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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到国民党中央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进入南昌后不久,便开始同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勾结,以“在宣传上抹杀蒋的功劳,且对一军有攻击之处”①为借口,撤了随总部一起行动的总政治部秘书长朱代杰(中共党员)的职务,要邓演达将总政治部由武汉移至南昌。指使张静江、陈果夫、段锡朋、程天放等右派分子建立“东湖社”和“AB团”等反动组织,控制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江西省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用“圈定委员”的办法(即由省党部和中央各提二十四名候选人名单,交代表大会选举,最后由张静江、陈果夫等根据选举的结果,圈定正式执行委员九人,候补执行委员三人),将原来主持省党部工作的方志敏等七名共产党人,全部排除在省党部之外,而段锡朋、程天放、王礼锡、洪轨等等九名右派分子却进入了省党部。此后,他们还勾结土豪劣绅,控制十几个县党部,排挤林伯渠、李富春、朱克靖等共产党人,撤消了江西省临时政治委员会,提请在南昌的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任命李烈钧、熊式辉为首的十一人为江西省政府委员,并以李烈钧为省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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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江西政治报告》,1926年12月。

  为了研究对付蒋介石的方针办法、向中共湖北区委和北伐军总政治部汇报入赣作战和江西省的情况,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林伯渠专程到武汉,会晤了当时在武汉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张国焘、董必武、刘伯垂、李国煊、叶挺与邓演达、唐生智、李汉俊、贺龙等,同他们商量,将北伐军总政治部留驻武昌,而另以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赴南昌,主持入赣北伐军的政治工作。这一决定,对后来武汉的反蒋斗争与江西的革命运动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北伐军初到武汉时,为抑制唐生智,防止汪精卫回国控制党权和政权,蒋介石曾力主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但是,当一九二六年底第一批北迁人员,孙科、徐谦、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六十余人到达武汉,与在武汉的邓演达、吴玉章、董必武等组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联席会议”,暂时“执行最高职权”时,他却又提出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设在南昌。十二月三十一日,当第二批北迁人员谭延闿、张静江、何香凝等到达南昌后,蒋介石又在南昌开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反对武汉联席会议,作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住南昌的决议,并宣布于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三中全会。
  对于蒋介石挑起的迁都之争,公然推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广东作出的关于迁都武汉的决定,武汉方面自然不能同意。二月间,武汉“联席会议”正式宣布: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开始在武汉办公,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通知各地中央委员,务必于三月一日前来武汉,准备开三中全会。蒋介石挑起的这场关于迁都及召开三中全会的时间及地点的争论,其实质就是要与武汉国民党左派(包括一些共产党人在内)争夺党权、政权以及军权,妄图把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北伐军完全纳入他的控制之下。
  林伯渠在这场斗争中,开始因中共中央也反对贸然迁都武汉,以及他担心二、六军同唐生智的旧怨较深,怕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后和唐发生纠纷,曾一度赞成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留南昌,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一主张。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他在日记中就曾这样写道:
   早十时抵汉口,当晤张、张、鲍、徐、孙诸同志①,谈次决定各件:
  1.三月一日以前开一政治会议,如顺利,应决定各件如次(否则俟三月一日)(须畏公②速来为原则):
  A、政府及党部速移武汉(附政会改组)。
  B、另组军委会,以一人主席,并以三人副之;关于军事,须三人署名。
  C、在此会中,须决定与商务生密切关系(如农工政策)。
  D、巩固党与政会基础。
  E、财政公开,对各军须平□维持。
  F、军校须在党及军委管辖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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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张国焘、张太雷、鲍罗廷、徐谦、孙科诸人。
  ②指谭延闿。
  ③《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71—72页。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林伯渠不但完全赞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移至武汉,赞成在武汉召开三中全会,而且主张限制蒋介石的权力。林这次到武汉,为争取唐生智等人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还去长沙同唐谈了三次,并会见夏曦与李维汉等人。
  国民党二大后的九名中央常委,因汪精卫、谭平山在国外,胡汉民去香港、甘乃光、杨匏安留在广东,谭延闿、蒋介石在南昌,在武汉的常委只有陈公博一人。林伯渠这次到武汉后,参加“联席会议”的一些成员和鲍罗延等人,还同林伯渠商量决定,请他速回国民党中央工作。因此,二月十四日林伯渠从长沙回到武汉,第二天便回九江交待工作,准备来武汉。
  林伯渠的夫人伍复明,这时已从上海来到九江,他的二女儿秉衡与侄女哲明也从长沙抵浔。林回九江,在向程潜报告武汉诸人的决定并对六军的政治工作进行了交待和安排之后,二月二十日即冒着雨雪,踏着泥泞的道路,携秉衡、哲明登上日本客轮凤阳丸,将家迁至武汉。这天,妻子伍复明亦离开九江,前往上海接其他子女。
