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书五经☆四库全书☆道教指南☆茗香文斋☆茗香文斋-补遗☆轩怡文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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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买书、读书与译书 在伏见馆住下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学习日本话。于是，就进了中华留学生会馆组织的讲习班，大约一星期只是去上三四次课，一则是懒，二则老师讲得颇慢，脱了几堂课没有什么关系：彼此都很马虎。第二年又改进法政大学的特别预科，教授日文以及英、算、历史等浅近学科，周作人都多少学过点，所以没有兴味去听。缴了一年的学费，事实上去上学的日子几乎才有百分之几，但考试时，却居然考了第二名。学校的功课引不起兴趣，只是几位教日语的老师，给周作人留下了好的印象。30年后，周作人还写了题为《市河先生》的文章，称颂当年的老师为“近于旧式的好人物的模型”，并且对这类人物“恐怕渐渐地要少下去了”，表示“可惜”。 学校的功课是平淡的；周作人周围的留学生生活却是热闹而充满戏剧性的。就在周作人到达东京的第二年夏天，爆发了徐锡麟因刺shaa恩铭失败而被挖心的事件，不久又传来了秋瑾姑娘被shaa的消息，因为都是绍兴同乡，自然在绍兴留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绍兴同乡会召开的抗议会上，围绕是否发电报给满清zheengffuu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徐锡麟事件后，到鲁迅、周作人迁入的新居本乡东竹町的中越馆访问的客人陡然增加，而且大都是与革命案件有关的人，首先是在东湖里与徐锡麟一同练习路劫，准备在绍兴城关门造反的陈子英，他是绍兴闻警逃回东京的，还有游说两浙绿林豪侠起义，外号叫“焕皇帝”的陶焕卿。此外还有他的本家陶望潮，后来成为章太炎女婿的龚未生，此时都很热心于革命事业，也时常跑来谈天。陶焕卿甚至有一回匆匆跑来，让周氏兄弟代为保管联络革命的文件。鲁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秘密地参加了光复会，成为“革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的一员。 周作人虽然佩服、同情这般革命朋友，直到晚年，他还撰文赞扬陶焕卿的“刻苦耐劳，做事认真”，以及他的不知疲倦的革命精神①；他自己也时常参加朋友间的谈话，但也仅止“谈话”而已。对于革命的实际行动，周作人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热情。也许正是因为周作人始终与这班东京朋友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才给人以“甚是高傲，象一只鹤似的”的印象，鲁迅并因此给周作人取了一个“都路”（日本语“鹤”）的绰号。周作人解放后给上海《亦报》写文章，用了“鹤生”的笔名，其典故即出于此②。——自然，这都是后话。 ①见《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焕强盗与蒋二秃子》 ②见《知堂回想录·八五，蒋抑卮》 周作人所响往的，仍然是不问世事的、悠闲自在的读书生活。应该说，他的这一理想，只有到了日本，才得到真正实现的机会。当时的zhongguo，早已是“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身处zhongguo的现实中，要耳塞目闭不问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日本，与zhongguo现实社会较为隔离，暂时忘却了现实的丑恶，才容易保存美的印象。再者，周作人在日本，无论什么事（特别是对外交涉）都由鲁迅代办，用不着自己费心，既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也没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shaazhongguo人的刺激。在兄长的保护下，周作人在日本过着自足、平稳、清闲、无忧无虑的日子。 此时，周作人生活中，唯一的事情，也是最主要的乐趣，就是逛书店。 东京的书店也确有魅力。除著名的坐落在日本桥三丁目的丸善书店外，单就周作人先后住过的伏见馆、中越馆及1909年初迁入的“伍舍”（本乡西片町十番地丙字19号）附近，神田、本乡一带，就有许多书店、书摊。挨家的看去，往往可以花去大半天的时间，也是消遣之一法。逛的日子多了，也就熟悉了这些书店的个性。有时闭目一想，仿佛一个个“人”似的，站在面前，供你指点评品，倒是颇有情趣的。