那一天——7月1日是星期日，因为是夏天，兄弟俩起来得相当的早，正预备往琉璃厂去，“公子”听差进来报告说：“外边都挂了龙旗了”。尽管这一段“复辟”的空气已相当浓，这消息本在意料之中，但仍然感到满身的不愉快——周作人说，这是一种没法子形容的感情。当天日记即有“晚饮酒大醉，吃醉鱼干，铭伯先生所送也”的记载，此外未多著一字，却足以透露出内心的烦闷。鲁迅有些教育界的朋友，最初打算走避，有的想南下，有的想往天津。鲁迅虽辞去了佥事职，表明自己的zhengzhi态度，但因没有资力逃难，只好与周作人一起在北京坐等。在事变前，周作人曾走访蔡元培先生，问他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蔡先生只简单表示：只要不复辟，我总是不走的。蔡元培镇定自若的态度给周作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自己也是以这种精神来应对这次复辟事件的吧。在周作人日记中，只留下了如下简短的记录—— 7日晴。上午有飞机掷弹于宫城。11时同大哥移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新华饭店。 9日阴。托齐君打电至家，报平安。夜，店中人警备，云闻qiang声。 12日晴。晨四时半闻炮轰声，下午二时顷止，闻天坛诸处皆下，复辟之事凡十一日半而了矣。出至八宝胡同，拟买点心，值店闭，至崇文门大街亦然，遂返。晚同大哥至义兴局吃饭，以店中居奇也。 13日晴。上午同大哥往访铭伯、季茀二君，饭后至会馆一转，上午三时后回饭店，途中见中华门匾复挂上，五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旗东城已有，城外未有。晚饮酒，夜甚热。 14日晴。上午十时先返寓，大哥随亦来，令齐坤往取铺盖来，途中五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旗已遍矣。改悬竹帘于补树书屋门外，稍觉凉爽。 日记里屡次提到龙旗与五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旗，这是表示了一种感情的。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说，龙旗“当时因为这是代表满清的势力的，所以有看了发生一种憎恶；后来看见临时粗制的龙旗，画的龙有些简直象一条死鳗，心里很是痛快。及至五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旗重又挂正，自然是惊喜之余，情见乎辞了。可是后来这五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旗变成了北洋军阀的旗帜，便又觉得不顺眼”①，不过，那毕竟是“后来”的事。 ①周作人：《猫打架》，载《新晚报》1964年5月5日。后收《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 张勋复辟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但在周作人、鲁迅和他们的友人中间，复辟事件的阴影却怎么也抹不掉，拂不去。他们热烈地讨论，痛苦地思索，久久不能平静。人们自然会注意到鲁迅的《风波》——直到1920年10月，他仍然在“消化”这场复辟风波；甚至到1936年，鲁迅逝世前还在为人们“逐渐遗忘”复辟事件而感到忧虑与愤慨②。周作人于20年后在故纸堆中，翻出了当时写的两首诗，并抄录于70年代所写的《知堂回想录》中—— ②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四》 其一：“天坛未洒孤臣血，地窖难招帝子魂。一觉苍黄中夜梦，又闻蛙蛤吠前门。 其二：落花时节无多日，遥望南天有泪痕。槐茧未成秋叶老，闲繙土偶坐黄昏”。 诚如周作人所说，诗中的一些具体史实已属不可考①，但诗中那嘲讽中内含着的强烈的历史悲凉感，即使时过景迁，今天的人们仍然不难领悟。 ①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一五，复辟前后（三）》中回忆，当时张勋率辫子兵驻在天坛，战败乃只身逃入东交民巷，前门为商会所在地，本事不能复详，大抵当时多有奇论怪话。第二首云南天何事，已不复记忆，时寓居绍兴会馆，院中有大槐树，夏日槐蚕满地，穴土作茧。“土偶”即劳茀尔著《支那土偶考》第一分册，时刚从丸善书店寄来，诗中“闲繙”的即是此书。 大概从这年的八月起，鲁迅、周作人在东京时代的老同学钱玄同便经常来会馆访问②，通常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聊天的话题自然十分广泛；但中心却常不离张勋复辟事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考。据周作人回忆，这正是钱玄同（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鲁迅、周作人）由“复古”往“反复古”方向更坚定地前进的一个转折关口③。钱玄同自己在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也回忆说，在张勋复辟后，他曾与周氏兄弟“在绍兴会馆的某院子中槐树底下”谈过许多“偏激活”④。谈话的详尽内容今天自然无从考实，但根据周作人、钱玄同的有关回忆，仍然可以知其大略。谈话中大约有提倡“非圣”、“逆伦”，积极铲除“东方化”，用合力来“用夷变夏”之类的主张⑤，而钱玄同所谓“偏激”言论大抵有二，一是“应烧毁chinazhongguo书”⑥，二是“应废除汉字”。据说鲁迅曾对钱玄同说，chinazhongguo最好改用一种外国文字如德文；若办不到，则仍写汉文并多羼入外国文的字句⑦。鲁迅的《狂人日记》与钱玄同的《chinazhongguo今后之文字问题》都发表在复辟事件后的一年，其内容显然都曾在补树书屋里讨论过。钱玄同就是在《chinazhongguo今后之文字问题》里提出“欲使chinazhongguo不亡，欲使chinazhongguo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样的惊人之论的。钱玄同特地申明，这并非完全是他个人的意见，他是“代朋友立言”，而“朋友”指的就是鲁迅。尽管有关回忆都只提到鲁迅与钱玄同，但可以肯定，周作人即使不是上述“偏激”言论的发明者，也并无异议。周作人自己则把他从张勋复辟事件中引出的教训归结为一点：“因为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chinazhongguo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⑧。这都说明，周氏兄弟与钱玄同在补树书屋槐树下的讨论，是为尔后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辉煌战斗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的。 ②查周作人日记：8月中的9日、17日、27日来了三次，九月以后每月都至少来一次。 ③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④钱玄同1923.7.9《致周作人书》 ⑤见钱玄同1923.7.9《致周作人书》，转引自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⑥见钱玄同1923.7.9《致周作人书》，转引自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⑦参考《记钱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的谈话》，原载《文化与教育》（旬刊）27期（1934.8.10），转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 ⑧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一二，复辟前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