  林伯渠到达汉口的次日,即以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身份,邀集吴玉章、邓演达、彭泽民、孙科、顾孟余、徐谦、王法勤、于树德、董用威(必武)、恽代英、江浩、许甦魂与谢晋等二十多名执、监委员开会,否定了南昌方面于二月八日提出的“中央全体会议俟东南战事告一段落另定日期召集”的决议;采纳了武汉联席会议于本月二十一日提出的“三月一日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建议,决定“用中央名义通电各地中央执、监委员如期到会”。二十三日,武汉方面宣布结束“联席会议”,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于是日正式开始办公。当时武汉的实力派人物唐生智和邓演达等,因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不高,有关三中全会的许多准备工作,实际上都落到了资深望重的林伯渠与吴玉章等人身上。
  经过斗争,最后蒋介石终于准许第二批北迁人员到武汉,同意在武汉召开三中全会,但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于三月七日开会时,他却又节外生枝进行破坏。三月六日谭延闿、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李烈钧等和到南昌“劝驾”的陈公博、谢晋离开南昌时,他特意要谭延闿、陈公博带口信,要会议延至十二日再开,并说:“他们能等我……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则虚伪可知”①。后来,当武汉方面为照顾他的面子,将七日会议改为预备会议,正式会议改为十日举行时,他与张静江仍然拒绝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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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果夫:《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93页。

  国民党中央不顾蒋介石的阻挠,于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在汉口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林伯渠在会上作了《江右军前方战况》的报告,并被推举为“设立特别党部”问题的审查委员。这次会议由于左派力量占压倒的优势,通过了关于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和统一革命势力的决议案;制定并通过了《修正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党、国委员在汉临时联席会议继续有效案》,以及其他决议和宣言;确立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会议还选出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孙科、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九人为中执委常委。除这九人为当然的政治委员会委员外,又选出了宋子文、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王法勤和林祖涵六人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也都进行了改选。此外,会议还撤消了中央军人部,决定将总政治部改为直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均设主席团,国民政府委员中设常委。因为有了上述一系列的决定,免除了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的职务,撤销张静江代理中执委常委主席和陈果夫的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这就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势力。
  这次会议,在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虽然还没有摆脱“整理党务案”的羁绊,改变中共党员不能担任中央部长的决定,但在这方面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指定谭平山、吴玉章兼任中央常委秘书(另一名秘书是陈公博),决定在汪精卫到职之前,以吴玉章代理中央组织部长,会后不久军事委员会又推举林伯渠为军委秘书长,国民政府任命苏兆征、谭平山分别为劳工和农政部长等。这些都与过去蒋介石一味限制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领导职务,有了明显的不同。
  在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于树德等共产党人和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控制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阴谋,使一些共产党员又重新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并出任国民政府的部长,这不仅是武汉地区反蒋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对陈独秀要中共甘当“在野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有力冲击。
  在三中全会前后,北伐军在长江下游又取得了新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一月南昌军事会议之后,北伐军根据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制定的《消灭长江流域下游地区敌军的作战计划》,开始向长江下游进军。二月十八日,由何应钦、白崇禧指挥的东路军占领杭州。三月上旬,程潜指挥的江右军和李宗仁指挥的江左军相继入皖,安庆、宣城的敌军陈调元、王普率部起义。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旋即解放上海。二十四日,江右军攻占南京。至此,几乎整个长江流域都被北伐军所占领。林伯渠作为第六军党代表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同前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除处理有关军委的日常工作外,还直接参与了北伐军新占领的一些省份有关党务和建立政权的工作。
  还在江右军向安徽推进时,林伯渠就找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的中共党员柯庆施,商量有关加强皖省党务和建立省政权的问题。柯庆施一九二四年由林介绍参加国民党,派至安徽工作,这时为做皖省的敌军工作,同辛亥革命时曾任皖省都督的柏文蔚来到武汉。林伯渠邀请当时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聂荣臻同柯一起商量,决定由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选派二人,随六军政治部行动,六军入皖后,首先由六军政治部与省党部派人共同组织审判反革命(土豪劣绅)机关。林伯渠并将这一意见,电告了在徽州和秋浦的李富春与李世璋(六军代理政治部主任)。三月二十三日,林伯渠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安徽省应有一政治中心的机关”,要指定数人商量组织省政府的办法。这一意见为会议所采纳。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委员会根据林伯渠、吴玉章、徐谦共同商定的方案,通过了由李宗仁、光升、常恒芸、朱蕴山、麦焕章、沈子修、李光炯、高语罕、朱克靖等组成安徽省临时省政府,并指定李宗仁为省主席。
