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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试锋芒 于是，又有了周氏兄弟在《河南》杂志上的“协同作战”。 大约在1907、1908年间，鲁迅与周作人以《天义报》与《河南》等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批文章，其中鲁迅《人之历史》（载1907.12《河南》1号）、《摩罗诗力说》（载1908.2.3《河南》2.3号）、《文化偏至论》（载1908.8.《河南》7号）、周作人《论俄国革命与虚无zhuyi之别》（载1907.11.《天义报》11.12期合刊）、《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zhongguo近时论文之失》（载1908.5.6.《河南》5.6号）、《哀弦篇》（载1908《河南》9号）等，在当时虽然并没有引起多大社会反响，但却都是zhongguo现代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应该说，这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显示力量的集体行动（鲁迅的好友许寿裳也与之配合，在《河南》上发表了《兴国精神之史曜》一文，署名“旒其”，这是鲁迅提议的笔名，是俄文‘人’的意思）①，周作人把这些文章称之为《新生》的甲编，是很有道理的②。 ①周作人晚年在谈到当时向《河南》投稿情况时说：“我们投稿其目的固然其一在于发挥文学上的主张，其二则重在经济，冀得稿费补助生活”。（《致吴海发信》，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9期）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八一，河南——新生甲编》 重要的是，周氏兄弟终于在zhongguo现代思想文化领域发出了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在此之前，他们仅是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学生而已。 当然，“中心意识”仍然是鲁迅的；鲁迅的“立人”思想象一根红线贯串于这一时期鲁迅、周作人（以及许寿裳）的文章中。周作人在他的《读书杂拾（二）》①里与鲁迅的《文化偏至论》相呼应，把批判锋芒指向“重物质而轻精神”的倾向：“zhongguo比来人多言学，顾竞趋实质，凡有事物非是以私用厚生效可立待者，咸弃斥而不为，……虽然明达之士于物质之足蚀精神亦既有知者，而或乃仍斥文章为小道，此故亦惑也”，“吾观zhongguo，比走孳孳于实业工商者众，窃深为寒心也”。在《哀弦篇》里，周作人又与鲁迅《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持同一立场，呼唤“先觉者”的出现：“诗人者国之先知，以预言诏民而民听之……，是故民以诗人为导师，诗人亦视民如一体，群己之间不存阻閟，性解者即爱国者也”。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zhongguo近时论文之失》这篇煌煌大文，更是将这一时期鲁迅和他自己的文艺观系统化，提出了一个“改造民族灵魂”为中心的文艺思想体系，强调“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文章或革，思想得舒，国民精神进于美大，此未来之冀也”，这显然是把鲁迅“立人”思想具体化了。而周作人由此而引出的对以孔孟儒学为中心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则尤其值得注意。周作人在《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zhongguo近时论文之失》中，指斥“孔子以儒教之宗，承帝王教法……天阏国民思想之春华，阴以为帝王之右助。推其后祸，犹秦火也”，因而大声疾呼：文章改革，思想解放，“其术无他，亦惟夺之一人，公诸百姓而已”，必“摈儒者于门外”。这在反封建的根本方向上自然是与鲁迅一致的，而其激烈的程度甚至超过了鲁迅。如此看来，这一时期周作人虽然与实际zhengzhi活动保持一定距离，但仍保留着一个彻底的民主zhuyi者、急进的思想家的品格。这种将“思想”与“zhengzhi实践”分离的倾向，几乎决定了以后周作人在zhongguo思想文化界所要扮演的角(se-dangjin)。 ①载《天义报》第8、9、10期合刊。 鲁迅、周作人发表文章的“阵地”——无论是《天义报》，还是《河南》，都是具有无zheengffuuzhuyi倾向的刊物。这个事实使我们注意到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生界，以至日本思想界，无zheengffuuzhuyi思潮的广泛影响。有关材料告诉我们，20世纪初，刚刚建立的第一个日本社会zhuyi政党——社会民主党内曾展开过以片山潜、田添铁二为首的议会政策派与幸德秋水为代表的无zheengffuuzhuyi派的论争。周作人来日本时，曾受做革命运动的朋友孙竹丹之托，带去了一把黄砂的茶壶和一件羊皮背心，送给宫崎寅藏。鲁迅曾因此与宫畸两次会见，其中一次就在日本社会zhuyi者所办的平民新闻社内，并买了一套《社会zhuyi研究》。据周作人说，“当时通称社会zhuyi的共<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你<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产jizhuyi的经典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是以经济立脚的，一般的青年学生都感觉不易懂。倒是不大科学的，多有空想的无zheengffuu共<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你<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产jizhuyi比较的更有吸引力。因此，幸德秋水（传次郎）和大杉荣的势力，在学生中间也就比堺枯川为大”①。就是在zhongguo留学生中，无zheengffuuzhuyi思潮也是颇具吸引力的。在zhongguo知识分子思想发展道路中，无zheengffuuzhuyi常常起了很重要的桥梁作用，成为知识分子接受新思潮的一个开端，或者说，在各种新思潮纷至沓来之时，对知识分子最具有诱惑力的，往往是无zheengffuuzhuyi。鲁迅与周作人也不例外。1907年11月，周作人曾奉鲁迅之命，在《天义报》上发表《论俄国革命与虚无zhuyi之别》一文，为虚无zhuyi（也即无zheengffuuzhuyi）辩护。文章指出：“混虚无zhuyi于恐怖手段，此大误也”。为此，周作人作了索本求源的工作，指出虚无zhuyi一语“始见于都介涅夫名著《父与子》中，后遂通行，论者用以自号，而zheengffuu则以统指畔人”②。周作人强调，“虚无zhuyi纯为求诚之学，根于唯物论宗，为哲学之一枝，去伪振敝，其效至溥”，“俄国世事以来，家庭专制极重，盖以久用奴制，积习甚深，莫可挽救，有虚无zhuyi起，将冲决而悉破之”。这里，周作人与鲁迅显然是将无zheengffuuzhuyi（虚无zhuyi）作为反封建专制zhuyi的思想武器来理解与接受的。 ①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鲁迅与社会zhuyi者》 ②后来鲁迅在《马上支日记》里说得更明确：“虚无zhuyi……是都介涅夫给创立出来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 人们往往将无zheengffuuzhuyi视为“铁板一块”，而不注意无zheengffuuzhuyi不同派别之间的差异，这是不正确的。