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书五经☆四库全书☆道教指南☆茗香文斋☆茗香文斋-补遗☆轩怡文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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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绍兴到北京 1916年11月，周作人日记中记载着： “22日，……知蔡君来访”。 “23日，……往笔飞弄回访蔡鹤卿、谷清二君，不值”。 “26日，……午后往花巷觉民舞台听蔡先生演说”。 “27日，……下午同津门往笔飞弄访蔡先生，不值”。 “29日，……9时蔡鹤卿先生来演说，至午毕”。 这是周作人与蔡元培的初次交往。但周作人几乎从童年时就知道蔡元培的名字。蔡元培是周作人的小同乡，家住城内笔飞弄，他是清朝的翰林，同时又是乱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这就给人以“怪”的印象。周作人小时偶然在家里翻到蔡元培的一本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却令人看不懂，总之是不守八股文的规矩，这自然也是“怪”。至于说他主张“共<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你<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产ji共妻”，那就更骇人听闻了，却也无形中提高了蔡元培在周作人这一代人的心目中的地位，使他们觉得蔡元培是“知识阶级里少有的人物”。周作人原有一次与蔡元培合作的机会：光绪末年的乙巳年间，绍兴当地人请蔡元培去办学务公所。蔡元培便托人请周作人帮忙，周作人因不愿休学而拒绝了他；没多久，蔡元培自己也被赶到德国去了。此次蔡元培归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自有一番打算。就职前来绍兴省亲，在这里不意间遇见了尚在家乡服务的周作人。他们这次相见，似乎也没有谈论什么重要的话题，但双方都留下了好的印象，却是肯定的。周作人当然不会想到，他以后的命运的变化，竟由此而开始。 蔡元培由绍兴回京后，就大dao阔斧地着手于北京大学的改造。他首先打出的旗帜是“学术平等”与“思想自由”，设立英法德俄各国文学系，俾得多了解各国文化，同时广泛延揽各方人才。这时，有人（周作人估计是许寿裳）推荐周作人任新开设的希腊文学史与古英文课的教员，蔡元培自然欣然同意。于是，经过几番书信往来，周作人决定离家北上。 这次远离家乡与前两次不同，并非周作人主动要求，因此既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兴奋，也无所谓期待。行前，曾任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监督的叔祖椒生公——周作人即因他之力而第一次逃出家乡的——突然去世，周作人从绍兴起程北上之日①，恰值椒生公的“五七”，中午往拜后，傍晚即下船，心中不觉蒙上一层阴影。周作人从绍兴出发，先乘船去宁波，目的是看望从小在一起的伯升叔，此次叔侄相见，回首当年，自不免一番唏嘘，不料竟成永诀——几年后，伯升叔在宁波病逝，年仅37岁。事后回想起来，周作人才意识到，与童年时代、南京求学时期关系密切的伯升叔、椒生公恰于此时“过去”，似乎在表示时间的一个段落：人生途程的准备时期终于结束，由此开始了独立的人生之路。这次北行，恰是一个大转折②。 ①即1917年3月27日。 ②参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五，去乡的途中（一）》。 这确实是一个关键时刻。此时（1917年），历史几经挣扎，终于走出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低谷，新的革命高潮的准备阶段——新文化运动正勃然兴起。周作人恰于此时，由东南一隅的绍兴来到下一个历史潮流发源地北京，这正是不失时机的“转移”。历史低潮时期，远离zhengzhi中心，可以利用那里统治相对薄弱的条件，进行历史的沉思，积蓄力量；而到了历史高潮时期，则必须置身于zhengzhi文化的中心，投身于时代潮流的旋涡中。唯有在那里，在各种思潮、力量的巨大撞击中，个人的才华、智慧才能得到全面的展开，尽性的发挥，人的生命也就获得了光辉灿烂的闪现——虽然只是历史的“一瞬间”，但这瞬间闪现却是能够照亮整个人生历程的。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这一代人应该说是历史的幸运儿，他们赶上了zhongguo现代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瞬间”——“五四”，这历史的青春时期。周作人的幸运更在于他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时代的潮流推动，成了“弄潮儿”——虽然，他对此本无自觉，也非自愿。 自然，这都是后话。历史的光辉伟大是它成为“过去式”后才显现出来的；历史的“正在进行式”却往往是平凡的，在当时人的眼中甚至是暗淡而充满矛盾的。周作人从绍兴到北京途中，以及初到北京的印象与内心感受就是如此。旅途中的种种不便①，在上海码头遇窃引起的不快②且不说，从下关一渡过了长江，似乎一切风景都变了相，顿然现出北方的相貌，叫人增加作客之感。到了北京，住在鲁迅客居的绍兴县馆补树书屋里。绍兴县馆当时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北头叫北半截胡同，出口即是有名的菜市口——前清时代的shaa<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aa人的地方，虽然民国以来已改在天桥，但仍使人心有余悸。