  江苏省的政务委员会,也是根据林伯渠和吴玉章的提议而委任的。三月二十三日,即二、六军攻入南京的当天,林伯渠与吴就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提出,应组织江苏政务委员会。会议根据他们的建议,当即指定程潜、何应钦、鲁涤平、钮永建、柳亚子、李富春、侯绍袭、张曙时、李隆建、江董琴、顾顺章等十一人为江苏省政务委员。二十五日,政治委员会又指定程潜为该委员会的主席。为了支持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主持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六军政治部进入南京后,还查封了蒋介石授意组织的南京市党部,和由青红帮、流氓组成的所谓“劳工会”,并在经济上给予省党部很大支持。
  但是,随着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北伐战争向长江下游发展,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也愈来愈猖獗。三中全会三月七日开预备会议,九日蒋介石就指使其爪牙惨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十二日,蒋在江西省党部与AB团联合举行的总理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又公开提出我们“就是拥护江西省党部,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应打倒”。十五、十六两日,他又指使段锡朋等封闭了南昌《贯彻日报》,解散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南昌市党部。因自武汉跑回的李烈钧向蒋报告了三中全会的情况,请他“速作移节之计”,十七日,蒋从南昌到了九江,又命令其爪牙,纠集流氓地痞,捣毁了九江的国民党市党部、总工会和农民协会,查封了《国民新闻》,打死打伤多人,逮捕数十人。二十日蒋介石抵达安庆(当时安徽省会),二十三日,又指使流氓地痞捣毁设在安庆的国民党省、市党部,和省总工会及江右军政治部,打伤六人。
  蒋介石这些反革命活动,大得帝国主义的喝采。为了促使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三月二十四日,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炮轰南京,打死打伤中国军队和居民二千多人。蒋介石对于帝国主义的暴行不但不予揭露,反而卑躬屈膝地向它们表示歉意,污蔑“南京事件”是共产党人林祖涵、李富春欲使列强干涉中国革命,故意煽动少数士兵及暴徒肆行抢劫造成的。
  对于蒋介石这些摧残革命运动、反对中共、侮辱国民党中央、勾结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活动,林伯渠非常愤慨。在武汉政治委员会讨论蒋介石在南昌、九江的反革命活动时,他坚决主张改组江西省党部,惩办凶手,开除段锡朋党籍,恢复南昌、九江国民党市党部和其他群众团体。当时,吴玉章也坚决主张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加以制裁。由于林、吴等人的努力,三月二十六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否认段锡朋、程天放、周利生、王锡礼等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资格。决定改组江西省党部,派刘一峰、方志敏、邓鹤鸣、王枕心、李松风、黄实、傅惠忠、李尚庸八人(一半以上是中共党员)为江西省党部改组委员,并决定在正式党部成立之前,由改组委员代行省党部职权,筹设正式省党部。三月二十八日,林伯渠赴南京途经九江时,通过朱培德、唐蟒(原六军参谋长,时任九江卫戍司令)等人,进一步了解了江西情况之后,二十九日又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建议改组江西省政府。根据林伯渠的来电,三十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改组江西省政府的决议,免掉李烈钧江西省主席职务,任命朱培德为主席,黄实、王钧、刘棻、张国焘、刘一峰等十一人为政府委员。
  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对江西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是个很大的支持。免除李烈钧职务的决议四月二日到达南昌后,朱德、郭沫若、傅惠忠等,当日就发动南昌学生、工人占领了江西省党部和省政府,逮捕段锡朋、程天放、洪轨等十余人,迫使李烈钧等逃往上饶。因有了“四·二运动”和朱培德任江西省长,朱德才得以出任南昌市公安局长。此事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来发动八一起义也有着重要意义。
  在反对蒋介石阴谋叛变的斗争中,林伯渠直接参与了武汉方面打算逮捕蒋介石的谋划,并亲往南京与程潜进行接洽。由于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愈来愈猖獗,亟欲取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而代之。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便制定了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计划。关于此事,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曾这样写道:
   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一两天,林祖涵告诉我,国民政府已有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程潜执行。
  他向我说明连日少数要人集议的结果,决定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不使蒋氏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阴谋得逞。如蒋氏违抗,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便可根据国民政府的密令,将蒋氏逮捕起来。
  林祖涵还说到这个重要措施,似是鲍罗廷所授意。为各主要人物所一致同意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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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92页。

  三月二十五日,程潜来电报告江右军已经占领南京,二十六日早六时,林伯渠便带密令赶往南京。因为事关重大,行前他还“访各友谈事”,邓演达、顾孟余、张发奎亦赶至林的寓所送行。
