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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寂寞中的默默耕耘 1912年总算安然过去，“中华民国”也居然立住，但大权已落袁世凯之手，这自然预伏着危机。果然，1913年春天，便传来了宋教仁被暗shaa的消息。这件新闻，周作人记在3月23日日记里，而他平时日记里都是不记zhengzhi要闻的；足见“宋教仁被刺”是引起了思想上的某种震动的。也许是由此敏感到，国事将发生逆转，黑暗时代逼近了吧？就在这一天，日记中还有“下午陈津门①君来，云教育会选余为会长，只暂担任”的记载；不到一周，又有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校教员蒋庸生来访，邀为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英语，周作人不久即接到该校校长的正式聘书②。从此，周作人结束了闲居生活，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学任教达四年之久。周作人在教育界求职，首先自然是为了养活家口，客观上也有躲避zhengzhi风浪的意义在内。 ①陈津门，时为绍兴县教育会副会长。 ②聘书规定：“教授时间每周14小时”，“月俸墨银伍拾元”，“但教授至14小时以外，按时加俸”。 周作人这时确实也无意于介入zhengzhi；无论教书，还是教育会任职，都只是敷衍而已，他的真正兴趣还在自己读闲书，抄古书。但县署每月给教育会五十元的津贴，总得做点事，于是，就办起《绍兴教育会月刊》来。周作人自己也于课余为月刊写写稿，既是出于积习，聊慰寂寞，经济上也略有补贴。既要作文，总得说自己的话；周作人所能说的，自然是从西方接受的新思想。于是，周作人重又开始了思想启蒙——虽然此时他主观上的热情已减退了许多。 周作人最初的翻译与著述多是有关儿童教育的理论。他在《儿童问题之初解》（载《绍兴教育月刊》第6号）一文中这样写道—— 一国兴衰之大故虽原因复杂，……然考国人思想视儿童重轻何如，要亦一重因也。盖儿童者，未来之国民，是所以承继先业，即所以开发新化，如其善遂斯旧邦可新，绝国可续，不然，则虽当盛时而赫赫文明难为之继；东方国俗尚古守旧，重老而轻少，乃致民志颓丧，无由上征，彼以儿童属于家族而不知外有社会，以儿童属于祖先而不知上之有民族，以是之民为国后盾，虽闭关之世犹或不可，况在今乎！ 这里，字里行间充满了强烈的民族zhuyi和爱国zhuyi情绪。周作人把儿童视为“未来之国民”，将儿童教育与民族的兴亡直接联系起来：这正是这一时期他的教育思想的基本出发点①。同时，这里每一句话都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传统文化及其儿童观，周作人教育理论所具有的这种彻底的反封建性质，使他成为chinazhongguo现代教育学的奠基者之一。 ①周作人也从这一角度提出了尊重妇女的问题。他曾介绍了英人戈斯德在《民种改良之教育》一文中的如下观点：“凡男子对于女子之尊敬，其原当本于生理的基础，以为女子之身，即为将来儿童之寄宿，……当视女子为未来之良母，民族发达，实是攸赖”（文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1号）。 周作人这一时期有关教育的译著中，始终贯串着两个互相关连的思想，一是顺应自然本性的发展：“教育之力，但得顺其固有之性，而激励助长之，又或束制之，使就范围，不能变更其性”①；二是尊重儿童的独立个性，即确认”盖儿童者大人之胚体，而非大人之缩影”②，由此而建立的教育原则，必然是“以儿童为本位”③。这确实是显示了周作人思考的特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的：他首先是把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的，因此，他所强调的“顺应自然本性”与“尊重独立个性”的命题，已经超出了儿童的范围，而具有“人”的普遍意义。周作人对儿童教育的考察，就最终归结于对于“人”的思考与关注：这才是周作人真正兴趣所在。 ①周作人：《遗传与教育》，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1号。 ②周作人：《儿童研究导言》，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3号。 ③周作人：《成绩展览会意见书》，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9号。 周作人早在关注儿童教育问题之前，就开始了童话研究：他的第一篇论文《童话研究》就写在他任职浙江第五中学以前①。以后他陆续写了《童话略论》、《古童话释义》及《儿歌之研究》等论文②。周作人早在日本时期就因为安特路朗的影响，而阅读了哈忒阑（Hartland）的《童话之科学》与麦扣洛克（Macculloch）的《novelxiaoshuo之童年》等专著，并用心搜寻各国童话，其中尤以欧亚诸国，如土耳其、俄国的童话为多。后来周作人在东京又得到了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其时儿童学在日本也刚开始发展；并由高岛平三郎的介绍，读了塞莱（Sully）的《幼儿时期之研究》等书，由此产生了对儿童学与儿童文学的浓厚兴趣。这一时期所写的《童话研究》等论文，即是周作人独立介绍、研究童话理论及chinazhongguo童话的尝试。周作人根据安特路朗人类学派的观点，强调“童话者，原人之文学，亦即儿童之文学，以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故二者，感情趣味约略相同”，“童话者不过神话世说之一支，其流行区域非仅限于儿童，……在农民社会流行亦广，以其心理单纯，同于小儿，与原始思想合也”③。