补树书屋在会馆南边的两个院子的里进，前面是仰蕺堂，供奉着先贤牌位，后边是希贤阁，据说供着文昌魁星，差不多整个书房屋都包围在鬼神窝中，也给人以重压感。补树书屋偏南一室原是鲁迅住的，周作人来北京以后，他便让了出来，自己另住北头那一间。房屋都是旧式，窗门是和合式的，上下都是花格糊纸，没有玻璃。屋内相当阴暗，院子里有一株大槐树，倒是绿荫满院。据说在多年前有一位姨太太吊死于此；夏秋之间有许多槐树虫，成虫从树上吐丝挂下时，在空中摆荡，人们也有称为“吊死鬼”的。这里的幽静是周作人喜欢的，但处处感到一股阴森的冷气，这却颇影响情绪。周作人最初接触的北京人，是会馆里的老长班和他的儿子，后者就是周作人与鲁迅在补树书屋用的听差。鲁迅叫长班为“老太爷”，儿子则戏称为“公子”，周作人觉得这两个浑名倒是恰如其分。长班状貌清瘦，显得是吸鸦片烟的，但因是世袭的长班，熟谙会馆的一切历史掌故（老长班就对鲁迅讲了好些祖父介孚公的轶闻趣事），而且自有一种“派头”，仿佛是一位太史公出身的京官。而那位“公子”呢，办事之巧妙而混，常令人气愤而又哭笑不得。其实，周作人来北京前即已领教过他的本领：临行前突然同时收到一封平信（内附汇票90元），一封挂号信，内只一纸《群强报》，不具寄者姓名，不知何为。仔细琢磨，才恍然大悟：寄汇票本应寄挂号，这位“公子”却忘记了，就将报纸一片装入信封，追补挂号，拿了回执可以消差，至于收信人得到这样的怪信，将如何惊疑，他就不管了。周作人由此而领教了北京“听差”的哲学：他有那么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无论什么困难的事都有应付的办法，自己可以免了“老爷”的责ma；至于达到这目的的手段则在所不问。周作人觉得，这种高明的手法也只是在“辇毂之下”才有，若是绍兴小地方，那还似乎没有。周作人于是通过这位从容而狡黠的“公子”听差第一次获得了对“北京文化”的感性认识，这倒是料所不及的收获。——五四时期剧作家丁西林也是通过写一位听差来展示“北京的空气”，这也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①当时从绍兴到北京要分四段走：先乘船至上海；再在上海北站乘车到南京下关，称沪宁路；再渡船过江，从浦口直到天津，称津浦线；再改乘京奉铁路，才能到达北京。 ②详见《知堂回想录·一○六，从上海到北京》 周作人每到一处，首先注意的是吃食；而北京的吃食给他的第一印象却不甚佳。会馆里平常吃茶一直不用茶壶，只是在一只上大下小的茶盅内放一点茶叶，泡上开水，也没有盖，请客人吃的也只是这一种。饭托会馆长班代办，菜就叫那“公子”随意去做，自然不会好吃。在胡同的口外有一家有名的饭馆，就是李越缦等有些名人都赏识过的广和居，据说有潘鱼、沙锅豆腐等名菜，周作人却不曾问津；通常吃的是炸丸子、酸辣汤之类，拿进来时如不加说明，便要怀疑是从什么蹩脚的小饭馆里叫来的，因为那盘碗实在坏得可以。价钱倒是便宜，只几个铜元。原来这些吃食都只供饱肚，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原没有“欣赏”“吃食艺术”的意味在内。周作人觉得有几分别扭者，正为此；但限于经济，暂时也顾不了这许多。 北京会馆生活的最初印象中，唯一留下了多少有点情趣的回忆是兄弟俩深夜捉猫的事。会馆虽是旧屋，老鼠却不多见，倒是不知道谁家的猫常来骚扰，特别是交尾时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往往叫人心烦，整夜睡不着觉。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俩常大怒而起，周作人搬了小茶几，在后檐下放好，鲁迅便上去用竹竿痛打，把它们打散，但也不能长治久安，往往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于是乎再打。尽管当时怒不可遏，事后想起来却觉得未免认真得可笑，仿佛又都回到了儿童时代一般。直到晚年，周作人在香港报刊上撰文回忆这段往事①，仍觉得别有情趣。 ①周作人：《猫打架》，载《新晚报》1964年5月5日。后收《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 周作人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并不见佳，自然与他当时的心绪直接有关。周作人到北京第三日即叫了一辆来回的洋车，前往马神庙北京大学，访问蔡元培校长，接洽公事。不料校长不在校，待要去寻校长住家时，却因为口音的“误听”，车夫竟拉错了地方。第二日再去，仍未见到蔡校长。第三日蔡元培亲自登门回访，却告之以学期中间不能添加新课，还是来担任点什么预科的国文作文吧。周作人听了大为丧气，只能含胡答应考虑后再说。这本是用不着什么考虑，周作人当即想定再在北京玩几天，还是回绍兴去——也许在潜意识里，他仍然摆脱不了故乡的蛊惑。如果他果真就此回去，远离即将成为新文化发源地的北京，周作人一生的历史也许会显示另一种面貌吧。然而，他最后毕竟仍然留下了：蔡元培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让周作人暂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担任编纂之职，月薪120元。如此妥善安排，周作人自然只有从命，蔡元培也就为以后的北京新文场保留了一员大将：人的命运常常就这样为某种偶然因素所左右。但灾难似乎没有就此离开周作人，刚上任一月余，即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最初高烧不退，疑为猩红热，最后确诊为麻疹，不过一场虚惊。后来鲁迅以此为素材，写成novelxiaoshuo《弟兄》，研究者们也就经常提及这场关系并非重大的“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