  林伯渠这次赴宁,公开的名义是代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慰问前线将士。同行的,还有许甦魂、唐生明及随员多人。郭沫若本来也是慰问代表之一,因有事羁留南昌,未能同行。林伯渠对蒋的倒行逆施早就义愤填膺,这次肩此重任赴宁,其兴奋心情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但实际上,这时已经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一密令了。
  第一,“此项密令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绸料上,交由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缝在衣缝内”,带到南京转交给程潜的。①但是,就在武汉决定逮捕蒋介石的当天,谭延闿却要陈果夫给蒋带口信,表示一定要追随蒋,同蒋进行暗中勾结。后来,陈果夫在《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中即说到此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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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全会闭幕后,共党正式攻击蒋先生和我……某日,蒋先生派人到汉口,命我赶快离汉,并嘱于离去之前,应与谭先生接洽一次。这一天,正是我军克服上海之日。谭先生很忙,到晚上一点钟才回来,和我见面。他对我说:
  “我的见解不及蒋先生,我初以为此间情形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严重性远出我理想之外。现在我已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了,要想离去亦不可能。但将来必定回南京随蒋先生,并且今后一切必能听蒋先生的话,请告蒋先生,不久必定可在南京会面。”说时,几至泪下。当晚向谭先生告别,二时下船。这时已经没有检查员在码头上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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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94页。

  陈果夫在文中没有讲是什么时间把这一口信告知蒋介石的。但他离汉时,蒋尚在安庆,很可能在蒋还未去南京之前,他就将谭说的这一席话告诉了蒋介石,因而更加引起了蒋的警觉。
  第二,三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已经由芜湖乘舰驶抵南京江面,并于次日驶向上海。就是说,在林伯渠离开武汉时,蒋已经去上海。
  第三,在林离开武汉时,蒋介石已电召程潜至沪,委任程为南京卫戍司令,并将帝国主义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给他的两千万元反共经费调拨一部分给程潜。程通过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及与李济深、黄绍竑、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接触中,已经了解到蒋介石等人将要“清党”,同武汉决裂,他当时虽然还不完全赞成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主张,但主张“调和”,表示“愿赴汉劝合”①。在这种情况下,再让他逮捕蒋介石,不论从客观上或主观上来说,都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因为有了以上种种变化,林伯渠虽然满怀希望赶往南京,但结果却碰了壁。三月三十日薄暮林抵南京时,正逢程潜、白崇禧、何应钦从沪归来,当晚他将“密令”转交程潜,出乎他预料的是,程却以“事关重大,且力不胜其任”为理由,拒绝执行,“主张商谋妥协”②,并要林伯渠同他即刻回武汉去“劝合”。由于逮捕蒋介石的事已不可为,第二天,林伯渠在访问了白崇禧与何应钦,会见李富春及六军的一些人员之后,于当晚与程潜一起返汉。许甦魂、唐生明等则继续留下慰劳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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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湖南文史资料》第2辑,第33、17页。

  程潜和武汉国民党要人,都未料到蒋介石会很快搞到二、六军头上,迅速控制南京。程潜四月四日同林伯渠回到武汉,开始他还极力宣传应与蒋谋妥协,向人表白“不愿与蒋合作,但不合作又无钱”①。因汪精卫回国后,四月五日在上海与陈独秀联合发表宣言,公开宣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是谣言,“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②。此时武汉国民党要人和鲍罗廷,也都以为局势还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想等待汪精卫到武汉后,再筹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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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4月16日。
  ②《汪陈联合宣言》,《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第71页。


  但客观事实很快就揭明了这种企图“劝合”与等待的思想,是多么的天真和愚蠢。没有几天,就传来了上海国民党右派反对中共和武汉国民党的通电,接到二、六军的电报,说蒋要调他们离开南京,渡江去打张宗昌。只是到了这时,程潜才感到上了蒋介石的当,急电二、六军不要离开南京。武汉国民党中央亦感到蒋介石将要进入南京,危害二、六军,才决定派第四军、第十一军支援二、六军,防备蒋介石进入南京。
  但实际上这时已经晚了。程潜离开南京后,第六军代理军长杨杰被蒋介石收买,二、六军在蒋介石连续三道电令与两个参谋的催促下,已于四月七、八两日离开南京。蒋介石不但已进入南京,并且指使流氓捣毁了国民党省、市党部,开始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蒋介石在南京得手之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公开举行了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接着、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何应钦等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也开始大批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动政府,第一次大革命即遭到严重挫折。从一九二六年底开始的,包括林伯渠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因为缺乏经验,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加上一些同盟者的动摇、妥协以至叛变,最后竟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从此,林伯渠的生活和斗争,也就走上更加险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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