周作人的兴趣正在于，儿童与原始人（以至农民），童话与原始文化（以至民间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内在的相通。周作人对童话与儿童文学的迷恋，实质上是表现了他对于不受任何人为束缚的原始的、自然状态的“人”，以为未被曲扭，未经粉饰的原始文化的神往；他认为，正是在原始“人”与“文学”里保存着“人”与“文学”的“自然之本相”。周作人后来说：“我所想知道一点的都是关于野蛮人的事，一是古野蛮，一是小野蛮，三是文明的野蛮”④；那么，这一时期周作人的有关童话与小儿的研究，是真正可以说是属于他“个人”的研究。周作人曾翻译了日本新井道太郎的《小儿争斗之研究》⑤，并写有《玩具研究》等文⑥。在《小儿争斗之研究译者序》里，周作人说：“盖儿童者小野蛮也。自居小天地中，善遂其生，唯以自力解决一切。其斗也，犹野人之战，所以自卫其权利，求胜于凡众，其间亦自有法律，自有道德为之调御”，对于儿童（以及原始人）自力、自卫、自尊、自重的精神，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生活方式、生活秩序的倾慕之情，溢于言表；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潜台词：对于封建传统束缚下的自我及民族曲扭的人性，不自由的心灵，病态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秩序，怀着不满，厌倦，以至痛恨，却又无可奈何。周作人也许觉得，只有沉浸在儿童（以及原始人）的世界里，他内心的痛苦、孤寂、才稍稍得以缓解，稀释，他才那样地津津乐道于儿童的玩具的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彩之类：“就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彩言，长者以淡泊之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为尚，而在小儿则以刺激过弱，不觉其美。盖小儿如野人然，喜浓厚之正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者也”⑦。对于他来说，这类研究意义不在于具体得出什么结论：它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自我解脱。 ①见周作人1912.10.2，日记：“下午，作《童话研究》了”。 ②《童话略论》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1号（1913.10.15.），并转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卷8册（1914.9）；《儿歌之研究》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4号（1914.1.20），《古童话释义》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7号（1914.4.20）。 ③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童话略论》 ④周作人：《苦口甘口·我的杂学》 ⑤周作人：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5号、6号、7号、8号。 ⑥周作人：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5号 ⑦周作人：《玩具研究》，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5号。 周作人在童话与儿童学的研究中还发现了“趣味”的极端重要性。他曾介绍过日本学者黑田鹏信在所著《游戏与教育》中提出的如下观点：艺术不但起源于“游戏冲动”，“即艺术制作之态度中，亦必多少含有游戏分子”，“小儿生活，半为游戏，教育之事，亦当寓于其中”，故提倡“趣味之教育，曰美学是也”①。将“游戏”与“趣味”引入教育，明确地提出“美育”的要求，这构成了周作人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1914年7月，周作人在鲁迅筹办全国第一次儿童艺术展览会的启示下，亲自主持的绍兴县小学校成绩展览会，就是这一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这也可以说是周作人任绍兴县教育会会长期间的主要治绩吧。周作人在亲自拟定的《成绩展览会意见书》里规定：“儿童教育，本依其自动之性，加以激厉，引之入胜，而其造诣所及，要仍以兴趣之浅深为导制”，“今对于征集成绩品之希望，在于保存本真，以儿童为本位。”这次绍兴教育史上空前未有的展览会取得了意外的成功。除学生课堂作业外，还展出了大量学生课外活动中的各类美术、工艺作品。周作人特地撰写《学校成绩展览会杂记》②一文，一一评点：“取材颇多趣味”，“于疏末处见其真率”，“真纯可取，其稚气殊不可及也”，“乡村儿童便于自然观察，胜于城市远矣”等等，可谓赞不绝口。一旦从各种人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儿童（以至“人”）就释放出如此巨大的创造才能，这确实令人鼓舞。对于周作人来说，这出于儿童之手的自然、真率的天籁之作，是在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吹入的阵阵清风。他或许从这里看到了某种希望吧？ ①文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2号。 ②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1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