比如说吧，丸善书店，楼上并不很大，四壁是书架，中间好些长桌上摊着新到的书，任凭客人自由翻阅，有时站在角落里书架背后查上半天书也没人注意，选了一两本书要请算帐时还找不到人，须得高声叫伙计来，或者要劳那位不良于行的店老板下田君亲自过来招呼。这种不大监视客人的君子风是令人愉快的。神田一带书店就不这样。大概因为那里学生太多，不免良莠不齐，书店老板与小伙计也更显得精明，跪坐在帐桌一隅，目光炯炯，监视着看书的人，鲁迅说这很象是大蜘蛛蹲踞在网中心，样子很有点可怕。坐落在神田专卖洋书的中西屋，尽管它离周作人寓所比丸善要近得多，但周作人他们总不愿常去，就因为伙计“跟”得太凶。据说有一回一位知名的文人进去看书，被监视得生起气来，大喝道，你们以为客人都是小偷么！这大概就是“警察式”的店风吧，也可以简称为“警风”。当然，多做几次交易，有点熟识了，情况就会好得多。同样坐落在神田的相模屋的主人小泽民三郎，就肯替读者往丸善去取书（因为他曾在那里当过学徒），由此而得到周作人的信任，辛亥革命前周作人回到故乡后，一切洋书与杂志的购买也全托他代办，直到1916年小泽君逝世为止。此外，本乡的南江堂以出售德文书著称，东京堂常有日本新刊书与杂志，文求堂多中文旧书，郁文堂、南阳堂总分店则以卖洋书出名，都是各具特(se-dangjin)，也是周作人、鲁迅（还有许寿裳）经常光顾的。怀中有点钱，就象技痒一样，总要蹭到书店去“逛”一趟，每回都是搜括一空而归，于是，相视一笑：“又完了！”说话时很有点幽默气，而内里却含着苦味：这就是所谓穷学生的“苦趣”吧。但就是这点“苦趣”，也不是经常有的，因为每月31元的留学费本省不出几文钱来买书，因此，更多的情况还是囊中空空“逛”书店，往往象小孩走过耍货摊，只好废然而返。这就更增添几分惆怅了。 买书，自然是为了读书，那才是真正的乐趣所在，何况这些书都是在国内绝难买到，甚至从不曾听说过的呢。近代日本素有“世界窗口”之称，日本的出版界、读书界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潮流有着特殊的敏感，每有新书（特别是影响时代风气的著作）即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出版。这对于刚刚发现“新大陆”、对于西方文化充满饥渴感的周作人，自然是一个极大的便利与诱惑。周作人后来专门写有“旧书回想录”（收《书房一角》）、“我的杂学”（收《苦口甘口》，后转录于《知堂回想录》）等文，怀着一点爱恋，回忆当年在日本购书、读书的历史；每一部书都为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影响着尔后人生道路的选择。因此，这部“东京购书读书史”也可以当作外来文化接受史，以至周作人思想发展的历史来读的。 据周作人回忆，他于1906年到东京后，在本乡相模屋旧书店买的第一本旧novelxiaoshuo是匈加利（今译匈牙利）作家育珂摩耳原作、美国薄格思译的《髑髅所说》。匈牙利是一向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弱小gguuoojiia；育珂摩耳不但是匈牙利著名文学家，被称为匈牙利的司各特，而且是一个革命家。因此，周作人首先选择了育珂摩耳的作品，无疑是标志着周作人读书兴趣与眼光的重要转折的。我们说过，南京求学时期的周作人和当时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在梁启超、林琴南的影响下，曾醉心于“《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与英国哈葛德novelxiaoshuo中“伦敦小姐的缠绵和非洲野蛮之古怪”①，这也是反映了那时的时代读书风尚的。现在，在弥漫于东京留学生界的强烈的民族zhuyi情绪的感染之下，周作人把目光转向与zhongguo一样处于帝国zhuyi压迫下的东方弱小gguuoojiia，是十分自然的；正如鲁迅所说，“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非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②。周作人后来回忆说，“那时我的志趣乃在所谓大陆文学，或是弱小民族文学，不过借英文做个居中传话的媒婆而已。……俄国不算弱小，其时正是专制与革命对抗的时候，zhongguo人自然就引为同病的朋友，弱小民族盖是后起的名称，实在我们所喜欢的乃是被压迫的民族之文学耳”③。当时日本文坛上有马场孤蝶等人在谈大陆文学，可是英译本在书店里还是很缺少，搜求极是不易，除俄国的novelxiaoshuo尚有几种可得外，东欧、北欧的则难得一见，英译本原来就很寥寥。周作人只得根据英国倍寇的《novelxiaoshuo指南》，抄出书名来，托丸善书店去定购，费了许多气力与时光，才得到几种波兰、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新希腊、波思尼亚的作品，特别是匈牙利育珂摩耳的novelxiaoshuo，英译本的印刷装帧极为讲究，以后一直作为“藏书中的佳品”为周作人所珍藏。