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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儿童的发现与歌谣的征集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在1920年我又开始——这说是开始，或者不如说是复活更是恰当，一种特殊的文学活动，这便是此处所说的儿童文学”。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确实是以绍兴时期为开端的，但它在五四时期的“复活”却别有意义——它最终完成了周作人对于“人”的研究。因此，周作人于1920年11月发表的《儿童的文学》一文与《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圣书与zhongguo文学》①一起，成为周作人五四所建立的“人学”的主要代表作。 ①《圣书与zhongguo文学》发表于沈雁冰主持的《novelxiaoshuo月报》12卷1号（革新号），从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上阐述了文学的本质，在五四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后周作人一直是《novelxiaoshuo月报》的主要作者之一。 这是应孔德学校之邀所作的一次讲演。据周作人介绍，孔德学校是北京大学同人开办的一所自小学至中学一贯的新式学校，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表示了一切取自由zhuyi的教育方针。讲演是五四时期颇为流行的启蒙方式，我们在周作人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到××讲演”之类的记载。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这次《儿童的文学》（1920年10月26日在孔德学校讲），与在此之前的《圣书与zhongguo文学》（1920年11月30日在燕京大学文学会讲）；《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6日在北平少年zhongguo学会讲）；人们称之为周作人“三大文学讲演”。关于周作人的讲演风格，梁实秋有过一个回忆—— 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在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词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①。 ①梁实秋：《看云集·忆岂明老人》 周作人这次关于《儿童的文学》的讲演大概也是如此：当场效果未必好，发表后却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震动。早在《人的文学》里，周作人即指出：“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15世纪”，“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19世纪”；而在zhongguo，“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这表明，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对儿童问题的考察，已经从本世纪初及绍兴时代，偏于国家、民族繁衍的立场，转向“人”的健全发展的角度，即把“儿童的发现”作为“人的发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在他的讲演里，反复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chengren生活的准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这里对于儿童生理与心理上的独立意义与价值的发现与肯定，至少在zhongguo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正象周作人自己所说，“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地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chengren，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shaa，不去理他”。这里有两条原则，一是把儿童当作“人”，二是承认“儿童就是儿童”；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儿童教育思想必然是“儿童本位zhuyi”的，即“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即“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并加以相当的尊重”。周作人所提出的这些思想、原则，并非纯粹的学理，而首先具有反封建的实践意义。早在此之前——1919年3月，周作人在《每周评论》10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把zhongguo传统道德归结为“祖先崇拜”，并且提出了“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新的道德原则，这与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1919.11出版的《新青年》6卷6号）、胡适《再论“我的儿子”》（载1919.8《每周评论》35号）也是互相配合的；与批判封建贞操观念的那场战斗一样，这也是五四时期“反封建道德”的一场硬仗。周作人、鲁迅、胡适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以后，对儿童及儿童文学的关注，就成为周作人的“胜业”。 当然，对周作人来说，更重要的还是实地的童话、神话、儿歌，以至由此而扩展开来的民间歌谣的研究。此类研究早在绍兴“卧治”时期即已开始，在五四时期最有意义与影响的，自然是关于歌谣的搜集与整理。这项活动是由卯字号里的朋友们“鼓捣”起来的，说不定正是他们几番高谈阔论的“产儿”。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简章》，同时宣布由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负责编辑，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地干起来了。反应却异乎寻常的热烈，短短两个月，就收到歌谣1100余则，以后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选载了148首，一时成为北京大学上自蔡元培校长，下至普通学生普遍关注的盛事。中间又经过一番曲折，到1920年底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由沈兼士、周作人共同主持；以后还举办了歌谣征集成果展览会，创办了《歌谣》周刊，周作人也被推为编辑之一。但周作人自己晚年回忆，他似乎没有做什么具体事，一切都是别人（例如刘半农、常惠等）操持的。这大抵是真实的；不过，《歌谣》的发刊词却是周作人起草的，他强调了歌谣民俗学与文学的双重意义，以歌谣为“国民心声”，预言歌谣的搜集、整理将“引起未来的民族诗的发展”。据说这篇发刊词在当时及以后都曾起到了指导作用；不过，周作人本人最津津乐道，并且以为自己的主要贡献是提倡征集“猥亵的歌谣”。他在晚年所写的《一点回忆》里说，“猥亵的歌谣希望由大学来征集，这事似乎是不大可能”①，因此，提倡本身就具有一种反叛与反讽的意义。据说光周作人一人就积存有一小抽屉（他的合作者钱玄同、常惠可能收获更丰），尽管后来全然散失，但周作人写的《猥亵的歌谣》一文尚在，仍然留下了当年的战斗锋芒。 ①文收《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