作为无zheengffuuzhuyi发源地的欧洲本土，无zheengffuuzhuyi就先后分为三个派别，一是施蒂纳（Stivnev）和蒲鲁东（Pvoudlon）的无zheengffuu个人zhuyi，一是巴枯宁（Bakaume）的无zheengffuu工团zhuyi，一是克鲁泡特金（Kvopotnine）的无zheengffuu共<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你<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产jizhuyi。在本世纪初zhongguo留日学生中影响最大的是无zheengffuu个人zhuyi与无zheengffuu共<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你<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产jizhuyi；著名的早期无zheengffuuzhuyi者刘师培就曾经作过这样明确的划分：“无zheengffuuzhuyi虽为吾等所确认，然于个人无zheengffuuzhuyi不同，于共<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你<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产ji、社会二zhuyi，均有所采。惟彼等所宣无zheengffuu，在于恢复人类完全之自由；而吾之言无zheengffuu，则兼重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盖人人均平等，则人人均自由。固社会zhuyi之仅重财产平等者不同，亦与纵乐学派之主张个人自由也”①。 ①刘师培：《无zheengffuuzhuyi之平等观》，载1907.7.8.9.《天义报》4；5；7期。 饶有兴味的是，周氏兄弟恰好在无zheengffuuzhuyi两大派别中，作出了不同的倾向性选择。 鲁迅无疑是倾心于施蒂纳的无zheengffuu个人zhuyi的。他在《文化偏至论》中热烈地赞颂施蒂纳（鲁迅译为“斯契纳尔”）与尼采（鲁迅译为“尼佉”）、克尔凯郭尔（鲁迅译为“契开迦尔”）等同为“神思宗之至新者”，“先觉善斗之士”，他说：“德人斯契纳尔乃先以极端之个人zhuyi现于世。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彼，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鲁迅同时尖锐地批评了“使天下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的社会平等观，以为其结果必然是“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此进步水平以下。……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鲁迅思想的重心显然在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而于施蒂纳的“唯一者”——不承认“除我以外的任何其他的权利来源”，不论是上帝，gguuoojiia，自然，人，神权，人权等等，有着强烈的共鸣。 周作人则更醉心于克鲁泡特金。这一时期周作人翻译了克鲁泡特金《西伯利亚纪行》（载1908年10月10日出版的《民报》24号）。他发表在《天义报》上的《论俄国革命与虚无zhuyi》一文中就摘引了克鲁泡特金《一个革命家的自叙传》里的许多材料。这样，周作人就成为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在zhongguo最早的传播者之一。周作人后来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思想时，列举对自己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最先举出的就是“旧公爵而信无zheengffuuzhuyi”的克鲁泡特金①。他说：“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我也读过《面包的获得》等，又从《在英法狱中》一书译出一篇《西伯利亚纪行》，登在《民报》第24期上。……我最喜欢的还是别的两种，即《一个革命者的自叙》与《俄国文学的理想与事实》”②。克鲁泡特金强调人的本能是互助的，性善的，他从互助进化的观点出发，鼓吹建立无zheengffuu共<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你<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产jizhuyi社会；他的zhongguo信徒就公开宣扬：“无zheengffuu则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你<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产jizhuyi，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贫富之阶级既平，金钱之竞争自绝。此时生活平等，工作自由，争夺之社会，一变而为协爱”的社会③。这种主张“社会协爱”，具有浓厚的空想社会zhuyi(se-dangjin)彩的理论，与具有温和个性的周作人一拍即合。周作人在他的文章中引人注目地从不提及施蒂纳，并且表示“不喜欢演剧式的东西”，尼采“那种格调与文章就不大合我的胃口”④。周作人不满的可能不只是“格调与文章”，尼采（以及与他类似的施蒂纳）思想中对于个人主观意志的极端强调，“刚愎主己”，不惜“偏于一极”⑤，这当然不合“庶得中庸”的周作人的胃口。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曾说：“明哲之士（按，当时指尼采、施蒂纳等人）……知古人所设具足调协之人，决不能得之今世，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与这一论断相反，周作人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里，所反复强周的，正是人的物质与精神、情与理的“协调”、全面发展，所谓“人生之始，首在求生，衣服饮食居处之需，为生活所必取”，“适文明渐进，养生既全”，“而神明之地欿然觉不足，则美术兴焉”，所追求的，正是一种毫无偏执的、匀和的生存方式⑥。这与克鲁泡特金的“协爱”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甚至可以看作是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提倡的新村运动的先声。 ①②周作人：《关于自己》（1937.7.22） ③师复：《无zheengffuu浅说》，载《晦鸣录》第1期，转引自湖南人民出版社《无zheengffuuzhuyi在zhongguo》一书。 ④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鲁迅之二》 ⑤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⑥“中庸”：“匀和”、“折中”、“持平”、反“极端”，反“失衡”，以及反“偏倚”等等，都是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zhongguo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中反复使用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