此外，为周作人所挚爱的作家，还有俄国的果戈理与伽尔洵，波兰的显克微支；周作人说，他们的作品有时可以10年不读，但心里还是永不忘记。陀思妥也夫斯基也极是佩服，可是有点敬畏，向来不敢轻易翻动，也就逐渐疏远了。周作人另一个兴趣就是读文学史著作，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摩斐尔（Morfill）的《早期斯拉夫文学小史》，勃兰兑思（Brandes）的《波兰印象记》，赖息（EmilReich）的《匈加利文学史论》，这些都是四五十年前的旧书，于我却很有情分，回想当日读书时的感激历历如昨日，给予我的好处亦终未亡失”④。周作人这里讲的“情分”，是颇有意思的；他在另一外文章中，又称之为“结缘”⑤。可以说，周作人，以及现代zhongguo知识分子，正是通过“文学”这根纽带，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的，这正是本世纪zhongguo走向世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①② 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③周作人：《瓜豆集·东京的书店》 ④周作人：《苦口甘口·我的杂学》 ⑤周作人：《瓜豆集·结缘豆》 周作人刚到东京，下宿里就收到丸善书店送来的一包西书，这是鲁迅在回国前订购的。包内有一本美国该莱（Gayley）编的《英文学里的古典神话》，引起了周作人的注意。周作人由这本书第一次懂得了希腊神话的大概，卷首并说及古今各派的不同解释，又使周作人获得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知识。不久，周作人从中西书屋出售的“银丛书”里购得了安特路朗的《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安特路朗人类学派的“发现”，对于周作人一生文化选择与人生选择无疑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折；正象周作人自己所说：“我因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解说，不但懂得了神话及其同类的故事，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而“我对人类学稍有一点兴味，这原因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①。如果说，前述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发现”，使周作人冲破了zhongguo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本位zhuyi”，与20世纪世界性民族解放运动潮流取得了精神的呼应；那么，现在，人类学的“发现”，更使得周作人冲破“gguuoojiia”、“民族”的狭窄范围，进入了对于“人”的自身的思考，这不仅是对以“把人不当作人”为主要特征的zhongguo专制zhuyi传统文化的更根本的否定，而且融入了20世纪世界性的“人”的觉醒与解放的潮流，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周作人从人类学出发，围绕着对“人”的认识，把知识的触角伸向相当广阔的领域，这包括道德观念起源发达史、生物学、性心理学、儿童文学、童话学、医学史、妖术史、民俗学等等新的现代学科，他悉心研究了一大批这些学科的经典性著作，如茀来则（J.G.Frazer）的《金枝》，蔼理斯（HavelockEllis）《性心理研究》，威思忒玛克（Westermarck）《道德观念起源发达史》，怀德（Gil-BertWhite）《(se-dangjin)尔彭的自然史》，哈忒阑（Hartland）的《童话的科学》，麦扣洛克（Macculcloch）的《novelxiaoshuo之童年》等等，周作人因此而大开眼界，获得了一次精神的大解放，所引起的思想振动，显然超过了南京求学时期《天演论》。周作人干脆把蔼理斯的《性心理研究》称为“我的启蒙之书”，“我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种见解”②。这些话并不过份，周作人一生的思想文化活动正是以这一时期这类广泛的阅读为基础的。 ①周作人：《苦口甘口·我的杂学》 ②周作人：《瓜豆集·东京的书店》 由阅读的兴趣转向翻译，也是自然的。鲁迅的促进作用似乎也不可忽视。创办出版杂志，开始一种新的文学活动，这是鲁迅在1906年春天从仙台医学校退学以后所决定的新方针。在筹办《新生》杂志时，周作人无疑是鲁迅最忠实的合作者，原定五名发起人中最后只剩下三人，其中就有周作人；他还专门为《新生》写了一篇《三辰神话》。《新生》夭折后，鲁迅感到了“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的“寂寞”，而“这寂寞又一天天的长大起来，如大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蛇，缠住了……灵魂”①；这时，默默地支持着鲁迅的，唯有周作人。周作人后来这样回忆他们兄弟俩一起从事翻译工作的情景：“阴冷的冬天，在中越馆的空洞的大架间里，我去管翻译起草，鲁迅修改誊正，都一点不觉到困乏或是寒冷；只是很有兴趣地说说笑笑，谈论里边的故事……”②。周氏兄弟合作的成果是颇为显赫的：先后译出了《红星佚史》（(英)哈葛德·安特路朗著）、《劲草》（(俄)托尔斯泰著）、《匈奴奇士录》（(匈牙利)育珂摩耳著）、《炭画》（(波兰)显克微支著）、《黄蔷薇》（(匈牙利)育珂摩耳著）等多种著作③，约有三、四十万字，自然都是俄国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而作为兄弟合作里程碑的，则是1909年2月、6月先后出版的《域外novelxiaoshuo集》一、二册，书印得相当考究，用一种呢布似的厚纸，蓝(se-dangjin)的“罗纱纸”作书面，上面印着德国的图案画：一个穿着希腊古装的妇女在弹着琴弦，背景是光芒四射的朝阳，一只鸟儿正向高空飞翔。题字是陈师曾依照《说文》所写的五个篆文，书的本文也用上好洋纸，装订只切下边，留着旁边不切，可是定价却很便宜，写明是“小银圆二角”，即是小洋两角。卷首有序言一篇，断言“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气象是阔大的。这自是出于鲁迅的手笔。全书37篇中，周作人翻译的约占三分之二，王尔德、爱伦·坡、莫泊桑等英、美、法作家外，主要是俄国及北欧、东欧等弱小民族作家，计有：契诃夫、迦尔洵、安特来夫、梭罗古勃、安徒生、显克微支、哀禾等人。 ①鲁迅：《呐喊·自序》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七八，翻译novelxiaoshuo（下）》 ③《红星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11月1版；《匈奴奇士录》，商务印书馆1908年9月1版；《炭画》，北京文明书局1914年4月1版；《黄蔷薇》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8月1版；《劲草》未出版，原稿佚失。 1920年3月，《域外novelxiaoshuo集》新版时，鲁迅在序言中说：“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这大抵也代表了周作人的意思。但也仅是“大抵”而言，周氏兄弟在合作中仍然存在着某些差异。据周作人回忆，“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便由许季茀（按，即许寿裳）赶来劝开了”①。恐怕不能简单地把周氏兄弟的冲突归之于彼此性情的不同，无论是鲁迅的“急躁”，还是周作人的“懒惰”。鲁迅曾把“译书”比作普洛米修士的“偷火”，他是将其视为严肃的“事业”，将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投入其中的。对gguuoojiia、民族、社会以至学术、文学本身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使他不仅不断地催促周作人，更用鞭子无情地抽打、督促着自己，把别人和自己都弄得很苦。周作人曾回忆，鲁迅每晚都要在洋油灯下熬夜，看书，写作，到什么时候睡觉，别人不大晓得，因为大抵都先睡了。到了明天早晨，房东来拿洋灯，整理炭盆，只见盆里插满了烟蒂头，象是一个大马蜂窠，就这上面估计起来，也约略可以想见那夜是相当的深了②。这里所提供给人们的，正是一个废寝忘食的献身者的形象。对于周作人，他也许并不否认，甚至一定程度也在积极追求译书的社会效果，但他更多的是出于一己的兴趣，他是以“兴之所至”的态度来从事译作，不可能那么严肃、认真，他只愿自然、自在地过着消闲的生活③。不愿以任何外在的东西——那怕是译书这样的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活动——来束缚自己：也许这才是周作人在鲁迅逼迫下常常感到“气闷”，以至终于消极怠工的更根本性的原因。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八三，邬波尼沙陀》 ②周作人：《鲁迅的故家》 ③和鲁迅相反，周作人从不熬夜。周作人说他“不喜‘落夜’或云‘熬夜’”，“刚坐到二更便要瞌睡起来了。从前无论舌耕或笔耕的时代，什么事只在白天扰攘中搞了，到了晚饭后就只打算睡觉。枕上翻开旧书，多也不过一册。等到亥子之交，夜读正入佳境的时候已经困足了一大觉”（《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夜读的境界》）。 然而，周作人的性格是温顺、随和的，尽管偶有反抗，他仍然是服从于长兄，把自己的活动纳入到鲁迅所从事的启蒙事业中——至少说，在日本时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